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索骥，为信编年：程千帆先生《闲堂书简》修订小记

《闲堂书简》的收集整理工作始于陶芸先生，书信的编年工作也同样始于陶芸先生，其编排体例在2004年初版中就大体确立，即为每一封信尽量补充年份，并“把致某位收信人的书信都编在一起，排列次序则是依千帆致某位先生收到千帆第一封信的时间为先后”。2013年增订本中亦按此体例增补，唯对年份增补方式做了微调，即“书简末尾或只署月日而无年份，整理时尽可能考定年份，括号附注于后，或用中文数字，或用阿拉伯数字，则一依原书写格式而定”。2023年凤凰出版社推出的新版《程千帆全集》，收入了《闲堂书简》的再增订本，其增订体例，一如2013年增订本。

此次再增订，恰逢程先生《闲堂日记》的首次整理。因此，再增订本除了增补这十年来陆陆续续发现的350封书简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据《闲堂日记》来补充、修订书信编年。程先生写信，习惯于只署月日而不署年代，这为书信的编年带来了一些困难，虽然部分书信可以据信封上的邮戳或者信中提到的事件来确定，但是还有部分则只能依靠收信人的回忆或其他时间不定的事件来大致系年。此次《闲堂日记》的整理出版，则为书信的编年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可靠资料。《闲堂日记》始于1979年3月15日，终于2000年5月16日，记载了大量的书信往来，可为这一时段的书信系年提供按图索骥之便。现分类举例如下，略见《闲堂书简》修订之一斑。

一、原未编年或年份不确定者，今补足。

致吴奔星之三（再增订本第18页）中云：“要一个已经多年洗手不干的强盗再去打家劫舍是困难的。我皈依佛门已久，不再向耶稣念‘阿门’了。”初版无，增订本增补，落款时间为“约1987年或1988年”。信中所云之事，指吴奔星主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邀请程先生自荐新诗并就一些名篇写赏析文字，程先生以强盗洗手不干婉辞。检《闲堂日记》，于1988年1月28日记“吴奔星附《新诗辞典》通知，即复”，据此可以确定此信当作于1988年1月28日。

致傅杰之一六（再增订本第512页）中云：“贱辰远承函贺，愧不敢当。”初版无日期，有按语云：“作时不详，约在先生85寿辰之后不久。”检《闲堂日记》，于1997年9月21日（程先生生日）记“傅杰函贺”，23日记“复傅杰”。可知复信当在1997年9月23日，今补足。

致杨克平之一三（再增订本第528页）中云：“近与徐复先生已分别向南大及南师大外办申请办理明春来港事宜。惟港大致弟之邀请函并无陶芸名字，不知申请发照时有无问题，请考虑。又闻办理手续非常麻烦，兄如在南京在这方面有熟人，也请介绍拜托协助为幸。”初版、增订本落款时间为“十一月廿九日”，未补年份。今检《闲堂日记》，于1988年11月25日记“许惟贤去医院，托其办去港事”，29日记“函杨克平”，30日又记“许惟贤送来去港开会需填之表格”。所记之事与书信吻合，今据日记补上年份。

致李易之一（再增订本第409页）中云：“惠寄稿纸，谢谢。拙稿承教，极感。凡是能改动的，都照尊意改了。有些，彼此看法不同，这在诗句的理解上，文章的写法上，都有，就没有动。这都一一用红笔注明。如觉不合用，即请赐还。”初版无，增订本增补，落款时间为“9.30（年份不详）”。检《闲堂日记》，于1980年9月14日记“又寄李易以说唐温如诗文”，29日记“得李易信附稿”，30日又记“寄文与李易”。可知此信当作于1980年。

二、原无月日者，今补足。

致陈贻焮之八（再增订本第347页）中云：“年来白内障甚剧，书不成字，勉为尊集作签，遂忘其丑，幸恕之也。”初版、增订本落款时间为“1991年”，无月日。今检《闲堂日记》，于1991年12月27日记“大纲来午饭，馈以甘子，并属其发出致陈贻焮函及题诗集签”。此前陈贻焮受邀到苏州参加《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分典》评审会，12月19日记“晨与陈贻焮夫妇合拍数影”，12月24日记“陈贻焮夫人打电话来，告以今日即回京，书签当另寄去”。可知在开会之际，陈贻焮请程先生为其诗集题签，至陈贻焮返京后，程先生才书就，并于27日寄出。今将此信书写时间补足为“1991年12月27日”。

致金克木之一四（再增订本第560页）中云：“老病怀旧，得恶诗数章，已别寄呈，想收到。近得门人之助成一旧稿，今奉呈，望不吝拂拭也。”初版无，增订本增补，落款时间为“1999年10月”。信中所谓“恶诗数章”，即致金克木之一三《寄金克木朗润园四绝句》，此诗落款时间为“己卯秋”，故而将一四的书写时间推断为1999年10月。今检《闲堂日记》，于1999年10月10日记“作诗四首赠金克木”，15日记“寄《文学史》给金克木、舒芜各一本”。可据此补足日期为“1999年10月15日”。信中所云“近得门人之助成一旧稿”及日记中的“《文学史》”，指与程章灿合著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由辽海出版社于1999年9月出版。

程千帆致金克木，19991015

致霍松林之五（再增订本第536—537页）中云：“今于尊集台版增弟一序，或者可使海外故人知头白同门友尚欲阐扬师说，亦犹行古之道也。衰病不甚能运思，文实平弱，无足观采，尚乞谅之。”初版、增订本落款时间仅作“1990年”，无月日。检《闲堂日记》，于1990年4月26日记“得霍松林函，求为诗集作序”，27日记“复松林”，5月1日又记“完成《唐音阁吟稿》序初稿”。可知此信当作于1990年4月27日，今补足。

三、原编年有误者，今改正。

相比原未编年或年份不确定、原无月日者而言，编年有误者，可能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误导，故多举几例如下。

致杨翊强之一七（再增订本第60页）中云：“9月17日收到。我于5日寄你祖棻遗集一套二册，别人都收到，有的回了信。你没有提及，可能被人拿走了。志达的也不见了。志达要我挂号寄，我挂不起，此次光国内寄费已100元，国外还要想法。……在医院看病时写的，不成字。”初版、增订本落款时间为“1981年”。信中所云“祖棻遗集一套二册”，指程先生自印的沈祖棻《涉江诗稿》《涉江词稿》，1979年9月初，《涉江诗稿》《涉江词稿》印出后，程先生就广赠友朋，检《闲堂日记》9月6日所记“寄发大批邮件”，就是指此事。日记9月20日记“收杨翊强信”，9月21日记“上午至工人医院看病。复翊强”，与信中所记吻合。致吴志达之六云：“我寄出《涉江诗》《词》是六日，耀先、大璞先生已收到（有复信）。资料室也收到了（罗邦柱先生说的）。请再查一下。这无法挂号，因平寄已用邮费一百元。国外一寄，还要一百多元。你的一份，如实被人拿走，再想别的办法。但愿不如此（印少了不够分配）。”信中所云之事与致杨翊强信中所记相同，初版落款时间为“9月17日（1981年）”。今据日记，将两信系于1979年。

致叶嘉莹之一三（再增订本第333—334页）中云：“兹有恳者，唐圭璋先生顷为江苏古籍出版社主编《唐宋词鉴赏指南》一书，广征海内外学人共同撰写。先生词坛健者，评论名家，辄拟奉求，借光篇幅。其具体要求，当由出版社专函相告。如先生事冗，则就旧作中论某词者删繁别裁为短文，亦无不可。圭璋老病，故由千帆代达，想荷惠允也。”初版、增订本落款时间为“1982年3月4日”。信中所称《唐宋词鉴赏指南》，指1986年12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唐圭璋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今检《闲堂日记》，于1985年2月12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陆国斌、薛正兴、王步高来谈编唐宋词鉴赏书事”，3月4日记“函王步高（附致叶嘉莹、缪彦威函）”。检书简中致缪钺之三（再增订本第366页）中云：“顷唐圭璋兄为江苏古籍出版社主编《唐宋词鉴赏指南》一书，欲广征学人，共同撰写。以先生词坛尊宿，辄欲奉烦，略出绪余，以光篇幅。兹谨为绍介，伏冀赞成之。其具体要求，当由出版社奉告也。”初版落款时间为“三月四日（一九八五年）”增订本据致叶嘉莹信改为“三月四日（一九八二年）”，反受其误而误。因此，致叶嘉莹之信当与致缪钺之信写于同一时间，皆为1985年3月4日。

致王绍曾之六（再增订本第403页）中云：“《渔洋读》及手教并拜悉，又承示新著将陆续刊布，规模宏远，曷胜敬佩。辄勉成一序，文词芜陋，尚冀怜其衰钝，进而教之。”初版、增订本落款时间为“1990年10月26日”。《渔洋读》为王绍曾、杜泽逊编，有程先生题签，于1991年8月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此处年份定为1990年明显不妥。今检《闲堂日记》，于1991年10月25日记“草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序，甚顺适，可谓一挥而就”，26日记“得王绍曾《渔洋读》”，27日又记“寄王绍曾序”。可知，此信写于1991年。信中所称“勉成一序”，即为收录在《闲堂诗文合抄》中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序》。此序落款时间为“辛未霜降”，即为1991年10月24日，与日记记载吻合。

致张舜徽之四（再增订本第413页）中云：“惠示敬悉。文献盛会，本应趋前承教，以心脏不佳，医劝少行动，兼本期研究生有课，恐难参与，极歉。旧作一种，近得重印，敬呈一册，伏冀正之。”初版落款仅有“9月26日”，置于第二封（1981年4月5日）与第四封（1983年2月10日）之间，增订本改系于1987年，误。今检《闲堂日记》，于1983年9月24日记“得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通知”，26日记“得舜徽信”，27日又记“寄张舜徽”。可知，此信写于1983年。时张舜徽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邀请程先生参加年会，程先生以身体及工作原因婉拒，又寄赠重印旧作一种，即1983年8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论十笺》。

致村上哲见之一（再增订本第496页）中云：“五月二十日手教奉悉，适有公务待理，稽复为罪。”初版落款时间为“1982年4月6日”。今检《闲堂日记》，于1982年5月25日记“得村上哲见”，6月6日记“函村上哲见”。可知“4月”当为“6月”之误。此信后另附有程先生所撰文一篇，即《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日译本序》，落款时间为“一九八二年秋九月”。将9月时所撰之文附录在6月6日所写的信中，明显有误。今检《闲堂日记》，于1982年6月22日记“又作日译本《行卷》序文”，10月7日记“发松冈君译本序文”。可推知，此序开始撰写于1982年6月，至9月乃成，10月初寄给《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日文版翻译者松冈荣志。又检《闲堂日记》中此年与村上哲见的书简往来，11月27日记“得村上哲见寄《东洋史研究》（《行卷》书评）”，11月29日记“得村上哲见函”，11月30日记“函村上哲见”。11月30日函，即今致村上哲见之二。考虑到时间上的前后衔接，今将原附于第一封之后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日译本序》，移到第二封之后。

致傅杰之一（再增订本第503—504页）中云：“来函奉悉。我说的是黄老师精通的八部书，周书说的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八部，二者相关而不全同。我是在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五年）跟黄先生学习时听他老人家亲口说的。老师当然不会自己说‘精通’，只是说‘平生得力于……’（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至于知堂的话根据如何，则我不知。”初版落款时间为“1981年7月15日”。傅杰《记忆宝匣中的珠串——忆程千帆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信，说道：“一九八一年，我还是大二的学生，从当年第三期的《文史哲》杂志读到了程先生的二十则《詹詹录》。……而其中之一是：‘要精读几部书，打下根底。黄季刚老师主要在八部书上下功夫：《说文》《尔雅》《广韵》《诗经》《周礼》《汉书》《文选》《文心雕龙》。每部书都非常精熟。触类旁通，就成为一代。’当时我刚读了《知堂回想录》，在《北大感旧录》中，周作人写到五四前后陈独秀与黄侃同时执教北大，有章门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得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所列者与先生稍有出入。我把周文抄呈先生，询其异同，很快就收到先生的复信……”今检《闲堂日记》，于1982年7月15日记“得……杭州师院中文系傅杰。函复傅杰……”可知傅杰先生记忆错了，此事当发生于1982年。

致舒芜之二六（再增订本第583页）中云：“兄三日手札五日即到，因前已寄出徐氏三书，故拟等收到后再复，乃今日已16日，而书仍未到。”并与舒芜讨论聂绀弩诗。初版落款时间为“1996年12月16日”。致舒芜之二七（再增订本第584页）中云：“徐铸成先生著作三册已于18日收到，白担心了。”并赞赏扬之水《脂麻通鉴》“不但有见地，而且有文采，实在难得”。初版落款时间为“1996年12月19日”。大概是因为致舒芜之四三中曾提及“《脂麻通鉴》颇妙，冬日拥炉览此，胜枯坐多矣”（1996年12月6日），故而系于同一年。今检《闲堂日记》，于1995年12月18日记“收到舒芜寄徐铸成三书”，19日记“复舒芜”。可见，致舒芜之二六、二七为1995年所写。

又致舒芜之四八（再增订本第596页）中云：“顷得荒芜夫人书，特转呈一览。巩本栋与荒芜夫人似少渊源，其要求似唐突。弟意可请外文所资料室整理荒兄遗书文物为妥，如何？”初版落款时间为“1999年12月30日”。今检《闲堂日记》，于1997年12月29日记“得林印（荒芜妻）函（转本栋）”，与信中所言之事吻合，可知此信当作于1997年。

致万业馨之一（再增订本第705页），初版无，增订本增补，为程先生请万业馨书写两幅挽联，一为挽李一氓，一为挽唐圭璋。原无落款，因唐、李二先生皆去世于1990年，故增订本系于此年。今检《闲堂日记》，于1990年12月6日记：“李一氓去世，写一挽联挽之，交莫转请万业馨写好寄去，并嘱其附信一封。”可见托万业馨书挽联时间当为1990年12月6日，今补上。因挽联是托莫砺锋转寄，并让莫附信，故挽联外无程先生书信。

又致万业馨之一三（再增订本第710—711页）中云：“钟老赐诗照片，承费心妥为处理，极感，我近日曾与钟通问，亦无他事，幸便中送师大（如忙，不必亲去）即可。”初版落款时间为“1996年11月29日”。今检《闲堂日记》，于1995年12月29日记“万业馨函告送钟照片已就”，即指此事，故而将此信编年调整为1995年。而致万业馨之一二（再增订本第710页），同样提及此事：“寄上尊书对联，及钟老诗、启老书摄影和底片。底片清晰，但印得不够好（钟老诗太淡）。看北京是否印得好些。还想麻烦你，将钟老的放大一张12寸的并配镜框代为送北师大。”落款时间为“1995年11月2日”。两信一前一后，相互照应。

程千帆致万业馨，19901206-1

程千帆致万业馨，19901206-2

致莫砺锋之四（再增订本第873—874页）中云：“昨日得8日函，今晨听无线电，知昨分界线朝韩交火……”初版落款时间为“约1997年6月底”。莫砺锋在《密旨深衷皆肺腑 长书短简俱文章——读〈闲堂书简〉》一文中说：“我立雪程门长达21年，其间除了有两年在国外工作之外，一直伴随在程先生身边，所以他很少给我写信。”《闲堂书简》中收录致莫砺锋四封信，皆写于1996—1997年莫砺锋在韩国期间。今检《闲堂日记》，于1997年7月16日记“砺锋韩国函”，17日记“复莫砺锋”。显然信中所云“朝韩交火”，指1997年7月16日朝韩双方发生的武装冲突。因此此信的书写时间当为1997年7月17日。又信中所云“苦雨，已十二日，不久出梅或可望晴”，与《日记》7月5日至7月17日所记阴雨天气也相吻合。

致徐雁之一（再增订本第895页），为答徐雁所问关于刘国钧事迹的问题，初版落款时间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徐雁在《立雪虽无缘 程门可窥微——写在程千帆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之际》一文中提到：“当1999年秋、冬间，我为曾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后任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的刘国钧（9—1984年）的生平史实所困时，曾投书求教。不久，我就接到了雁平学弟取得‘醉纸斋’墨宝时，一并捎转来的四张信笺，顿时感激盈怀！”今检《闲堂日记》，于2000年1月6日记“徐雁赠《一代宗师》一本，并提出刘国钧先生的几个问题”，8日记“答徐雁问”，10日又记“所写字及答徐雁问，均分别交与丽则和有富”。可知答复徐雁的时间为2000年1月8日，10日交给徐有富转交。

《闲堂书简》是程千帆先生的书信集，收录20世纪40年代至2000年近60年程先生写给友朋后学的书信，共1563封。程先生书信最常见的内容是商讨学问，同时忠实地记录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走过的人生道路及其心路历程，也记录了大量关于文坛和学林的珍闻、掌故。

《闲堂书简》与《闲堂日记》近两百万字，是程千帆先生在学术研究之外，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闲堂书简》中的绝大部分书信都能在日记中找到记载，《闲堂日记》中记载的只言片语也能在书信中找到更为丰富的内容。两者对读，不仅仅是为具体的某一封信找到确切的年月日，更多的是能将程先生的一言一行系于精准的时空坐标上，为书写、研究程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及其心路历程，提供更加严谨、更加丰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