中国知识分子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仰,国家有难会舍身往死,把自己的荣誉看得很重。中国人最懂得个人利益可以最大化,但同时又能最大程度造福社会的意义。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包括今年初,四万多医务人员敢于舍身往死,都是出于这种中国人的精神。国家有难,个人生命哪怕是渺小的生命,一旦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联系,生命的意义就被放大了。
钟南山、张伯礼、曾光……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在本次疫情中充分体现了责任担当,这就是国家和自己个人生命息息相关。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
曾光:应对公卫事件,大声疾呼警示是专家的责任
2020年3月,疫情已经向全球扩散。以美国为例,美国有非常多优秀的医学家和公卫专家,临床研究、基础医学研究、美国疾控的公共卫生能力,包括美国多年研究的应急反应理论等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他们本来应该在美国疫情早期发挥关键作用,但是,美国却错过了最关键的两到三个月的窗口期,就是没有关键性的专家发声。刚刚出现疫情的时候就要有人能够“大喝一声”,振聋发聩让美国的决策者能够清醒过来。
假设我是美国公卫专家,我也要大声疾呼,但很可能没人响应,最多有一家媒体发一条很短的报道。阿基米德先生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中国的决策者给了医学专家一个关键性的支点,但在美国看不到这个支点。
王立祥:不同制度下的国民科学素养
面对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人类在面对的这一疫魔时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举措,这其中亦包括了戴口罩。但就戴不戴口罩这一重大选择上,有着截然有不同的答案。它取决于:一是不同的国家制度,决定了是否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折射出是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服务的本质区别;二是不同的国民素养,戴口罩可以有效地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一切取决于国民科学普及与科学素养的程度。
刘世定:根据疫情不同状态,需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有很多种手段,一体化是一种极端,其他还包括自我实施的治理,以及政府或者行业社会组织作为中介的第三方治理等等。
在不同的条件下,治理方式具有的相对优势不同。比如面对新冠病毒疫情这种对人类重大的挑战,其外部负效应扩散范围非常大且非常迅速的时候,一体化治理将展现出相对的优势。如果我们通过自我实施的方式治理,就像有些国家一样,国家仅仅提出建议,大家凭自我意识戴或不戴口罩,参与聚会等,代价非常大。
不同的社会互动特征条件之下,需要有不同的治理的方式。假定疫情常态化,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互动条件,采取相应的治理方式。政府一体化的治理方式,虽然在控制疫情迅速扩散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在其他方面,比如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等方面,通常就不具有治理的相对优势。这时需要注意不能将此处有效的方法简单推至彼处,更不能全部回归到一体化治理。否则,经济方面的各个企业的矛盾、个人积极性以及分散创新能力都会被遏制。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究竟什么情况下需要一体化,什么情况下需要结合其他的方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