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着余华的这张照片来演，就对味儿了”

近期上映的电影《河边的错误》中，朱一龙饰演的马哲胡须杂乱、眼神放空、满面愁容，却准确地演绎出一个90年代年轻人的神貌，有人评价，演得“仿佛是从余华的里直接走出来的人物”。

灵的是，马哲的形象的灵感来源还真就是余华本人的照片。

朱一龙在采访中说道：“对我来说很难的是先想办法确立这个人物形象，马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外形，他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直到看到了一张余华老师的照片，才抓到了马哲的形和神。”

朱一龙看到的那张照片，正是余华流传很广、站在团结湖公交站牌前的那一张，而拍它的摄影师肖全，在90年代时，还拍摄过三毛、姜文、张艺谋、窦唯等一众文艺界人物，许多照片已成为经典。那是个艺术蓬勃生长的时代，许多如今的“”，那时还是个刚刚走上艺术之路的年轻人。

肖全的这套摄影集，名为《我们这一代》。“一代人”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在同时代生活、成长起来的人，神态上总有一些相似的东西，便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一个好的摄影师，能从一代人身上捕捉到这种共同性。

本文选出肖全在90年代初拍摄的余华、窦唯、三毛、姜文、陈冲等人的照片，佐以肖全所写的还原当时拍摄现场的文字。在这些图文中，你看到了什么？欢迎在评论区聊聊。

下文摘选自《我们这一代》，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 余华

余华（作家） 1993年2月 北京

能和余华兄结缘，留下这张照片，得感谢王斌兄，是他带我见了好些重要的人物。 那天从王斌家出来，开始下大雪，很快漫天飘落的雪片就把地面和房顶染成了白色。

路过团结湖的汽车站，我请余华停下。

王斌很喜欢看我拍照。他一个劲儿地跟余华说：“肖全咱铁哥们儿。”余华提起衣领，把头缩进去，嘿嘿地笑。他前不久才和张艺谋合作拍了他的《活着》。

▷ 窦唯

窦唯（摇滚音乐家） 1993年9月 北京

我与窦唯真正见面，是住在丁武家的那阵子，我们约好在雍和宫大门口见面，离这儿不远就是他家。

窦唯骑着一辆自行车，很准时地来了，我们坐在一个花台边聊了好一阵子，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他家。

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但十分干净，窦唯的房间是用一块布帘隔着的，他放了他刚录制完的《黑梦》工作带给我听。放音乐的机器十分普通，但那两只普通喇叭里传出的却是极具个性的音乐。

我坐在他的沙发上，用了一半的心思去听，另一半留给了眼睛：小窦躺在床上抽着烟，紧闭双目，两只皮鞋被脚带上了凉席，这是一张被小窦睡得发红了的竹凉席。窦唯不太善于用话语表达，他整个人始终处于沉默状态，所以他的工作与他的生活很难分开，他好像老待在音乐里。

我拿出相机，随意地拍了一点。我们开始谈明天的工作，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在清晨拍照片。

第二天清晨四点钟，我被丁武的闹钟叫醒，我抓起摄影包出了门。我走了很长的路也碰不上一辆出租车，抬头望望天上，月亮和星星还在。 赶到小窦家正好是我们约定的五点钟，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就要出来了。

小窦穿上一件黑西装，我们在他家附近的胡同里转。卖西瓜的人露天盖着花被子，老头儿、老太太们也起床了，往公共厕所方向走去。往往一天开头的这段最宝贝的时光，是被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所独霸的，年轻人则去顾及一天中的另一头。

我们的工作快要结束时，太阳才慢慢升起，它把我们的身体长长地投在路面上。 我强烈地感受到，今天的太阳是为我们而升起的，这一想法，当然是过分了一些，不过一早起来工作，的确是令人兴奋的。

▷ 三毛

三毛（作家） 1990年9月 成都

1991年1月5日上午10点13分，我接到成都电视台新闻部杨冰的电话：“肖全，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三毛了……”

去年9月21日中午，我接到《蓉城周报》谭天的电话，说三毛来了。 她的日程已全排满了，很不好见，还说后天再打个电话试试。

我们非得去碰碰运气。

三毛住在锦江宾馆673号客房。

我们礼貌却又固执地敲开了房门，一个中年女性立刻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极少见的女人！高贵、随意、幸福、苦难、善良、沉着、勇敢。我清清楚楚地从她的眼睛、嘴角、皱纹、指掌上迅速读到。

为了节省时间，主人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采访我，那就开始吧，想问些什么问题？”

“不，我们不提什么问题，只是来和您聊聊，我采访一贯只凭感觉。”我的同伙十分自信地就像和熟人谈话，任何工具都没有带。

我就不同了，十五分钟内，我要不让相机里的胶片对准主人曝光，那就算白来了。于是，我便请主人坐在靠门的一张沙发上，我提出了要给她拍照片，没想到她欣然答应。我拿起相机咔咔咔地练起来，扫了一阵，我又请她到阳台上再拍几张。她指着亮晃晃的钢制栏杆说：“请别把这些拍进去，我不喜欢这些现代建筑出现在我的照片里。”

我背包里正好带了一本我的黑白人像集子，是复印的。她看了几幅便摇起头来。我以为她不喜欢，她却说：“不行呵，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我非常喜欢黑白的，我也常常把照片拿去复印。”

谁知她竟然也爱拍照片，她拿出了一个全自动“傻瓜”对我说：“我很喜欢拍静物，在一些辣椒旁边放一双老太太的小脚布鞋，很有意思。”她还讲述了她在旅行中的一些见闻。她那捕捉生活中细节的能力的确让人信服。

她十分喜欢成都的小巷子。她说：“太阳出来了，人们把各种衣服用竹竿穿起，架在巷子里的青色瓦房上，还晾晒一些食物，很好看。”

我们继续往巷子深处走去，看见一家保留完好的木板房，门锁着，主人把一张竹椅倒扣在门上。我们俩几乎同时喜欢上了这个背景。我让她坐在那里，她没动那张竹椅，痛快地席地而坐。我连拍了三张，她又干净利落地把脚上的皮凉鞋拨下来，扔在一边，直觉告诉我，要出东西了。我双膝跪地，牢牢地控制着手里的“家伙”，我告诉自己相机不能有半点闪失。

三毛坐在冰凉的土地上，她在想什么呢？我来不及考虑这么多，但我知道，我的拍摄对象早已深深地投入。她一会儿咬着手指头，一会儿想起什么事又笑了，一会儿又紧锁眉头，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

▷ 戴锦华

戴锦华（电影批评家） 1993年2月 北京

我与戴锦华同龄，她是1978年读的北大中文系，而我那年穿了军装，读的是青岛的海军二航校，学飞机、发动机等机械专业。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戴锦华毕业后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她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桃李满天。每次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我都有一种特殊的滋味。因为在高中二年级（1977年）的时候，我的同学从他的舅舅那里，拿到两份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当时我激动得不行。可是，最终我还是没有去试一试，1977年去北京，那几乎是一个梦想。

当戴锦华领着我在教学楼里闲逛时，我的心情很复杂。 心想，如果1977年我也能在这里读书，不就跟老谋、凯歌、壮壮是同学了吗？

走到“文学系”的一扇门那里，我说：就在这儿拍两张吧。因此，完成戴锦华的照片就用了一个场景。

▷ 刘震云

刘震云（作家） 1993年9月 北京

牟森在电话里笑嘻嘻地说：喂，刘老师吗……一听就知道他们很熟悉，在开玩笑地互称老师。

刘震云在《农民日报》工作，我去报社找他，他对我很热情，看来他很买牟森的账。报社里堆积如山的大卷纸，每一卷都有一人高，我觉得很，刘震云穿一双布鞋，盘着腿坐在纸堆上让我拍照，看到我兴奋的样子，他也很有感觉跟我一起玩儿。

在一个光荣榜面前，我请他停下来，他心领神会知道我的用意。“光荣榜”从小就伴随着我们成长，我们每个人被教育，要争当先进争当模范。那阵子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官场》正被人们津津乐道。我下意识地觉得这个背景很符合他。他的作品有很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光荣榜”的背景也似乎有点儿“新写实主义”的意思。

▷ 张艺谋

张艺谋（电影导演） 1994年12月 苏州

1995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与张艺谋打了一辆出租车回他的家。

我们的车穿过长安街，往南郊方向驶去。张艺谋脱下了那件温暖的军大衣，穿一件黑皮背心，显得十分精神。这是我近半年来第一次与张艺谋独处这么长的时间。“这部戏已经结束了，你下面有什么打算？”他问我。“我有一个计划，我想为我拍过的其中几个人做终身拍摄。”张艺谋对此也很感兴趣，他问我想拍哪几个。

崔健、杨丽萍、陈凯歌、姜文和你。他点点头表示认同。

出租车在一片别墅区的花园门口停住了。张艺谋叮嘱我，别透露他的这个秘密住处，他知道我有不少记者朋友。

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图片，张艺谋对我讲：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护，我的电影一般都是七十几个国家发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丢了，那些发行商没有剧照，全世界都杀你！

一周后，我抱着两大箱图片和全部底片回到工作室，张艺谋哼着小调和我做图片分类，他看着这几千幅图片说：瞧，刚开机那阵我还挺年轻，戏拍完了，我怎么老成这样了？说完又笑了，脸上出现一堆褶子。

1995年2月17日，上海的码头，张艺谋在这里拍了一场大战。这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影片中的第一场戏。

戏拍到黄昏，张艺谋已精疲力竭，随着他的一声“停！”，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刚刚还在风里雨里的群众演员，把这位穿军大衣的导演团团围住，请他签名，那场面感动了所有的人。黄浦江水，滔滔地流向远方，夜幕开始降临。

▷ 易知难

易知难（歌手） 1990年5月 成都

1988年，成都的大街上我常看见两个穿牛仔衣披肩长发的女子，骑着自行车很拉风。后来知道其中一个人叫易知难，另一个叫黄劲，是好姐妹。我参加了一次易知难在锦江宾馆九楼的生日派对，那天她很开心打着手鼓在音乐下忘情地摇摆。何多、家琨、朱成、江河一个比一个疯地跳舞。

第二年我与黄劲同在《解放成都》电视剧组里，跟知难儿的来往越来越多。1990年的“五一”那天，她去我家玩儿。知难儿突然对我说：肖全老子认识你这么久了，你娃还不给我拍照？

对啊！ 那就今天嘛。 知难儿给了我五十块钱，她陪我去买了一盘保定（乐凯黑白胶卷）的盘片。 我们又去了科甲巷最时髦的服装店买了裙子。 回到她在四川舞蹈学校的琴房，她换上那件蓝底白点的裙子开始化妆。 我在窗下的桌上为《中国摄影家》杂志写崔健的图片说明。

我一扭头，知难儿的妆化好了，她点燃了一支香烟。我愣了一下，看见她眼里含着泪水。我没有问她，左手拿起相机对着她按快门。一口气我们拍了七个胶卷，几乎没有说话。这一年的冬天，赵野他们在人民南路金河地下商场一个咖啡厅做活动，我第一次展出了易知难的这幅图片。一个女孩子在长久地凝视了镜框玻璃下的图片后说道：我这辈子要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好了。

后来，知难儿的生活发生了不少改变。其实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重庆妹儿，一生就为爱情而来，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她还是那样美丽，那样爱说爱笑，偶尔冒出一句“老子”来。这些年知难儿再不出来疯了，平静地生活在成都。

▷ 姜文

姜文（电影导演） 1995年3月 北京

北京的三环路边，各种的楼房密密麻麻，在一片家属楼里，有一处白墙红顶的小楼。

来来往往路过的人，都弄不明白这里到底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还是住家，因为外面没有挂牌，而路边却又停了几辆小汽车。

我和李尔葳推门进去，眼前是一个客厅，一位小姐端坐在桌前值班，左右两边都是办公室，这里面人来人往，显得工作正紧紧张张地在进行。一位穿着干净的小伙子跟李尔葳打招呼：请稍等一会儿，大哥正在忙。

我明白，他说的“大哥”就是姜文。小伙子按“大哥”的吩咐带我们楼上楼下四处参观。这位“大哥”的办公室在二楼，是一间仅有普通阳台那么大的房间。里面只能放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走出玻璃门，前后有两个大平台，是一楼的屋顶。

这幢神秘的小楼很快参观完了。“大哥”还在忙。我开始看那些贴在一楼两间房里的各种电影海报，这些海报和工作照片，全都与姜文历年来拍过的戏有关：《红高粱》《芙蓉镇》《本命年》以及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看完这些海报和照片，“大哥”的称呼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足足等了半个小时后，我们才走进了“大哥”的房间。原来这里是一间装修得十分豪华的放映间。

姜文与我握了一把手，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几乎没有一点笑脸，就又转过身玩着他手里的两个遥控板，他正在操纵一堆先进的光盘和录像系统。

他一会儿把画面切到一部名片上，一会儿又把画面切到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上。

他转过头来：你们请喝水。

当画面出现他的影片时，他竖起耳朵听喇叭里传出的音响：锉刀的声音、拉抽屉的声音、玻璃窗被打碎的声音。

姜文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开始和我们静下来交谈。他首先看了我带去的一些《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和一些我拍的肖像作品。

他一边看一边评论，保田的造型不错，李雪健也挺好。而对巩俐这位《红高粱》里的老搭档，姜文则只字未提。在看过我拍的肖像作品后，姜文说了一堆好听的话，表示以后要一起练练。他说：我这儿刚刚成立这个公司，名字就叫“阳光灿烂制作公司”，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正在准备下部戏的拍摄。我们一看表，时间不早了。他说：这几天，我事儿挺多，过些天要去参加香港电影节，你想想找个什么场景，我们来拍照片。他看了我的照片后，认真起来，知道这是在工作，而不是一般性的记者采访，可以瞎对付。

“走，上楼去看看。”他说。我把机器装满“”，我们在楼上练起来，越拍越疯。姜文说：肖全，你到楼下去，我站在房檐边上。在马路上，我用210毫米的长焦看这“小子”，我调动着他前前后后，穿过铁栏杆。姜文十分配合，我俩都挺过瘾的。

▷ 史铁生

史铁生（作家） 1991年8月 北京

史铁生的家在雍和宫边上的一个小院子里。他的父亲为我拉开了一扇发出声响的小木门，光着背的铁生，乐呵呵地坐在轮椅上向我们打招呼。

他的身体很壮，要不是双腿的病，他完全可以驰骋在体育竞技场上。我给他看何立伟的信，他一脸善意的笑容。

我大概是铁生在旧院子里接待的最后一名远到的客人，他已收拾好东西准备搬新家了。他的妻子在歌德学院图书馆上班，也是一个靠拐杖走路的人。

不久前，铁生的《命若琴弦》被陈凯歌拍成了电影《边走边唱》。他与妻子极力帮我联系他们认为值得我去拍的人，中午在他家，我吃了一顿难忘的北方面。

铁生搬家后，我去看过他，至今我还欠他三幅图片。

他对我说：我一直想要三个人的图片，一幅是美国田径明星卡尔·刘易斯奔跑冲刺的图片，一幅是卡拉扬指挥的图片，还有爱因斯坦。

铁生的双腿是在他响应伟大领袖毛“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留下的病。

他能坚持写作，与病魔做斗争，实在出于他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眷恋。他很明白，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残疾的，肢体的残疾仅仅是一部分，许多人的心灵是残疾的。

我一直在回味何立伟称赞史铁生的两个字：高人。

▷ 陈冲

陈冲（表演艺术家） 1995年3月 北京

如果有人问我，你最喜欢中国哪一位女演员，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陈冲。

我对陈冲的好印象，并不是来自她早期演过《小花》和《青春》，而是因为她演过的不太有名的《苏醒》，那时候的陈冲开始有了女人味。

后来，我看过一篇写她的文章，从那时起，我便相信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

今年春天，在北京能与陈冲认识，的确是意外的收获。北京电影圈记者李尔葳在电话里说：这几天忙死了，陈冲来了，我在帮她做宣传，安排她的活动。

陈冲回国来北京推销她的“小花香水”，我在王府井的北京百货大楼见到了她。她很有魅力，我在人山人海中和她说上了几句话，她的笑容还和当年一样迷人。她伸出手来对我说：现在人太多，你想在什么地方拍照片？我不愿过多地打扰她，说：就在你出门的时候，在大楼外。

陈冲点点头，又被她的影迷和记者淹没了。陈冲把香水涂一点在手背上，给那些花枝招展的小姐品味，十分耐心和热情。柜台上放了一个镜框，里面有一幅陈冲很性感的照片。那些人买了她的香水，便可得到她的签名，也有很多人，不愿花手里的钱，却想得到陈冲的签名，陈冲显得无所适从，在她的脸上和眼睛里，看不到那种商人的心境和神采。

我在一旁边等她，边悄悄地欣赏她，看她始终挂在脸上的笑容、朴实而精致的发式、跟人讲话的神情，以及她转动身躯时黑色毛线衣下清晰妩媚的体态。

《我们这一代》

作者: 肖全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果麦文化

出版年: 2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