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自序
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
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
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他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那“右派”经历与燕京大学的学历和我相同,再加上我们对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的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法治离不开,中国现有的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关心国家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
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我与吴敬琏先生交往和合作,从北戴河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也快十年了。我和他是同龄人,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他常常讲,中国的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公权力,就会造成"权贵市场经济",所以他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主要问题。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
往时,曾参加过王铁崖教授80寿辰的纪念活动,那时,我是以晚辈身份去参加的。今天,人们以我的80寿辰做纪念活动,我是以长辈身份来参加的。从1956年从教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就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以来,我的学生中在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开始招博士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写的,把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写了约十章近十万字左右,又彷徨起来了,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后来我的学生赵旭东和其他学生们结合我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给我配备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感谢陈夏红先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传在我80岁生日的2010年正式问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吧!出版成书后,叫个什么名字呢?我自己诗词集中最喜爱的一首是《临江仙·悲歌》:
“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于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讲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与枯荣”。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
谨以此序献给亲爱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