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爆火的村超，千万别变质

如今，“村超”不仅是榕江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成为榕江人重新认识自己、认识邻里的渠道。

作者 | 洞照

题图 | 中新社

“开场15秒钟进球，3分钟之内就平了，半场又反超，最后又战平，然后点球大战。真的很精彩，很。”

人称“行长解说员”的杨兵接受《新周刊》采访时，2023年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即人们所说的“贵州村超”已经过去近20天。提到今年最令自己难忘的这场比赛，杨兵难掩激动之情。

这个夏天，“贵州村超”热潮席卷全国。总决赛的落幕不是潮退，而是新浪潮的积淀。

8月13日，榕江美食足球友谊赛开赛。杨兵坐在他熟悉的解说席上，与人称“足球散文诗人”的张明涛搭档，为热度空前的第一场比赛——榕江村民队与香港明星队之间的较量——进行解说。

在杨兵眼中，“村超”是一个包容共享的全民大舞台。在美食足球友谊赛上，“只要你想来、符合要求，我们都希望大家来这里展现自己，不存在谁来、谁不来，谁可来、谁不可来。同样，我们也需要流量相互支持”。

榕江县贵州村超足球场（图/视觉中国）

正所谓“你好我好大家好”，用当地足球名宿涛哥（本名杨子惠）的话说，名人与“村超”、与榕江是共赢关系，“他们来到现场其实对我们也是很好的宣传，只要不抹黑我们，我们欢迎更多正能量的名家、名嘴、明星、网红都来村超”。

“村超”之于榕江人是快乐的载体、凝聚力的体现、精神风貌的展现窗口，在此之上，涛哥还有一个立意更为高远的解读：“大家为什么要来村超？我觉得在推广民族文化和体育运动方面，村超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如果没有参与村超，或许他的人生会留下一个缺憾。”

“不是为了钱，就是热爱和传承”

涛哥亲历了“贵州村超”的诞生与兴盛。

今年1月24日，榕江车江三宝侗寨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有8支乡村足球队参与。随着比赛进行，车江各村寨的老百姓展现出巨大的热情。在村队拉拉队队员越来越多、比赛越打越火热的时候，身为联赛宣传副组长的涛哥知道，“时机来了”。

他在网上看到很多地方组织了名为“村超”的足球赛，但都不算很火。于是他跟联赛的常务副组长杨亚江商量，尽快打个报告给同样热爱足球的相关领导，“我们把榕江村超弄起来，变成榕江的一个品牌”。

杨亚江的报告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各方面的力量很快调动起来。5月13日，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顺利开赛，参赛球队20支。“贵州村超”正式诞生。

承办比赛的榕江村超足球场是当地屈指可数的标准足球场之一。榕江县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和桂北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形复杂破碎，山地特色明显，远远谈不上“天然的足球场”。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当地人对足球情有独钟。

在杨兵记忆中，榕江的体育氛围素来浓厚，而足球是最主要的一个全民运动项目，“它不是一个个人项目，踢一场比赛要十几个人，全村的村民都会支持，给队员们加油，能够体现出村里的凝聚力，这一点应该是最吸引大家的”。

贵州榕江大桥（二桥）村超体育场（图/图虫创意）

《榕江县志》记载，20世纪40年代，抗战期间迁入榕江的广西大学将足球运动带给了当地百姓，足球运动随即传播开来。1965年8月，榕江县足球队在黔东南州足球比赛中获得冠军，足球运动因此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1971年后，足球在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逐渐发展起来。

老一辈人告诉杨兵，当年没有像样的场地和球鞋，榕江人踢球的条件比较艰难。20世纪8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足球也成了当地孩子们的一条出路，许多父母以把孩子送进更高学府踢足球而感到自豪。

那些年，榕江的足球赛事火热开展。每逢比赛，整个县城万人空巷，足球场边锣鼓喧天。如果碰到榕江足球队从全州、全省赛事中凯旋，老百姓们会自发夹道欢迎，不少优秀球员成了榕江人自己的足球明星。

涛哥是在榕江县第一中学（下文简称“榕江一中”）读高中时接触到足球的，当时，他对足球的兴趣还不算浓厚。

1990年，涛哥考入凯里学院，为打发课余时间，他组织班上同学成立了一支足球队，“我们自己买了一个足球，就开始踢球了”。也是在那一年，榕江的足球爱好者们自发成立了榕江足球协会。

20世纪90年代，榕江人将为数不多的空地改造成简易的露天足球场，类型与规模各异的足球赛广泛开展，足球运动的群众基础扩大。尤其在三宝侗寨，所有行政村都有自己的足球队，最小的队员12岁，最大的队员50多岁，是名副其实的“全民参与”。

1996年，已经3年没踢过球的涛哥从农村调到榕江县城城郊的车江中学担任教师。

彼时，车江中学校园里有一些窄小的泥地，很多师生放学后在那里踢球，欢声笑语将涛哥心底对足球的热爱重新点燃。虽然觉得自己没什么技术，但跟同伴们一起拼搏的酣畅淋漓，足够令他享受。

从1998年开始，涛哥带着车江中学的校队参加了县里的很多比赛。没比赛的时候，他们经常在河边跟乡亲们踢球，日益感受到大家对足球的热爱。

2002年，正在读初中的杨兵因为世界杯喜欢上了足球。到县城读高中后，他不但自己开始踢球，还在每天放学后带小朋友练球。他说，榕江青少年足球训练的最初样态是大学生带高中生、高中生带初中生、初中生带小学生，“不是为了钱，就是热爱和传承”。

“全是人员，都是活雷锋”

21世纪初，榕江的足球热度、参与人数跟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匹配。后来，设施完备的运动场首先在校园中建立起来。直到今天，这些场地都没有专门的维护人员，想踢球的校外人员自行协调预订，靠自觉来保持场地的秩序与卫生。

涛哥记得，当年唯一的标准足球场位于榕江县古州镇第二小学。2000年代，该场地的一部分被开辟为体操馆，使当地的正规足球比赛中断了近10年。后来，榕江一中足球场建成，正规比赛得以恢复。

如今，榕江的“村超”足球场、两个五人制足球场均对外开放，全县学校的足球场在非上课时间亦然。

在涛哥和杨兵印象里，当地没什么人因“村超”火爆而专门从事足球相关职业。不过在“村超”火爆之前，就不乏专程请假回来帮村寨、社区参加比赛的人。杨兵觉得，榕江人踢足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快乐，是一种业余爱好，不是为了一定要挣钱。

“我们踢球的快乐大家能感受得到，输就输，赢就赢，赢了我们一起高兴，输了一起扛。但输赢没关系。”杨兵说，“大家都要上班，这个不能当饭碗，你搞专业了那还叫什么村超？忙的时候就好好忙，空下来了就认认真真、开开心心地踢球。”

今年，“贵州村超”的参与者和观众遍布大江南北，即便如此，组委会也没有做专人专职的安排，涛哥笑言：“全是的人员，都是活雷锋。”

涛哥介绍，组委会是依靠各方人才自发参与组建起来的。现任榕江足协副的杨亚江负责文艺节目表演的相关工作，县里还抽调了融媒体的精英力量，奔赴前线的自媒体人更是数不胜数。

2023年7月29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三宝侗寨。“村超”总决赛比赛日，乐队在看台上演奏，为比赛助威。（图/视觉中国）

足球事业在榕江的发展，不断改变着很多当地人的社会身份，涛哥也在其中。

2017年，榕江县组织了一次全县的周末联赛。在那之前，涛哥和另一名队友自掏腰包给队里买了球服和水，大家出于感激和尊敬，在报名周末联赛时把他填在了“主教练”一栏，把另外一名队友填在了“领队”一栏。

这可把既不怎么会踢球又不怎么懂球的涛哥急坏了。他赶忙买了两本足球书回家看，还在网上看了很多比赛视频，“慢慢才明白什么是足球，比赛应该怎么组织，应该怎么研究对手、怎么排兵布阵”。

尽管自己在足球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因此增进不少，但他并没有特别关注哪支职业球队或哪个球星，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踢球开心”。

从2021年被评为首批全国县域足球典型，到2023年“村超”的全国性热潮，榕江人的足球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大家也比以前更加忙碌。

对组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市政工作者、清洁工等为“村超”服务的人来说，清晨四五点出工、凌晨一两点休息是开赛前后的常态。可大家都没有怨言，因为每个人都以自己是榕江人为荣，全县上下“没有哪个不支持村超的”。

“村超”不仅是榕江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成为榕江人重新认识自己、认识邻里的渠道。

学校青少年的训练和足球比赛（图/图虫创意）

球场上，运动员们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涛哥，他自己所在的四格队亦然。尽管是本届“村超”最弱的一支队伍，但本着榕江人“少输当作赢”的精神，他一直鼓励队友们：输球不要紧，不输“人”，不输掉精气神，也是一种“赢”。他因此被笑称为“拉拉队队长”。

在涛哥眼里，顽强拼搏、永不放弃也是榕江的精神，“我们榕江老百姓从来都是比较积极上进的。榕江老百姓特别热爱生活，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坚持，所以榕江才能实现脱贫，才能走向乡村振兴”。

除了各支风格迥异的球队，赛场内外的拉拉队也格外引人瞩目，他们集思广益，使出浑身解数为运动员们加油助威。涛哥从来没想到，乡亲们竟然那么聪明，“有那么多神奇的创造力”。

“我觉得这些拉拉队员也成了比赛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他们的民族风情表演把村超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狂欢节，让村超有了更多的意义，才能吸引到全国老百姓，吸引到世界的目光。”涛哥说。

“自觉维护整个榕江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村超”不收门票，而这也是当地一直以来的传统。

1998年，涛哥他们参加了一场在榕江县古州镇第二小学足球场举办的比赛，由于没有座椅，乡亲们或席地而坐，或站在一旁，甚至有人蹲在墙头、挂在树上。

“榕江就是这样的氛围，有足球比赛的时候可以说大街小巷都没什么人了。”涛哥感慨，“大家酒也不喝了，牌也不打了，都去足球场看球。”

在榕江，每支足球队的发展路径大体一致。一开始，大家以AA制的形式凑钱踢球。随着队伍壮大、赛事增多，只靠自掏腰包恐怕难以为继，大家便找朋友或关系好的本地企业主拉赞助，特别是参加正规比赛的时候。

许多球队拉赞助有一个原则：赞助商不能干涉比赛，进行所谓的商业操控。“钱你可以出，我们在衣服上印上你品牌的名字，或者在比赛的时候拉点条幅，感谢某某赞助商对某某球队的支持。”涛哥解释道。

榕江县政府统计，“村超”举办的一个月时间内吸引游客42万余人次，其中本地游客30.39万人次，外地游客11.61万人次。

两个月前从北京回到贵阳老家的年年，开车带父母去榕江观看了“村超”比赛。因为榕江的天气比贵阳闷热得多，穿着黑色衣服且不怎么喝水的母亲在场边中暑。幸而在周围的当地人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母亲渐渐好转，没有错过之后的精彩比赛。

年年觉得，虽然贵阳也有很多热心人，但榕江人给她的感觉很不一样，他们更加积极质朴，有时候你只是自言自语地发出一些疑问，也能得到热情而善意的回应。在这样的气氛里，身为游客的她也被带动起来。

2023年7月30日，贵州省台盘村。今年夏天，和“村超”同样火爆的还有“村 BA”。（图/视觉中国）

在充足的后勤保障下，极速增长的观众数量并没有给榕江“村超”造成混乱，主办方还分时段进行了限流，以确保球场秩序。如今，本地人给外地人让座已是“村超”的“常规操作”，一些乡亲还特意留在家里看球，为现场减少一些负担。

“我们这边本来就是热情好客，有很淳朴的民风。”涛哥说，“老百姓看到村超这么火爆，家乡这么出圈，都自觉来维护我们整个榕江的形象。村超得到很多老百姓的关心和支持。”

涛哥认为，“村超”的影响都是比较正面的。往小了说，每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积极、阳光，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往大了说，当地的少数民族以“村超”为契机传播了自己的文化，感到扬眉吐气，整个榕江的发展都因此驶入了快车道。

以少数民族服饰租赁为核心的旅拍，以及民族风情民宿，是两个因“村超”而迅速发展壮大的产业。

尽管是土家族，但年年一直在大城市居住和工作，从未体验过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看完“村超”决赛，她特地就近租了一套苗族服饰拍照，其做工之精良、价格之实惠，是那些开发早、商业化程度高的景区难以企及的。

年年一家的榕江之旅十分愉快，倘若一定要说有什么困扰，大概只有“没在附近找到特别合适的酒店”这一点。携程、去哪儿等OTA平台的住宿预计数据显示，“村超”以来的游客量超出了榕江的接待能力。

谁都无法用几天时间建一家正规酒店，不过，榕江人想出了另一个解此燃眉之急的办法：很多村民主动在网上发布住宿信息，或通过“村超”志愿者告知游客，如果订不到住宿，可以免费住到他们家里。

航拍贵州榕江县侗族村寨（图/图虫创意）

不少借住村民家的游客在网上进行了发布，不经意间宣传了当地的美景和风土人情。涛哥看到，少数民族老百姓们因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真诚与热情被人认可而感到开心，有素质的游客也拉近了当地人与外界的距离。

为了确保游客和当地人的安全与权益，榕江县有关部门推行实名制登记等措施，对这类民宿进行规范与引导，同时鼓励大家开设营利性民宿。“为了保障村超，也为了安全和发展。”涛哥说。

“村超肯定会一直办下去”

榕江的餐饮业和实体经济，也在“村超”的带动下明显复苏。杨兵举例，地方政府在“村超”场馆外规划了很多小摊位，不收取任何费用，用报名抽签的方式提供给想做买卖的老百姓。这些摊位由政府负责管理和引导，经济效益非常直观。

2023年5月的数据显示，榕江县接待游客107.37万人次，同比增长39.7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41亿元，同比增长52.08%。不难推测，“村超”将为榕江今年的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

榕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沾“村超”的光。眼下，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学校的体育场，还有公园里的健身器材都陆续开始翻新改造。在互联网领域，涛哥说：“这些年我们榕江一直在大力培养新媒体人才，这次好多新媒体人都参与到村超的宣传推广中来。”

在“村超”的热潮中，有人正转换视角，关注起榕江的未来。

“村超我们肯定会一直办下去，肯定好多朋友都想来体验，鉴于榕江区位优势比较明显，铁路、公路交通便利，我们想把榕江定位成一个旅游集散地。”杨兵说，“你可以先到苗岭侗寨打打卡、看村超，再往贵州各个地方走。”

贵州榕江大利侗寨（图/图虫创意）

前段时间，黔东南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省里争取扶持，以便更好地完善、提升榕江的基础设施水平，包括交通、通信以及体育场馆建设，他们为此征求涛哥的意见。涛哥灵光一闪：“为什么不把榕江建设成国家西南地区的体育中心呢？”

涛哥说，这不是什么酒后诳语，而是自己综合分析后的合理建议：第一，榕江培养了体操、跳水、攀岩等多个项目的世界冠军，而“村超”可以视为“快乐足球的世界冠军”，因此在整个西南乃至全国，榕江都是一块难得的体育热土，群众基础雄厚；第二，榕江交通便利。涛哥认为，榕江是整个贵州除了贵阳之外交通最便利的地方，“而且我们这里跟粤、港、澳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是贵州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

有了这两个前提，涛哥觉得自己的建议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如能实现，榕江一系列基础设施及相关项目都能很快推进，“在未来5—10年，单在体育运动发展方面，榕江一定会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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