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地看待和使用GDP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可能是人们最熟悉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通过GDP指标，经济学家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项目之一，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教授所领导的经济史研究项目。该项目推测出了自1252年之后英国的人均实际GDP，以及自1280年之后法国的人均实际GDP等等。例如根据该项目的研究，在1840年英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18美元，美国为3319美元，法国为2276美元，印度达到944美元，而中国只有849美元。（单位为2011年美元，印度为1841年数据。）

虽然人们惊叹于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但实际上GDP这个概念的出现历史并不长。GDP概念的出现，与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有关。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在大萧条中，比危机本身更令人焦虑的事情：是没有人知道危机到底有多么严重。就像不知道病人的病情，医生就无法对症下药一样。政府迫切需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经济衰退究竟有多严重，有多少人失业……

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这并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当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再次爆发之后，经济学家了解到，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6.3%，在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5.7%了。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10月上升到10.2％，是1983年以来的最高失业率，是危机前失业率的两倍。这些指标表明，这场危机绝不是一场“小感冒”，而是一场可能要人命的“流感”，必须打起精神认真对待。

然而，这一切对于1929年的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而言，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所有这些今天一般民众所熟知的国民收入核算指标，在当时都还不存在！从事后的数据来看，美国人均产出在1929年增长4.4%。从1930年至1933年期间，分别下降了10.5%、7.1%和15.6%和4.0%，累计下降了32.6%。直到1934年人均产出增长率才由负转正，达到7.7%。

当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仅能从一些零星的价格指标以及货运量水平等等，推测宏观经济的变化情况。各国政府是在无法准确估计大萧条严重程度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难免有一种“盲人瞎马”的感觉。

美国人均GDP增长率（1910-1940） 数据来源：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MPD）， 2020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20世纪30年代起，经济学家开始探索建立一套用于衡量国民经济收入的统计体系。1934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开发了一种衡量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标准方法。它可以让人们了解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美国企业生产了多少商品和服务。没错，库兹涅茨最早提出的是GNP指标，而不是我们今天更加熟悉的GDP。1971年，库兹涅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1947年10月起，美国开始定期公布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总产出统计数据。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GDP被确认为衡量全球经济的主要工具。直到1991年11月，美国开始全面更新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美国经济分析局开始发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值，作为衡量美国生产的指标。而中国则是在1993年才开始正式采用GDP指标统计宏观经济的表现。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质疑GDP。这些批评指出：GDP指标无法解释健康、幸福、平等和其他公共福利的构成因素，等等。包括库兹涅茨本人也不赞成将GNP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一项通用指标，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福利状况基本不能由其国民生产总值来判断”。然而，也有许多专业人士，如约翰·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坚持认为GDP是经济成功的绝对指标，并声称GDP每一次增加都会导致失业率就会相应下降。

近年来，关于“唯GDP”的话题有许多讨论。意思是，一些地方和企业为了追求GDP和经济利益，忽视了环保和社会发展目标，造成经济发展失衡，民生设施建设滞后，甚至还有更加严重的侵害人民合法利益的事件发生。还有一些质疑：为什么GDP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和居民个人感受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和生活改善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人们，特别是一些经济学的初学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看待和使用GDP指标？

在一次脱口秀节目中，表演者讨论这样一个关于导盲犬的节目。内容大致是：我们应该因为有人害怕狗，而限制导盲犬进入公共场合吗？有人怕狗是“怕狗”的问题，而不是狗的问题。就像不能因为有人“社恐”，而限制人类进入公共场合……

这个节目的讨论，似乎非常适合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评价GDP指标的问题。只要回忆下经济学家发明GDP指标的目的，就可以理解：如果没有GDP指标，可能给许多经济工作造成烦。套用台词的话说，“唯GDP”是唯GDP的问题，而不是GDP的问题。

事实上，GDP增长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健康运行的指标。当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往往会造成GDP增长出现不健康状态。例如，一些地方为应对高杠杆率问题，采取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无差别、断贷的方式；或者，为达成环保目标时，采取运动式的减碳或者拉闸限电等手段；还有，为了环保达标，以一刀切的方式禁止农民饲养生猪，等等。这些都对GDP增长或者物价水平造成了不良冲击，最终损害的是民众的利益。如果对经济增长或者宏观经济运行存在基本的底线要求的话，这些问题出现的概率应该大大下降。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更加多元和全面。多元目标的前提，是以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改善为底线。在刚刚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就是强调了宏观政策的前提和底线是保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稳定。

（作者范志勇为中国人民大学崇实书院副院长，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