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首位盲人登顶珠峰: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想让世界看见我

原标题：亚洲首位盲人登顶珠峰: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想让世界看见我

亚洲首位盲人登顶珠峰: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想让世界看见我

一个盲人为什么要去登珠峰？张洪的回答是：“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世界看见我。”2020年，导演范立欣被这句“心灵鸡汤”打动，决定记录张洪攀登珠峰的故事。

一年多后的2021年5月24日，失明25年的张洪从珠穆朗玛峰南坡成功登顶，从2015年的“户外运动小白”，成为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登顶珠峰的盲人攀登者。三年后的今天，拿命在拍的纪录片《看不见的顶峰》登上全国大银幕，荣获第二届中国华语纪录片大会最高奖。

攀登与拍摄，每一步都曾“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界”。在张洪夫妇与导演的讲述中，我们发现，这个故事绝非励志“鸡汤”那么简单，它关乎平凡夫妻的爱情与承诺，关乎同道兄弟的信任与情谊，是一个普通人在世界崩塌以后不甘、抗争、重新相信世界的故事。

《看不见的顶峰》剧照，张洪和团队正在攀登近乎垂直的冰壁。

夏琼帮张洪拉伸锻炼

1996年，年轻的张洪和夏琼在成都。

2021年5月24日，北京时间上午9点，张洪成为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

夜里气温低，冰川相对稳定，张洪和团队经常在黑暗中攀登。

华语纪录片大会现场，范立欣导演与张洪夫妇合影。

张洪必须跨过冰裂缝上的横梯，横梯下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幽暗深渊。

《看不见的顶峰》全国首映礼上，张洪与向导强子走过海报。 IC photo供图

一根竹竿

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那一刻，张洪没反应过来。

他看不见，只是埋头向前，跌跌撞撞，感觉脚下的雪坡平缓了，雪层更厚了。半个多小时后，他的头突然撞在前面夏尔巴向导的背包上。站稳以后，夏尔巴转身拍他：“张洪，You summit（你登顶了）。”

海拔8848.68米的地方，氧气只有海平面的四分之一。体力过度透支，张洪无力回应，好像“还没醒过来”。夏尔巴带他到一个雪堆前靠着，用对讲机呼叫大本营。张洪听不懂夏尔巴一连串的英语，只听懂了自己的名字，“他声音很兴奋，而且对讲机里传来欢呼。”这时，张洪才确信自己站上了世界之巅。

张洪不是天生失明。小时候，在重庆长寿的一个小山村，他喜欢眺望高低起伏的山丘，也喜欢透过家里土坯房的墙缝，凝视远处山峰的轮廓。土坯房原是生产队的仓库，没有窗户，桌子上的一盏煤油灯，是家里夜晚的光源。

家里有五口人，父亲和叔叔都不需要光——他们是天生的盲人，离不开一根两米长的竹竿。每天，母亲和奶奶去生产队干活，张洪抓住竹竿的前端，父亲抓着中间，叔叔抓着尾端，三个人一同出门，去镇上摆摊卖唱。有一次，刚下过雨，经过一片水田，张洪脚底一滑，三个人一起摔到水里，田里干活的人哈哈大笑。

三天两头被喊“瞎子的孩子”，张洪想逃脱这样的阴影。到成都锦江针灸学校求学、实习后，他一度忘记了那根竹竿。蹬着老师送的旧自行车，穿着大红色毛衣，背着一台傻瓜相机，在成都街头“咔嚓咔嚓”按下快门，21岁的张洪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最美好的年华，爱情突然降临。“一个女孩从桥的一头走过来，长发及腰，穿着蓝色的牛仔裤、黑色的皮背心、橘黄色的方头高跟鞋，很有活力。”

在电影《看不见的顶峰》观众见面会上，张洪说，因为后来看不见，“我爱人在我脑海里面永远停留在20岁的模样。”坐在旁边的夏琼笑了，像个20岁的女孩，转头看向老公，伸手去摸了一下他的脸。

夏琼是成都女孩，家里条件不错，很早就买了电视机，楼上楼下都去她家看电视。她最爱看金庸的武侠故事，《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看得多了，跟朋友们出去玩，遇到事情，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行侠仗义”。

在亲友们眼中，夏琼漂亮能干，十六七岁就自己做小生意，挣下上职高的钱。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谁知，夏琼偏偏看上了张洪。她向记者回忆两人的第一次遇见：“咱也不是CT机，也不是B超机，对吧？第一眼有眼缘，觉得小伙子还挺精神的。”

可惜，两人没来得及表明心迹，命运就给了张洪当头一棒。第四次见面时，他的眼睛开始红肿、胀痛，窗外的大厦轮廓逐渐消失。夏琼拖着他去医院，在诊断单上，医生写下“青光眼、虹膜炎、葡萄球菌感染”。也许是嫌病人就医不及时，医生皱着眉头说，春天马上到了，你可以去林子里找根竹竿。

童年时父亲和叔叔赖以出行的竹竿，又回到了张洪身边。尽管与两位盲人长辈朝夕相处那么多年，张洪一次也没想过，自己可能会看不见。毕竟，父亲和叔叔从未诊断过发病原因，他甚至从未听说过“青光眼”。医生说“治疗很麻烦”时，他仍心存侥幸，坚信哪天醒来，眼睛就会康复如初。

1996年末的一天早上，张洪醒来，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像有一层浓雾。他举起手，在眼前晃动，什么都看不见。他忍不住问夏琼，为什么天一直不亮？夏琼说：“天早就亮了。”一瞬间，张洪感觉世界崩塌了，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

“那我可不可以尝试一下？”

猝然失明，摸不到的门，夹不到的菜，磕磕碰碰的每一天，都是压在张洪身上的稻草。此时，拥有强大内心的夏琼，就像中的女侠一样，不离不弃地陪伴照顾他。

和所有门不当户不对的姻缘一样，夏琼的家人一致认为，她这辈子完了。父亲叹息，“千挑万选，选了一个漏油的灯盏。”最疼爱她的外公说：“你要是真打算跟他，以后就别再进这个家门。”

听到这些话时，张洪站在屋外，攥紧拳头，张开又合上，最后只能朝自己的胸口狠狠捶打。那应该是执念最早萌芽的时候，他迫切地想证明，“夏琼选择我，没错！”

越是急于证明，越是暴躁易怒。有一次，夏琼做好饭菜，端到桌子上，张洪小心翼翼地挪动到桌边，腿还是磕在桌角上。他瞬间失控，把饭菜从三楼的窗户扔出去。夏琼满腹委屈，差点夺门而出，最后还是不忍心，回头问他，还想吃点什么。

平静下来，张洪又觉得后悔。最消沉的时候，他试图，被夏琼撞见，将他拉了回来。从那以后，夏琼去哪里，都带着张洪。张洪喜欢足球，夏琼就买来《足球报》，读给他听，带他去商场、去户外大屏“听”球。

反反复复的暴躁、内疚、道歉后，张洪终于接受了失明的事实。他和夏琼开了一家店，领了结婚证。店面很小，只能放下两张床，但在两人的操持下，生意渐有起色，他们甚至在成都买了房子。

生活步入正轨，如果没有意外，他们应该也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度过平淡安稳的一生。可张洪总觉得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盲人，难道就只能一辈子干吗？他不甘心，继续折腾。

转让了店，两人到上海打拼。求职的起点，还是只能从开始。夏琼拉着他，一家一家店挨门拜访。

后来，张洪做了销售，用盲杖探路，拎着大袋子，在街头利用一切机会跟人搭讪。好奇的人很多，盲人还能做销售，真不错！真正购买产品的人却寥寥。

他还尝试过创业，跌宕起伏后，无疾而终，再次回到成都。

2012年，通过客人的介绍，张洪成了一家民营医院的理疗科医生，工作地点在拉萨。那时，儿子天海已经6岁，准备在成都上小学。去西藏，又一次远离妻儿，就连一向支持他的夏琼，也只是勉强同意。张洪义无反顾，揣着300元钱，坐上了开往拉萨的火车。

拉萨，一个离珠峰很近的城市，户外爱好者们的天堂。张洪并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登山家洛则。洛则以前是西藏登山队队员，登顶过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2008年，作为北京奥运会的珠峰19位火炬接力手之一，他第三次登顶珠峰。张洪坦言，这些都是他后来知道的，那时他对登山“一无所知”，只觉得对方是个英雄，抱着“追星”的态度，他和洛则见了一面。

会面约在一家甜茶馆，洛则亲切、热情得出乎意料。开始，张洪还要喝茶，以掩饰内心的紧张。后来，听着雪崩、头盔、冰爪这些新鲜的词语，他不自觉地放松了身体。说到攀登冰壁时，洛则挪到张洪旁边，抓着他的手，模拟如何手脚并用攀爬冰壁。

那一瞬间，鬼使神差，张洪脱口而出：“有没有盲人登顶过珠峰？”洛则回答：“有。”一个叫艾瑞克·维汉梅尔的美国人，2001年登上了珠峰。

这个答案让张洪又意外又惊喜，他忍不住追问：“那我们中国有没有盲人尝试登顶珠峰呢？”洛则的回答是否定的。

“那我可不可以尝试一下？”那是2015年，张洪40岁，失明将近20年，仿佛开玩笑一般，这句话成了他撕掉盲人标签的起点。

第一个支持的人

“一开始张洪跟我说要去爬珠峰，我以为他就是心血来潮，都没往心里去。”夏琼觉得，这只是一个玩笑。那是2015年国庆节，张洪从雪古拉峰回来之后。

雪古拉峰是张洪第一次登顶的山峰。它名字里有个“雪”字，却没有雪线，海拔仅5800米，一般被视为初级登山爱好者尝试探险的理想之地。张洪从洛则口中得知，西藏自治区工委正在组织攀登雪古拉峰的活动，他不假思索，花了几千元购买冲锋衣、冲锋裤、徒步鞋和登山杖。

出于安全，主办方为张洪安排了一位藏族小伙当向导。向导走得小心翼翼，张洪却渐入佳境，感觉那小伙子“还走不过我”。最后，两人第一批抵达顶峰。在山上，张洪感到呼啸的疾风吹来，脸和鼻孔被刮得刺痛，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和清爽”。他在口述中写道：“我突然意识到，登山，也许就是那件我一直在寻找的‘具体的事’！”

从21岁到40岁，张洪一直在折腾，他想寻找一件“具体的事”，“通过做成这件事，让夏琼、让天海获得尊重，从而让他们能以我家人的身份，有尊严、有信心地活下去。”

选择张洪，夏琼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为妻子做点什么，让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的选择并没有吃亏”，是张洪的执念，也是他对妻子的承诺。

而作为一名盲人的儿子，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天海的成长可能面临的嘲弄和压力。“鸡娃”不如“鸡自己”，张洪希望成为儿子的榜样。

从雪古拉峰下山后，他逢人就“吹牛”：我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登顶珠峰的盲人。所有人都觉得他在开玩笑，有人在背后嘲笑，“这哥们儿不光是瞎了，而且疯了。”张洪不服气，“艾瑞克可以，我为什么不行？”

艾瑞克的条件得天独厚。他家境优渥，父亲是热爱橄榄球的华尔街高管。虽然13岁就失去视力，但他从小热爱运动，一直接受专业训练。摔跤、骑行、马拉松、攀岩、登山甚至皮划艇漂流，艾瑞克完成过许多普通人都难以企及的冒险。他是一位天生的探险者。

相比之下，40岁的张洪仅仅摸到了户外运动的一扇窗，在这个领域，他的履历一片空白。作为理疗医生，他“最常进行的运动，是从这个床位摸索到那个床位。”一家人定居拉萨没几年，资金方面更是捉襟见肘。夏琼告诉记者，专业攀冰一天的教练费，差不多是她一个月的工资。

普通人爱情的力量有多伟大？跟拍了张洪和夏琼将近两年，《看不见的顶峰》导演范立欣说，夏琼对张洪是一种无私的爱，是奉献，而不是占有。张洪去户外登山，快乐了很多。夏琼对记者说，“他高兴，我也替他高兴。”

可同样是山，珠峰是什么样的存在，她很清楚，她不希望张洪冒险。纪录片中，张洪团队冲顶时，就遇到了登山者的尸体，有人正在把尸体送下山，队友们停步静默，独独瞒着张洪，让他误以为只是在让路。

即便如此，当夏琼意识到，登珠峰这事儿，张洪是认真的，她第一个站出来支持。

没有钱进行专业训练，最实惠的训练是爬楼梯。张洪买来铅块，绑在双腿和背上，每天负重30多公斤，戴着阻氧面罩，在拉萨的公寓里爬楼梯，从2楼爬到11楼，坐电梯下去，再一步步爬上来，一爬就是7个小时。每隔两三个星期，他还要进行一次加强版训练——下班回家后吃东西喝水，晚上8点整装出发，24小时不间断地上上下下，直到次日晚上8点。仿佛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张洪坚持了两年半。

有一次，夏琼把铅块绑在腿上，徒步去上班，尝试体会张洪的感觉。还没走出公寓楼，感觉就不行了，赶紧把铅块拆下来。她还试过把卧室的门窗紧闭，灯光关掉，闭上眼睛，深陷黑暗，狭小、无助的感觉瞬间将她湮没。强大的同理心升华了爱情，夏琼撑起了家里的经济支柱，毫无怨言：“咸鱼都有翻身的机会，他已经看不见了，我没有理由阻止他追求梦想。”

筹款与电影

2020年大年初一，范立欣导演找到张洪，要把他登珠峰的故事拍成纪录电影。张洪觉得“这事儿完全不靠谱”。

从对方的自我介绍中，他知道，范立欣是一位导演，其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曾经获得多项国际大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艾美奖纪录片大奖的导演。范导说，拍纪录片不需要张洪花一分钱，并且将来可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影院放映。

这样一位国际大导，免费来拍籍籍无名的自己？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个时候能不能去攀登都是未知数，因为啥都没有。”张洪向记者坦露当年的心迹，筹款已经两年，始终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普通人攀登珠峰，费用大约是5万美元，包含交通、物资、餐饮、保险、向导等。盲人需要的费用是普通人的三四倍，大约是15万至20万美元。为了这笔巨款，2018年，张洪辞去医院的工作，开始“创业”。说是“创业”，其实就是辗转全国，向每一个有兴趣的人“吹牛”，寻求支持。

“创业”并非毫无收获。张洪热爱足球，他想过一个创意，去找国足队员签名，带着签名的横幅众筹。

2019年10月，他去了广州，带着一个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二零二二卡塔尔世界杯中国队必进”15个大字。在国足对战关岛的比赛前，张洪遇到一位热心的体育记者。记者帮他联系到一位国足新闻官，他果真拿到了杨旭、艾克森、张琳芃的签名。国足新闻官还赠给他两张票，他坐在现场，“听”到中国队以7比0战胜关岛队，不禁跟球迷们一起欢呼。但最终，他还是不好意思，没有提起筹钱的事情。

2018年，他独自一人，乘火车去重庆，拜访心目中的偶像杜富国，向他分享了盲人外出的行走经验。他还认识了刚刚登顶珠峰的“无腿老人”夏伯渝，后者为他介绍了高山向导强子。

强子在登山圈赫赫有名。2016年，他带着时年67岁的夏伯渝，登上了哈巴雪山。2017年，带领7岁的法国小女孩登顶南针峰，创下了年龄最小者登顶世界纪录。

范立欣用“绝对的钢铁直男”来形容强子，“跟他说什么都没兴趣，他只对登山有兴趣。”张洪在宁波机场和强子匆匆会面时，大约也看出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询问：“有没有兴趣带一位盲人去登慕士塔格峰，还有珠穆朗玛峰？”强子的回答更简洁：“可以，很有兴趣。”

强子曾经拒绝过一位盲人，因为对方没有任何登山经验。而坐在他面前的张洪，已经在藏区生活了七八年，攀爬过海拔6010米的洛堆峰、海拔7050米的卓木拉日康雪山，并与死神擦肩而过。那是在卓木拉日康雪山下撤途中，只差半步，他就会滑入一条冰裂缝，自由落体。

向导有了，资金的坎儿却始终迈不过去，张洪不免灰心。这时，一位大导演莫名其妙要来拍纪录片，张洪的第一判断是“这事儿完全不靠谱”。范立欣当然理解张洪的反应，实际上，朋友最初讲述张洪的故事时，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话，“我觉得这事儿特别不靠谱，基本没有希望”。

幸好，纪录片导演的职业敏感，让他抓住了这个故事。聊完张洪的成长经历，范立欣问了每个人都会好奇的那个问题：你作为一个盲人，为什么要去登珠峰？张洪的回答是：“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世界看见我。”范立欣被这句“心灵鸡汤”打动，当即决定拍摄，“而且这不光是一个攀登或者冒险的故事，还可能是一个爱情故事。”

第一次见面后，范立欣隔三差五飞到拉萨，找张洪吃饭、聊天，吃完饭，又飞回北京。“我得让他尽快搞清楚，我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范立欣告诉记者。

一个月后，张洪相信了。“我也没啥便宜可占的，并且，如果真的能登顶，我自己没办法拍摄任何影像，如果有人跟拍，也是件很好的事情，对吧？”他向记者解释，珠峰影像是自己无法分享给爱人的礼物。

当张洪开始相信，更多的善意随之而来。2020年，他收到了第一笔资金5000美元，来自一位企业家的赞助。不久，另一位企业家邀请他参加公司团建，去云南的茶马古道徒步。茶马古道地形复杂，陡坡、岩壁随处可见，团建队伍里没有一个熟人，张洪还是去了。四天徒步120多公里后，获奖队友不约而同，都把奖金捐给了他。

正式出发前不到两个星期，张洪终于凑齐了所需资金。

拉练中的“暴风雪”

2021年3月30日，张洪一行从广州出发，飞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4月11日，抵达海拔53米的珠峰大本营。从大本营登上海拔8848.68米的世界之巅，是全世界登山家梦寐以求的征途。

对普通的“氪金玩家”来说，珠峰南坡大本营就像一个豪华客栈。餐厅、工作室、会议室、厨房、淋浴室、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应有尽有，每个登山者都有独立帐篷，帐篷内配有单人床和海绵垫，营地甚至还有专做中餐的夏尔巴厨师。但对于张洪，这里的一切都是升级版的陌生难题。从最简单的通往卫生间的路线，到最危险的拉练，他必须逐一适应、熟悉、攻克。

曾经没有人相信张洪能登珠峰，也有人质疑，张洪根本看不见，所谓的珠峰挑战是不是请七八个夏尔巴向导给抬上去？商业攀登的快速发展，的确让“保姆式攀登”为人所诟病。范立欣也一度担心，张洪会不会对向导过度依赖，但后来拍摄的攀登全程让他意识到，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张洪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顶峰。

实际上，拒绝“保姆式攀登”，是向导强子旗帜鲜明的态度。他在一篇珠峰的科普文章中写道，“珠峰有钱就能登，大不了多吸几瓶氧气，多请几个夏尔巴”，这样的想法不仅傲慢，还缺少对登山的基本认知。在他看来，氧气只能解决8000米生命禁区的缺氧问题，无法弥补体能，而熟练的攀登技巧会影响体能，体能的好坏直接会影响到氧气的消耗。

张洪也深知，向导或许可以偶尔帮忙操作上升器、穿脱冰爪，但在珠峰的极端环境下，“我要学会独立操作所有装备，这关乎我的性命。”在国内集训时，他白天跟强子练习攀冰技巧，夜里躲在卫生间，整宿跟上升器较劲儿。先是赤手，再戴上薄手套，最后换抓绒手套、羽绒手套，几百次、上千次地重复操作，直至练出肌肉记忆。

尽管如此，第一次拉练的危险，还是让张洪几乎崩溃。4月18日，第一次拉练开始，目的地是珠峰旁边海拔6100米的罗布切东峰。从凌晨3点到午后1点，张洪跟随强子爬上了罗布切东峰的山尖。下撤时，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风雪肆虐中，两人没配合好，张洪的头磕在冰壁上，他对着强子爆发了：“那么危险的训练，到底有没有必要？”

其实，在国内外高峰探险中，正式冲顶前，都要先进行拉练，既是磨炼技巧，也是让身体适应高山环境。但张洪太焦虑，太急于证明一切，他宁愿在攀登中受伤，也不愿在拉练中出局——他觉得那是最名不正言不顺的出局方式。

暴风雪中，两个“钢铁直男”陷入了冷战，这还只是第一次摩擦。

在昆布冰川拉练时，张洪最担心掉进冰裂缝。支离破碎的昆布冰川，是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冰川，因此被称为“恐怖冰川”。无底洞一般的冰裂缝、高高耸立的冰壁、随时可能倾泻而下的悬冰川，还有时不时轰隆隆的冰崩……张洪看不见这些危险，每一次，强子都会告诉他，这个裂缝大概是20厘米，或者50厘米，或者1米。但不管强子说的是多长，张洪总是跨到自己的极限——1米以上。强子很恼火，为什么要做无用功浪费体能？张洪的想法源于黑暗中的本能，跨度越大，就越安全。但事实上，如果跨度太大，可能就跨到下一个冰裂缝里了。

从珠峰回到平地两年，张洪坦然承认，“那时还是太缺乏安全感。”他告诉记者，后来才意识到，“只有百分百听从向导的每一个指令，你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安全，这就是信任。”

等待窗口期时，张洪的胆囊炎突然复发。纪录片中，他疼得蜷缩在被子里，看不到脸，只听到轻微的呜咽。他无法接受，几年来的努力，因身体意外而付诸东流。强子也无法接受，因为在此之前，他对张洪胆囊的旧疾一无所知。在口述中，张洪写道：“他非常严厉地告诉我，他们会仔细观察我的身体情况，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我本人诚实配合。”

一次次的“暴风雪”，让张洪意识到，在珠峰，信任关乎生命安全。然而，盲人对环境和他人的信任有多难？强子蒙着眼睛在碎石里走了一圈。原本5分钟的路程，他走了20分钟，每一步都很艰辛，深一脚，浅一脚。摘掉眼罩后，他对张洪的不理解完全消融：“我以前以为这里面缺少了信任，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可能这个信任已经给到了最多，或者给到了极限。”

拿命在拍的纪录片

从大本营启程冲顶前，张洪掏出手机和身份证，交给范立欣，甚至还录了一段“遗言”。范立欣一直留在大本营“坐镇”，他自称是整个攀登和拍摄团队“最菜的一个”。

范立欣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他得过骨结核，3岁时就做了6次大手术，左膝盖被挖掉了1/3，在医院里躺了3年。直到现在，膝盖上还有个凹进去的小洞。“我们就是一个奇异旅行团，一个盲人偏要登珠峰，一个运动小白偏要拍珠峰，还有一个只关心登山的钢铁直男强子。”

为了拍片子，范立欣跟张洪一样，开始爬楼梯，负重10公斤，每天100层。最终，他跟张洪一起登顶了罗布切东峰，但挑战珠峰直接被强子劝退了。

随张洪和强子一起攀登拍摄的，是两位专业的高山摄影师王振和丁亮。丁亮是强子的好朋友，两人合作多年，冲顶珠峰，也是他此行的目标之一。王振是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徒手攀岩（free solo）》的中方摄影师。在他的豆瓣主页上，每一个标签都意味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户外摄影师、7大洲探险家、登顶珠峰、高难度山峰拍摄。范立欣告诉记者，王振本来接了另一部片子，被自己各种忽悠，好不容易挖了过来。

在户外圈里，王振被崇拜者称为“神兽”，藏族兄弟则叫他“牦牛”，拍摄高海拔、极限类户外影片是他的职业，但这一次的体验还是让他刻骨铭心，“海拔8千米我断氧40分钟，心脏近乎衰竭。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一步都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界。”

有经验的登山者都知道，攀登途中的节奏非常重要。节奏一乱，消耗的体能就是十几倍的。张洪是个盲人，在一个跨越冰裂缝的视频中，普通登山者的一步，他足足用了3分钟。而作为摄影师，不仅要背着攀登装备、相机、电池、无人机，随时跟着张洪，而且一会儿在前面拍，一会儿从后面拍，等队伍过去以后，还要把机器设备收起来，然后加速赶上队伍。

张洪曾描述他在海拔8000米左右攀登的感觉，“好像有人用手从我的嘴巴伸到我的胸腔，用力抓住我的肺，使劲向外拉拽，一定要把我的心和肺给拽出来一样。我快要窒息，根本无法呼吸……”摄影师跟张洪经历了一切，并且，他们的感受是加倍的。“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可以说我们摄影师是拿命在拍。”范立欣感叹。

纪录片中有个镜头，张洪一步步跨过冰裂缝上的横梯。梯子的宽度刚好能放下两只并拢的脚掌，梯子横梁之间的距离，刚好能容纳冰爪脚尖和脚后跟卡进齿缝间。镜头自上而下，横梯下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幽暗深渊。范立欣告诉记者，这个镜头是摄影师用了一个超轻型的独角架，就像一个加长加粗版的杆。拍摄时，摄影师站在冰裂缝边缘，手持独脚架，把镜头伸到横梯上空，“相当考验体力”。

张洪记得，过昆布冰川的时候，摄影师的无人机曾掉进冰裂缝。裂缝有点深，谁也不知道里面的冰是坚固的还是脆薄的，下去以后能不能上来都是未知数。但是，如果不捡无人机，接下来的拍摄就会缺失大量镜头。挣扎一番后，王振自己一个人，一点一点下到冰裂缝里，把无人机捡了上来。

挑战极限的不只是人，在高海拔的珠峰，设备也要接受考验。给设备充电只能用太阳能，但2021年的登山季天气非常糟糕，大雪一下就是三四天。昂贵的柴油发电机用不起，观察式拍摄又要求摄影机不能停，纠结的摄影师只能把电池放在睡袋里保暖。

出发前，范立欣特意请教了一位有过珠峰拍摄经验的朋友。朋友告诉他，珠峰不光是气温低，气压变化还大，机械硬盘受气压影响，容易坏。朋友传授他一个小诀窍，硬盘上有个特定的地方，把标签撕开，它里面是橡皮的，在上面戳个洞，这样内外气压就平衡了。

内行大腕的办法，范立欣欣然接受。出于导演的谨慎，他还做了预案，只戳了一半硬盘。到了珠峰大本营一看，50块硬盘坏了40块，而且坏得毫无规律。来不及崩溃，范立欣赶紧跟直升机飞行员联络感情，请他们帮忙，每天把硬盘带下去，拷贝后再把新硬盘带回来。问题层出不穷，范立欣说，拍摄难度不亚于攀登一座纪录电影的“珠峰”。

8700米的放弃与攀登

摄影师拍摄了360个小时的素材，但在距离峰顶只有100多米时，摄影师和向导强子都从张洪身边离开了。

每小时50公里的风速，外加降雪，氧气瓶的调节阀被冻住了，氧气正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泄露。虽然准备了3份备份的氧气，但氧气还是不足以供团队所有人继续攀登。在8700米的夺命海拔地带，如果没有氧气辅助，一般人可能连10分钟都挺不过。如果整个团队继续攀登，每个人都凶多吉少。

生死关头，强子决定，包括他和两位摄影师在内的五个人下撤，把足够的氧气留给张洪，还有状态最好的三个夏尔巴向导，让他们继续冲顶。

在四姑娘山，在慕士塔格峰，在一次次集训和拉练中，经过两年多的磨合，强子已经成了张洪在高山上最默契的眼睛。突如其来的决定，一度让张洪心生退意，“我们一起来的，我们一起爬，一起下。”但强子对他说：“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登顶，对你来说，你可能一生就这一次机会。”说完，强子往顶峰的方向轻轻推了他一把，让他继续前进。

张洪记得，强子的语气很平静。但在珠峰大本营，范立欣听到的是对讲机那头的泣不成声。强子和丁亮此前都没有登顶过珠峰，作为登山者，世界之巅的风景，是他们无法抗拒的诱惑。如果此行只是他们个人的攀登，不是陪伴张洪的节奏，氧气亦足够他们登顶并下撤。但丁亮是一名摄影师，有自己的职业准则，强子是一名职业向导，深知带张洪平安回家，比登顶珠峰更重要。他们必须在海拔8700米放弃。

下撤到四号营地后，强子跟范立欣说，张洪这么多年太苦了，“这次要上不去，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再筹到钱，再来一趟，再爬一趟，还能不能爬上去，我真的不想让他再遭一遍罪了。”在对讲机里，范立欣听到强子和丁亮的哭声，也忍不住飙泪。

大约是顾虑到登山家的公开形象过于“硬核”，三个男人痛哭的花絮，范立欣很少对外讲。张洪跟强子分开后的故事，纪录片中也没有过多呈现，留给观众的是长达45秒的黑场，伴随着张洪重重的喘气声。

张洪说，刚刚分开的几分钟，他的脑子一片空白。走了没多远，他突然惊醒，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崩溃。“我和夏尔巴之间没有任何的语言交流，他们讲英文，我只会讲中文。”张洪只能听懂最简单的几个单词，“go、up、stop”之类，他几乎是被夏尔巴向导“连哄带骗”，爬完了最后的100多米。

近乎绝望时，他问夏尔巴向导，还有多久登顶。对方回答，半小时。一个又一个“半小时”后，仍然没有登顶。后来，张洪才知道，全世界的夏尔巴向导都是这么回答登山者的。

海拔8790米处，耸立着珠峰的最后一道拦路虎——希拉里台阶。这是一条宽度仅30厘米左右的山脊，两侧都是万丈悬崖，“左边掉下去2400米就是尼泊尔，右边掉下去3600米便是中国的西藏。”山脊远看像一片刀刃，通常只允许一人通过。2019年的珠峰“大堵车”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因为攀登的人太多，约250至300人阻塞在前往山顶的最后一道坎上，致使11人身亡。张洪登顶前12天，两位世界知名的登山者在希拉里台阶遇难，他们已经征服了洲最高峰中的六座，珠峰是最后一座。

到达希拉里台阶时，张洪已经走不动了，冰爪在岩石表面直打滑。他只好蹲下，一只手抓住路绳，另一只手当“眼睛”，先摸自己的脚尖，然后顺着脚尖往前一寸一寸地触摸，寻找安全的落脚点。确定了落脚点，再用手去寻找身体的支撑点，最后把脚迈出去。

走不动的时候，他会用左手抚摸右肩上的国旗，“这时候我好像会看到很大的五星红旗，看到我爱人在向我鼓掌，因为我爱人在我脑海里面永远停留在20岁的模样。”

有一次，张洪迈出去的右脚还没着地，突然听到夏尔巴大吼：“No！No！Stop！Stop！”他赶紧收脚，下山后，才从翻译口中得知，那只脚一旦跨出去，他落下的位置就是2000多米的悬崖。

步步惊心，花了近两个小时，张洪通过了希拉里台阶。

北京时间5月24日上午9点，登顶的那一刻，张洪后知后觉。喜悦和放松的感觉只有两三秒，更大的恐惧就笼罩了他，“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几点钟了，不知道时间，你就无法判断登顶是早还是晚，有没有时间下撤。”张洪始终牢记着拉练时营地指挥对他说的话，顶峰不是最终的目标，登顶只是一半路程，你的最终目标是回到大本营。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超过90%的死亡是从海拔8000米开始的，其中很多都发生在登顶之后。

“我要活着下去。”这个念头让张洪忘记了来之前的种种设想，喊口号、摆pose，统统都忘了。简单拍了几张照片、一段视频，他催促夏尔巴向导，go down，go down。

下撤的路途果然更凶险，张洪不记得自己摔了多少次。有一次摔倒后，他好像做了一个温暖的梦，周围不冷了，狂风听不到了，“身体好像飘起来，天边甚至还飘着七彩祥云，远处的阳光照射过来无比温暖。”

他好像听到了夏琼的声音：“你说过，回来以后给我买一辆汽车的。”张洪的意识回来了，他被夏尔巴向导唤醒，挣扎着爬起来。

5月25日晚上，张洪回到了二号营地。二号营地海拔00米，已经是比较安全的地带。连续攀登50多个小时，水米未进，张洪倦极而眠。事后他才知道，此时的强子正面临着又一次艰难抉择。

冲顶珠峰的窗口期只剩5天，如果错过，只能等一年之后。从8700米下撤途中，强子一直抱着一丝希望，再过两天，如果天气好一点，“还可以再冲一次。”已经把张洪安全带回了二号营地，是陪他回到大本营，还是从二号营地向上，再次冲顶？诱惑近在咫尺，第二次的克制比第一次更难，但强子最终还是打电话给范立欣，这一次他没有哭：“我今年就不爬了，我一定要把张洪带下来。”

5月27日9时，张洪和团队所有人一起，安全回到了南坡大本营。脱去冰爪，双脚回归大地，曾经的摩擦与芥蒂烟消云散。第二年，强子再次来到珠峰，登顶成功。第三年，珠峰上“过命的”信任和承诺依然影响着张洪，他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没有经历过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上攀登，永远无法理解什么叫‘不登山，无兄弟’。”

心中那座看不见的顶峰

张洪登顶的那一天，夏琼第一时间接到了范立欣的电话。她正在医院诊室给病人理疗，听到消息，一下子绷不住，“眼泪自己就滚出来了”。她慌忙躲到帘子后面，平复情绪。

夏琼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落泪，尤其是面对张洪，她总是笑声朗朗。张洪登山多年，离别时常发生。夏琼为自己安排了很多事情，建读书群、去健身房撸铁、学习开车考驾照。

张洪去尼泊尔前，两人告别，隔着车窗，她霸气地“命令”老公：“不管上不上得去，都要平安回来，你自己的老妈你自己回来养，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回来教！”2021年登山季的每一天，她都在加班，最早一个到，最晚一个走。“那年我被评为单位的优秀个人员工，1000多个人，就那么两三个名额。”

纪录片的末尾有一个“彩蛋”，那是张洪一直想为夏琼做的一件事——带她去看海。范立欣扛着摄影机，拍下了张洪秘密筹划的惊喜。下车前，夏琼以为只是陪张洪去见朋友，她在车上睡着了。车子一路开到深圳的海边，她被叫醒，眼前是梦想多年的大海。她难掩雀跃，说了一句让张洪震撼、也让观众“重新相信爱情”的话：“你的梦想是向往高山,我的梦想是向往大海,事实证明,高山和大海是可以在一起的。”

在大本营录的“遗言”里，张洪对妻子说：“如果我能回来，我会加倍地弥补，努力让你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这个承诺，张洪做到了。他们买了一辆二手车，夏琼不敢上路，张洪说，我陪你练。然后，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瞎”指挥。第一次驾驶，10多公里的路，两人开了一个多小时，一会儿熄火一次，但谁都没发脾气。

“人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采访中，谈到珠峰之行对张洪的改变，夏琼这样说，“他不像过去那么急躁了，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礼物。”

不仅是对夏琼，与从前的自己握手言和后，张洪发现，儿子天海突然成长了很多。去年暑假，他带着天海参加戈壁滩徒步。108公里的高温跋涉，整整4天，天海不仅走了下来，而且全程没有抱怨，还会照顾老爸。

首登珠峰的盲人艾瑞克下山后，团队负责人告诉过他一句话，不要让登顶珠峰成为你做过的最棒的事情。张洪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但从封闭心房的硬壳中走出后，不知不觉，他做的“最棒的事情”越来越多。

他敞开心扉，公开讲述从前只字不提的原生家庭，讲述失去光明后的百转千回，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看不见的顶峰》。他去残联、学校、机构演讲，在北京市盲人学校，一个残障学生听完后大声宣告：“我也想去珠峰。”

今年11月18日，纪录片《看不见的顶峰》荣获第二届中国华语纪录片大会最高奖——“特别推荐年度纪录电影”。张洪在朋友圈发布喜讯，配文写道：“人生就是一段登山的旅程，我们每天都在攀登心中那座看不见的顶峰。”同样是在这个月，他报名的国际公益管理课程刚刚开始。张洪已经准备好，从零开始，在公益的领域继续攀登。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