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遗：外国观察家眼中的古代广州

2024-02-01 14:07:24来源：

导读原标题：史海拾遗：外国观察家眼中的古代广州史海拾遗：外国观察家眼中的古代广州广州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千百年来的定位不曾有过根本性...

史海拾遗：外国观察家眼中的古代广州

广州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千百年来的定位不曾有过根本性偏移。早至秦汉时期，已经是中原接触海洋文明的桥头重镇。随后又经历2000多年的风雨飘摇，前后遭遇多次屠城劫难和海禁打击，仍旧能凭借地缘优势获得起死回生。甚至于在许多大变革发生的前夜，走在几乎所有竞争者的最前列。

穆斯林眼中的隋唐广州

虽然广州的海洋贸易起始于秦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留下确切记载。尤其是数量不多的外国商人，几乎很少有机会将自己的见闻流传至后世。直至9世纪的穆斯林旅行家亚齐德-西拉菲出现，才在著作中留下点滴线索。尽管其残存笔记的篇幅有限，还要到18世纪才被发现编纂进《印度和中国古代见闻》，依然反映出隋唐两朝的城市盛况。

首先，西拉菲模糊指出广州的地理位置：这座城市距离大海只有几天路程，位于一条大河上，水流清……满城桑树为蚕食。

显然，这位由海路抵达的旅行家，是直接顺珠江抵达城市区域。而且注意到当地有相当规模的丝织业，故而需要大量种植桑树来养蚕。

此后，西拉菲笔锋一转，开始讲述由黄巢叛军制造的广州大屠杀：

起初，汗夫的公民反抗他，但他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围困。直到最后，他占领了这座城市，并将其人民置于刀剑之下。除中国本土人外，被他屠杀的穆斯林、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有12万人，他们都到这座城市定居并成为那里的商人。这四个社区的受害者人数之所以为人所知，唯一原因是中国人保留了他们的人数记录。

徒与穆斯林眼中的元朝广州

在西拉菲离开前后，广州已经在南汉和两宋时期恢复繁荣。等到蒙古人的元朝南下，受惠于更加宽松的经济政策，便顺理成章的超越隋唐时代。须知，当时南方海洋贸易的中心已转向泉州。故而有相当多外番来客，选择直接从占城驱船至闽南，而非必须到半途中的珠江口靠岸。但他们还是会不自觉的向南折返，为后世留下所见的城市盛况。

首先是天主教传修士鄂多立克，约在1322年乘船抵达广州：

我到此邦的第一个城市叫辛迦兰，它是一个比大三倍的城市。它距海有一日程，座落在一条河上，河水来自海，伸延至陆地十二日程。此城的全体居民，连同所有蛮子和上印度的百姓均信仰偶像。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

在这里，你用不着花上一个银币就能买到300磅的鲜姜！鹅比世上任何地方的都要大,要好、要贱。其一只大如我们的两只,白如奶,但头顶有一块大若鸡卵的骨头。它是血红色，咽喉下面垂着一块半拃长的皮。这些鹅要多肥就有多肥，花不到一个银币你就能在那里买到一只宰好和烹调好的。鸡鸭也一样。它们是那样大,你会认为它们极不可思议。这里也有比世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大的蛇，很多蛇被捉来当作美味食用。作为如此时髦的盘肴,以致如请人赴宴而桌上无蛇,那客人会认为一无所得。总之,此城有大量尽可能多的种种食物。

鄂多立克的记载比西拉菲更为细致。除赞叹城市的规模外，还注意到非常发达的造船业和家禽养殖。这些上下游产业，无疑是为一个相当繁荣的贸易社会服务。至于本地人对蛇肉的偏爱，至今都是广州及周边地区的饮食特色之一。

接着，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1342年坐船抵达泉州。但在开始北上旅行前，抽空访问了广州：

隋尼克兰是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城有一座九门大庙，每一门内设有圆柱和台凳，供居住者坐息。第二与第三门之间有一地方,内有房屋多间供盲人、残废者居住,并享受庙内供应的生活费和衣服。其它各门之间亦有类似的设备。庙内设有看病的医院和做饭的厨房，其中医生、仆役很多。据说凡无力谋生的老人皆可向庙里申请生活费和衣物。一无所有的孤儿寡妇亦可申请。该庙是由一位君王修建的，并将该城及其附近的村庄的税收，拨充该庙的香火资金。这位君王的肖像画在庙里，供人参拜。

城的一个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中国每一城市都设有谢赫，总管穆斯林的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我们寄住在敖哈顿丁-兴札雷处，他是一位家资富有的善良人士，共住了十四天。法官和其他穆斯林在此期间络绎不绝地送来丁珍奇礼品，每天举行宴会，请来歌手助兴。在此城以南，不论是穆斯林的或是异的，再无任何城市了。

由于滞留时间较长，伊本-白图泰记录的侧重点与鄂多立克不同，更关注于事关民生的基层领域。比如对寺庙福利制度的讲述，反映出当年广州的富庶程度。这或许与城中的瓷器市场有相当关联，甚至将销售网络推广至也门。因而能吸引外商定居，并帮助他们获得财富，用以维持宗教习俗和较高的生活品质。

近代传教士眼中的明朝广州

在伊本-白图泰离开中国后，元朝也在黑死病、水患和轮番摧残下崩溃。新建立的明朝一度奉行激进管制政策，将包括广州在内的各市舶司关闭。直到百多年后才逐步松动，却从未恢复到宋元时期的优厚标准。

即便如此，17世纪初的传教士曾德昭，仍然在《大中国志》中给广州较高评价：

广东是第一省,位于最南部。它位于纬度23度,辽阔而富庶,盛产大麦大米,一年两收,大部地区则一年几收。出产大量的糖、铜、锡、原料,他们用以制成各种器皿,也有用那种优良涂料。即漆制成的物品,还有镀金的。其中有些运往欧洲。百姓是很有才能的工匠,虽然很少发明,却能卓越地模仿他们发现的任何创造物。

当然，这位欧洲记录者非常清楚，广州的财富源泉在于海洋：

葡萄牙人每年两次带着货物来到那座也叫广东的城市。它距澳门有105英里，澳门则离中国的第一批岛屿和较大的城市有54英里。它方圆足有15英里,客商云集,因此它的人口则比许多其他城市多。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人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 箱各类丝绸，每箱装100匹真丝,如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缎,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有7皮切麝香,重量超过35亚洛瓦，每亚洛瓦重25磅,每6盎司合1磅。此外，有小珍珠、糖、瓷盘、中国木、大黄,及几种奇特的镀金器皿,还有其他不太重要的东西,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显然，时代变迁会对观察家的视角产生影响。曾德昭在介绍广州的文字中，居然有大量篇幅落到小城澳门头上。这当然是对16-17世纪贸易情况的客观描述，也在无意中点出了明代广州为何无法比肩隋唐宋元四朝的结构性要素。因此，我们就很难在他的笔下，寻觅出过去几位来访者的惊叹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