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绝对的异质中，文学批评的自由才能表现得愈发从容

2024-01-13 10:12:08来源：

导读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对时间的分析始终被置于首位。空间仅被看作一个容器、一个无足轻重的舞台——众生的命运在此展开。但近几十年来，有生...

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对时间的分析始终被置于首位。空间仅被看作一个容器、一个无足轻重的舞台——众生的命运在此展开。但近几十年来，有生命之物的这两类基础坐标的关系逐渐趋于平衡。《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一书思考了世界对空间的表现，并探讨其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在后现代环境中，对现实的感知被削弱，虚拟取得了胜利。从而，文学所属的模仿艺术得以提出一种解读世界的全新方式，即地理批评，它同时涉及文学理论、文化地理与建筑领域。本文为该书引言，澎湃新闻经新行思授权发布。

对于空间的感知和再现并非显而易见之事。对空间标准的理解不是永恒不变的，对场所信息的解读也不是静止的。我们的文化仍受到启蒙时代乃至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时间不能被简化为河流隐喻，以展示其缓缓水平流动；也不能被归结为矢状隐喻，以建立其可逆性。同样，空间也不是符合实证主义趣味的欧几里得几何所界定的平面容器。爱因斯坦的革命由此而生。自那以后，一切都是相对的，甚至连绝对也是相对的。自20世纪初期以来，欧几里得已不是从前那个人，亦不再意味着相同的事。空间的标记在哪里？空间的稳定坐标在哪里？或许，空间自一开始就逃避了欧几里得秩序的桎梏。一直以来，空间都被象征性地解读。地理的具体细节属于精神阐释而非直接观察的范畴。在谈到基辅罗斯时期文献中涉及的地理空间时，尤里·洛特曼写道：“地理学已经成为一种伦理学。因此，地理空间中的每一次运动在宗教和道德层面上都具有意义。” 当然，中世纪倾向于这样一种观念。圣奥古斯丁很早就定义了中世纪时期的时间观，他认为，中世纪的时间强化了人向上帝靠近的节奏，上帝主导人的思想，控制人的灵魂。至于空间，诚如朱塞佩·塔第奥拉所言，“显然是本体论的、精神的、指示性的；像时间一样，空间也成为象征行为和宗教行为的场所”。当传说中的爱尔兰修道士圣布伦丹（Saint Brendan）离开克里海岸，向着天堂启航（Navigatio）时，他选用了教历，追随的是《圣经》模糊记忆所标识出的航线。欧几里得被遗忘了，其实他从未被僧侣和经院神学家所重视。空间——以及在空间中展开的世界——是象征体系和思辨的产物。它还是彼时的一丝光亮，让我们大胆地说出这个词——想象。无论何时，这种想象都不会与真实割裂。二者依据受宗教正典支配的相容原则而相互渗透。上帝创造了万物，万物具有同样的先验的现实，预先规避了日后出现的真实与虚构的分裂。但丁正是根据这种全景（和垂直）的取向构思出《神曲》，这一取向赋予他理解彼世的三个维度：地狱、炼狱、天堂。和但丁一道，整个中世纪都理想地提出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谓的“万物在永恒里共存”的观点。完整的空间是对超越自然的思辨和对创世的折射。如果在物质运动的尺度上时间概念是静态的，那空间的概念则更具动态性。《神曲》中，但丁这个人物与其刻画和面对的空间环境本能地结合在一起，而时间却几乎没有流逝（除非主人公在逃脱永恒时间的炼狱里失去生命，否则时间将永远不会流动）。

时空概念的演变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巴赫金曾在《美学与文学问题》（1975）中对这个过程做出评价。他强调了时间由垂直转向水平这一根本转变的重要性，这一转变意味着 “一种向前的冲动”，甚至是向前的飞逝。巴赫金还补充道，相反，因为绘画和绘图中透视的引入，以及我们的地球列于太阳系中，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变得垂直化。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转变有所加强，至今也仍在被证实。但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的空间、时间和文艺复兴前常见时空观的一部分显著特征再次建立了联系。上帝可能已经死了，谁又知道呢？反正尼采死了。但无论上帝的命运如何，都不再是这些争论的中心。我们的社会不再憧憬超验。社会的时空布置还没有重新回到垂直，但也不再是水平方向。定位的有效性减弱。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的质疑中发展，并站稳脚跟，使当代与某种原初世界（proto-monde）产生调和。该原初世界宣告了以万物相容和共存为标志的世界的一致性。后现代主义还挖空心思，力图在异质之中建立一个整体一致的王国。“一致”与“异质”，这两个词的结合有力地说明了新时空的混乱。本研究也将在后现代迷宫般的领域中展开。

通常来说，回顾后现代史比追溯空间的再现史更容易：因为前者最多六十几年，而后者则经历了整个人类发展的跨度。在这个令人沮丧的数据面前，我们放弃了。但是，后现代主义往往仍被定义为缺乏定义。这一由不恰当的语言诠释的“矫饰主义”的空白，构建了不断拓展的研究视角。没有必要再对此进行回顾或再开展探索。总之，本文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会简要涉及后现代主义。在此，我就《后现代主义的空间：人文地理解读》一书中的若干原则进行阐述。作者迈克尔·J.迪尔和斯蒂文·弗拉斯提认为，在一切普遍存在的体制中，后现代主义带来了一种极端不确定却具备准则的本体论。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的满目疮痍中产生：冲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硝烟未尽的断壁残垣，语言和再现单元的嘈杂废墟。维特根斯坦及其后继者曾揭示和分析过这种语言和再现的危机。归根结底，建立在所谓“客观”（实证主义的）感知上的和谐是意识形态上的，它曾经存在过，但在崩溃时释放了各种各类的主观性。话语在混乱中大量涌现……迪尔和弗拉斯提证实：“因此，我们的再现举措（即在与我们研究“结果”的“客观”关系方面）和调解冲突阐释的尝试注定会失败。”追随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其他学者的思路，他们还补充道：“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撼动了现代主义关于理论能够反映现实的信念，代之以片面的、相对的观点，强调理论建设的偶然性、间接性的本质。元理论和结构性思维被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微观解释和不可判定性。后现代主义者比大多数思想家更善于把相对主义语境化，容忍它，并时刻意识到差异。” 不过，在此种环境中，我们得承认：相对主义也被相对化了，除非是百分之百的相对主义。现实成为一个“复数词” 。这里探讨的现实显然是“客观的”现实。这是我们长久以来所期盼的，也是迪尔和弗拉斯提等执着的地理学家们所捍卫的。

在这个变得或被变得游移不定的环境中，与世界保持着模仿关系的艺术角色取得了新的意义。文学、电影、绘画、摄影（此外还有音乐、雕塑）等不胜枚举的艺术，能否冲破审美的禁锢重新归入世界？这是个难题，答案从一开始就只是暂时的、随机的。我们不想在此提前开始讨论，先提出假设：如果对指涉的时空框架的感知变得模糊，那么艺术承载的虚构话语就自然而然地具有其独创的意义。在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里，这种虚构话语不再明显地远离真实边缘，它获得了强有力的说服力。如果可信度始终以“真实”世界为参照标准，那么在后现代的广阔天地下，人们不再会说水泥、混凝土、钢筋搭建的世界比纸和墨水营造的世界更“真实”。我在上文提到后现代主义的迷宫，其实每一个在空间上被等级化了的迷宫的中心都有一只妖怪。古代畸形学里的人身牛头怪物一半是人一半是牛。而如今它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它还继续存活，又将会是什么样？可能它仍是妖怪，一种合成体，但像很多其他妖怪一样，它已经重获新生了。人们神往于不同的“金刚”电影中所交织出的扣动心弦的浪漫，想象着那些与美女相遇抑或相恋的野兽。这是因为时间是异质的。迷宫的中心，人身牛头怪成了规范现实（可用“常态”一词概括）之间的新联盟的具体象征。这个规范现实不再脱离虚构且被置于规范之外。那如今是否还有诉诸至上地位的观点呢？殖民统治土崩瓦解，此后一对多的文明、肤色、宗教统治分崩离析；同样，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一种性别特征对另一种性别特征的支配统治也一去不返。在上帝的缄默之中，多元共存的时代来临了。因此，这种类比与中世纪对存在维度的感知有关，差异是绝对的。统一、全面的规范的缺乏就意味着侯世达所指的“异质等级”（hétérarchie），一种去神圣化的等级，一切优先都消失殆尽。在失去规范的背景中，当虚构脱颖而出成为理性解读世界的关键时，时空是怎样的？设想怎样的方法可以去试着体会无法认知的事物？上述疑问带有悖论性质，我们将在下文用大量篇幅来尝试解答，以谨慎和谦逊的方式来捕捉这种捉摸不定的环境。

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我们所说的空间是什么？乍一看，空间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要么朝着无限大扩展，要么缩减向无限小，这个无限小本身也是无限（无穷尽）的广阔。总之，尽管我不甚了解这个宏观或微观的空间，但从宇宙的角度，从普遍的意义来说，那些专家似乎也没超前到哪儿去。地理学家埃尔维·海格诺德认为，“我们不知道空间是不是无限的，不知道它将会无限缩小还是会无限膨胀，不知道它是什么形状的……我们只知道空间和我们对它的心理经验没多大关系，它更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感知” 。钳制我注意力的并不是这个绝对的、整体的空间，尽管它在文学和电影里的地位弥足轻重。这个空间实际上弥漫着科幻的色彩，是投射到感知以外而又不超出想象的全部可能世界所营造的空间。我将集中研究这些可以感知的空间，它们本身与定义格格不入，因为就像海格诺德在书中说的那样：“涵盖一切地理问题的整体空间并不存在，即使将其简化为理论定律。”这观点不仅对地理适用，对文学和其他模仿艺术也同样适用。冒着些许风险，我们可以提出两种研究可感知空间的基本方法：一种比较抽象，另一种则尤为具体；前者包括概念上的“空间”（space），后者是实际的“场所”（place）。但是两者并不相互排斥，那是因为空间和场所的分界并不那么固定。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在他的《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中视空间为自由且流动的领域，而场所则是一个封闭的人性化空间：“与空间相比，场所是一个既定价值的安静的中心。” 这个观点在美国引起了特别的反响。段义孚认为，只有当空间有了定义并获得意义时，才能转化为场所。他还补充道：“所有人都试图将难以名状的空间变为清晰的地理。”对任何生物而言，场所都是一个目光停留的标记，一个停顿，“一个休憩点”。空间和场所的区别曾被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研究过，被那些意欲将理论思考应用到场所上的学者所研究。

面对“空间”和“场所”界定上的模糊，有些学者更倾向探索其他方法。意大利城市规划家弗莱维娅·斯齐亚沃在主张适度和批判性地使用空间一词后，又直接提出用背景（contexte）概念将其替换，因为背景凝聚了（空间和场所）这两个词所包含的物质和非物质价值。她认为：背景涵盖了社会、文化等领域，这些领域“组织了居住场所的整体建筑”。总之，被赋予特性的空间进入了对于场所的构建，空间与场所二者结合形成背景。现象学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们认为应当把作为男人（和女人）意向活动的场所——生活世界（Lebenswelt）（胡塞尔·舒茨）——与完成这些活动的背景——自然环境（Umwelt）——分离开来。然而，难点在于廓清纯人文的空间（生活世界）和环绕人类的空间（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的类型。此外，如果我们赞成另一位同为意籍的地理学家玛利亚·德·法妮斯的观点，那么主体就可以被理解为“实体，在以空间为模板进行自我塑造时，并让空间承载了个体和集体的行为、观点、价值，此三者把空间转变为场所”。显然，要想直截了当地跳出空间和场所的二元对立并不容易。接受批评研究的发起人汉斯·罗伯特·姚斯也对这个辩论做出了贡献。根据关联轴理论的作者、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及其学生托马斯·卢卡曼的研究，姚斯把一种日常现实纳入时空的范畴，并将其“理解成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主体间的领域”。这种现实由“空间关系上的‘这和那’（ici-et-là-bas）构成，就好像面对面的位置关系所营造出的关系世界［人文关系（Mitwelt）］一样”。如果说自然环境源于观察，那么人文关系则意味着一种行为，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相互影响，它赋予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姚斯深受现象学家的启发，并像他们一样，提出了 “空间关系的‘这和那’，由此日常现实便在围绕的环境中形成”。

事实上，这种关系的研究推动着整个地理批评的发展，通过文本、图像以及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互动来深入研究模仿艺术布置的人类空间。在尝试确定地理批评的方以前，我计划通过三个部分勾勒出地理批评的理论基础。本书将首先围绕空时性（spatio-temporalité）展开思考。在这一部分，读者将看到二战以后时间隐喻如何逐渐得到空间化，空间以怎样的方式重获价值提升,并压制了时间这一曾在文学批评和理论中占据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元素。然后，我将思考当代空间的一种常态，即它的流动性，它很可能会具有长期性。当今是否存在一种永久违抗、持续跨越的状态——一种可以让所有空间成为完全流动起来的整体的越界性（transgressivité）？通过空间性，游移构成了一次历险，第三部分也由此应运而生，它将对世界空间与文本空间（或图像）、指涉对象与再现的关系做出理论的思辨。第三章将探究指涉性（référentialité），即真实与虚构以及世界空间与文本空间之间关系的实质。本章将为可能世界理论留得特殊一席，欧洲及盎格鲁—撒克逊等国的思想家效仿亚历克修斯·迈农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所谓“客观的”现实世界和抽象世界、文本世界之间搭建起一种类比。如果我们参考“空间”和“场所”传统意义上的区别，便会注意到前三章优先考虑了空间，因为时空性、越界性、指涉性描绘出地理批评所构建的概念框架。然而，尽管二分在下文中得到消解（我认为，“空间”和“场所”会在“人类空间”中合流），但是得承认，地理批评和场所研究范畴更为匹配。第四章陈述地理批评的方。这将给我一次机会去完善我曾在《走向文本的地理批评》一文中首次提及的若干想法。该文发表于2000年，并收录在《地理批评的说明》一书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开启了地理批评的冒险之旅。在临时的而非总结性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将考察文本在场所建构中的重要性，并把文本的空间性转变为场所的可读性。我把指涉性问题放在最后，并自问是文本造就了场所，还是场所成就了文本。在结构主义日薄西山之际，文本回归到了世界并在此安身立命。它能否投身于世界的创造之中？

我的目标之一便是开始起草一份“空间逻辑” （spatiologique）的清单，打破批评场的国界限制，超越虚构语料的语言界限，跨越不同学科的门槛，因为文学在这里，在一个给予地理、城市规划，还有其他多门学科以重视的环境中被重新考察。如此就显而易见了：千禧年之初以来，文学及其他模仿艺术，正因为它们的模仿性特征，不再能与世界隔绝开来。一切都在一切中，那么反之亦然吗？可能吧，这便是问题的所在。但并不排斥的是：正是在绝对的异质中，批评话语的自由才能表现得愈发从容且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