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在1978年到1998年间,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儿科专业从医学院本科专业目录剔除,变成了临床医学中的一门课程。这被认为是儿科医生缺失的主因之一。
这样的专业设计固然有彼时的具体考量,但也客观上导致了儿科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与成人患者不一样,儿童就诊沟通难、问诊难、吃药难、诊治难,让医生的工作量倍增。另一方面,儿科医生实际上是全科医生,对诊疗技能要求更为全面。这意味着在接受医疗教育阶段与规培实习阶段,儿科医生需要付出更多汗水才能走上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儿科一直以来也都是医患高发的科室。一个孩子看病,往往是几个大人陪同,孩子一点哭闹就可能带来家长的指责,业内自嘲“三天一骂、七天一打”。
总的来说,眼下的儿科之困,既受感染量激增等现实影响,也是多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每逢流感季,人满为患的儿科都会引起各方关注和讨论。现实破题,笔者认为关键是在以下几方面坚持发力。
其一,加强儿科医生培养,做大人才基本盘。2016年,教育部重启儿科本科招生,并将儿科学专业化教育前移,设定了到2020年每省至少有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专业教育的目标。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的儿科医生短缺之困,相信终将随着专业教育的持续推进而解决,随着人才基数增长,传统“金眼科、银外科,千万不做小儿科”的偏见也将得到有效扭转。
其二,提高儿科医生待遇,夯实职业获得感。2016年,六部委曾联合发布通知,专门聚焦提高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就实际来看,收入待遇是一方面,政策效应的释放也同样有一个过程,而一些医院对儿科医生设定的入行门槛,也无形中拉低了职业尊重感。这些梗阻都需要在进一步改革中破除。
其三,加大资金投入,重视儿科发展。在“儿科荒”、儿科“看病难”问题凸显背景下,多地政府加大了对儿科的投入,许多儿童医院都扩大了办医规模,但这种办医规模的扩张主要体现在床位数的增长。“财政补贴到盖楼”之外,更要落实到充分改善儿科医务工作者的待遇上。
其四,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做到源头解压。国家卫健委针对儿童呼吸道感染人数增多的困境,指导各地加强统筹调度、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即建议症状较轻的患儿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但实际上,我国基层卫生机构由于用药、设备等限制,无法充分满足儿童的就医需求。家长对基层医疗机构治疗能力存在较大质疑,这也使得落实分级诊疗制度较为困难。
综合来看,解决儿科之困,不能单纯停留在喊口号、树典型的层面,还是要想方设法提升职业的获得感。比如,让儿科医生的待遇与付出程度相匹配,畅通儿科医生晋升空间,优化儿科医生的执业环境,等等。
令人感动的是,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优秀医者顶着压力坚守在儿科临床一线。为患者解决病痛,是每一位医生从医的初心。目前新一轮的医疗改革的医事服务费、分级诊疗制度、家庭医生制度、医联体制度相辅相成,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制度的衔接性,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用更完善的制度设计保护医者仁心,让人才不再惧怕儿科,让人才流入儿科,让人才坚守儿科。
撰文:宁晶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