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不到有利条件,一味强调舆论监督面临的困难,忽略内在因素,这一举动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个“有没有”——有没有受困于惯性思维?
“报喜不报忧”,也可称之“只种花怕栽刺”。谁最害怕舆论监督?暗箱操作者怕之,者怕之,官商勾结者怕之,、形式主义者怕之。
作为主流媒体记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守职业道德底线、严格遵循报道规范,对舆论监督这一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何惧之有?
一个时期以来,“负面报道”“负面新闻”之说与日俱盛,还派生出“控制负面报道”“减少负面新闻”等说法。
如果记者自身也将“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对立起来,必然对舆论监督视为畏途。
区别新闻作品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其产生的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任意拔高的“正面新闻”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客观公正的“负面新闻”也能产生正面效果。
对于“严令禁止、群众深恶痛绝”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视若无物,与其说在做精益求精的斟酌取舍,不如说是自己禁锢自己,自己为难自己。
主流媒体及记者在认知上存有偏差,自我设限,自削锋芒,自废武功,势必导致舆论监督功能退化,甚至让渡舆论监督职能,在相当程度上沦为新媒体环境下的配角和追随者。
舆论监督固然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特别是要给予更多制度上的保障,但主流媒体及其记者当前的一个迫切任务,是在舆论监督上自我“脱敏”、自我“摘帽”,思想上松绑解缚,走出认识误区,提高能力水平,敢于担当作为。
近几年来,我们敢于冲破思维惯性,理直气壮开展舆论监督,在舆论场逐渐形成监督报道的“经参现象”。
我们推出的北京某著名公园暗藏高端会所、中国福彩黑幕、境外特大网络平台深度渗透国内、青海祁连山非法采煤案、甘肃敦煌毁林案、济南数千栋违建别墅侵占泉域保护区等问题的报道,为相关制度化治理措施的出台,做了直接和有益的舆论推动,雄辩地回答了“舆论监督是不是正面报道”的命题。
王文志在青海祁连山木里矿区采访途中,电视台“法治人物”团队摄。
第三个“有没有”——有没有保有不甘平庸的精神状态?
几位中国新闻奖评委都曾跟我谈到,中国新闻奖评奖鼓励高质量的舆论监督报道作品。
采写舆论监督报道固然不是单纯为了得奖,但这种声音从一个侧面传递出对优秀舆论监督报道作品的期许。
不甘平庸,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品质。
缺乏这种品质,就会摸不准时代脉搏,听不到现实呼唤,感知不到百姓苦乐,经年累月地重复平庸的文字,“谁写谁看、写谁谁看”,遑论履职尽责、推动社会进步。
甘于平庸者,新闻职业精神滑落,必然伴生“能力恐慌”,搞舆论监督自然是勉为其难,会知难而退。
舆论监督报道避免平庸,需要扎实的调查研究基本功,需要下足“笨功夫”。
选择扩大采访半径和增加采访量级,想盛出一碗水,最好准备一整桶水,在采访数量达到一定积累时,往往会出现质的突破。
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青海“隐形首富”:祁连山非法采煤获利百亿至今未停》,就是笔者三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写就的,在不断求证过程中,报道才变得越来越扎实。
王文志在祁连山木里矿区,电视台“法治人物”团队摄。
每做一个有分量的报道选题,惯常的情形是,我们至少查阅数万字的资料,有时则要延展阅读数十万字,对一个地域、一个领域和一个事件的地理人文背景、历史脉络、演进过程及发展趋势做到胸中有数。
每做一篇舆论监督报道,要下载一二十篇以上的相关研究资料。通过对前期搜集整理的资料及相关数据和情况进行分析对比、归纳和提炼,才能从个性中找到共性,抓住更为规律性、普遍性的东西。
近些年来,我采写的报道先后6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且获奖作品都是舆论监督报道,并忝列第十七届“长江韬奋奖”。
回望这些舆论监督稿件,最为重要的,是要捧出一腔为民鼓与呼的赤诚。
因此,在抱怨舆论监督空间越来越小、路子越走越窄的时候,首先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真的努力过了吗?
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去争取报道选题获得批准,是否在采访写作中有苦行僧般的求索,是否以自己的努力让人觉得你是放心靠谱的,是否遇到一两次阻力就轻言放弃,是否以自身平庸为借口放弃对精品力作的追求,是否像作家路遥所说的“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难也罢,易也罢,舆论监督毕竟是新闻媒体和记者的一项重要任务,理应克服困难,肩负起职责,发挥其重要作用。
修养无限、学习无限、思辨无限、实践无限。
在对待舆论监督问题上,勇于突破自我,注重自省自知,才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破难而行,从中获得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