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个朝代，嫔妃们害怕生太子

《甄嬛传》

“皇上，三阿哥又长高了。”

《甄嬛传》里的这句著名台词，很多观众都耳熟能详。说出这句台词的“齐妃”身为剧中“皇长子”的生母，深知自己早已不受皇帝宠爱，把未来的命运寄托在儿子“三阿哥”身上，认为只要“三阿哥”弘时能有来日，她就有熬出头的指望。

这也符合我们对古代王朝“母凭子贵”的认知。中国古代王朝中，对绝大多数后宫女性而言，“生育”被迫成为她们的一生追求。是否育有子女，不仅关系她们的个人命运，也和整个家族的荣誉挂钩。

但生下了孩子，就真的能改善自己的命运吗？

有朝代的情况与我们刻板想象相悖：妃嫔们对生育表现出极大的恐惧，尤其不愿意生太子，甚至会采取极端手段终止妊娠。那就是北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在他的著作《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一书中，介绍了这一反常情景。北魏时期，父权制下，嫔妃都害怕生太子，甚至不惜自残来防止生产。书中的女性们忍受霸权对自身的摧残与戕害，毫无还手之力；身处权力巅峰的女性也没能跳出男权的窠臼，继续借由制度控制和剥削其他女性的身体。

生育和母性都畸变成了宫廷权力嬗代的筹码。这些难以被看见，也鲜少被讲述的女性们则成为统治者们博弈的牺牲品。

不愿生太子

在男权独尊的宫闱，女性的身体除了需要取悦掌权者，还承担着繁衍子嗣的任务。然而北魏时期妃嫔们，却表现出了强烈的生育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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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二年夏胡氏怀上孝明帝。胡氏确认怀孕，很可能在永平二年月间，一经确认，立即成为后宫大事。

对子嗣问题忧惧极深的宣武帝推出了一项新法规。《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十有一月甲申（509年12月7日），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宣武帝下诏禁止屠宰繁殖期的雌性牛羊猪马等牲畜，并把这一禁令放进法律条文中，表面上看似乎跟宣武帝信佛有关，如果不了解此时正是胡氏妊娠进入第五六个月，便难以察觉他精神深处的忧惧与恐慌。

宣武帝还采取了比“禁屠杀含孕”更切实的行动。《北史·后妃传》:“先是，宣武频丧皇子，自以年长，深加慎护。”从确认胡氏怀孕那一刻起，宣武帝就要为她建立一个“深加慎护”的团队，把她与掖庭日常体系隔离开来。这个团队既要防止后宫其他人伤害她，也要防止她自己伤害胎儿。

《北史·后妃传》里的一段话，揭示了受孕妃嫔自我伤害的确是存在的：而椒庭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

《英雄》

“不愿生太子”当然只是一个愿望，但如果比別人先怀孕，又无法预知男女，那怎么办呢？

胡氏怀孕后，其他充华夫人“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如何“为诸计”？当然是想办法终止妊娠，即流产。

子贵母死的制度，这一反人性的制度在洛阳宫里从没有被遗忘。

北魏后宫制度：子贵母死

北魏王朝的十位储君之母，除了最后的两位宣武帝母高氏和孝明帝母胡氏以外，都被严格地按照“子贵母死”制度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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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所谓子贵母死，是指当某位皇子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时，其生母要被处死。

北魏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安排身后之事，措置之一是杀死预定的嗣位者的生母。道武帝长子明元帝拓跋嗣的生母刘贵人出自独孤部，成了第一个受害人。

据《北史》:“初，帝（指明元帝）母既赐死，道武召帝告曰：‘昔汉武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帝素纯孝，哀不自胜。”按这个说法，道武帝杀刘贵人以立明元帝，历史依据是汉武帝杀钩弋夫人以立昭帝的古事。这当然是史臣缘饰。无论道武帝出于何种动机，他对于这一做法的必要性十分自信，似乎决心很大。当明元帝因悲念母亲、惹怒道武帝而出逃后，次子清河王拓跋绍就成为可能的继承人，而道武帝似乎也想杀掉他的生母贺夫人，逼得拓跋绍抢先下手杀了道武帝。

北魏道武帝时期人物关系图

明元帝之后，太武帝、景穆帝的生母辞世都早，很可能都死于“子贵母死”。文成帝继位时，拥立他的大臣们同时也杀了他的生母郁久闾氏。献文帝两岁半时被立为皇太子，就在这几日内母亲被常太后赐死。孝文帝则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姓甚名谁，一出生，冯太后就把他从生母李夫人怀中夺走，接到自己宫里养起来。孝文帝两岁半时取了大名“宏“，一个月后立为皇太子，而立皇太子之前，依照“子贵母死”的旧制，生母李氏被杀。故《北史》 云：“迄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

权力的回归：后宫女性身体的悲剧

为避免外家干预朝政而设立的“子贵母死”制度，反而导致另一形式的干政，文明太后冯氏临朝称制成为这项制度最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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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君权最初的确存在某种结构性的危机，最主要的问题是对母族后族部落力量的依赖。从母族后族作为拓跋君权的支持者和竞争者的双重作用考虑，清除君位继承人的母亲，其实是预防强大母族干预国政进而威胁皇权。

但随着部落离散，集权加深，拓跋统治已基本稳定，母族后族难以干预国政，更不可能威胁皇权，原先立子杀母的动因早已消解。然而，“子贵母死完全制度化，并更严厉地执行，是在文明太后冯氏之时。”

《夜宴》

据《魏书·高宗纪》，文成帝兴安元年十一月壬寅（452年12月24日）“追尊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皇妣为恭皇后，尊保母常氏为保太后”。兴安二年“三月壬午（453年4月3日），尊保太后为皇太后”。从此常太后成为了平城后宫的最高权威。

这种亲情并没有制度的保障，时移世易，一切都会快速变化。常太后能做的就是把她自己掌权的模式，到下一代自己的代理人身上，就是后来成为文明太皇太后的宫女冯氏。

这个模板的核心是利用子贵母死旧制，除掉下一代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取而代之，确保将来以皇太后身份操控皇权。

培养代理人的环节，分三步走，第一步立冯贵人为皇后，第二步杀死献文帝的生母李氏，最后一步是立献文帝为皇太子。这样，就确定了献文帝与冯后之间的母子关系，冯后也就名正言顺地抚养年幼的皇太子，以建立与名分相匹配的感情联系。

“迄（冯）太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孝文帝从生下来就被冯太后带离生母，母子二人完全被隔离，没有人敢对孝文帝说任何有关他生母的事情，孝文帝自己可能也不敢打听。很大程度上，不只是李氏被隔离在自己所生之子的世界之外，就连献文帝自己大概也不大容易接触自己的儿子。

孝文帝同样没有能力阻止冯太后把子贵母死的故事施用于自己的长子身上。“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后依旧制薨。”拓跋（元）恂一诞生，生母林氏就被处死了。据《魏书·孝文五王传》，元恂“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抚视之，常置左右”。冯太后故技重施，把皇长子控制在自己身边。

“帝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孝文帝试图反抗，但失败了。然而很可能正是在这次的反抗中，他与冯太后达成了妥协，那就是子贵母死仅限于皇长子，其他皇子的生母不仅不得加害，她们还可以亲自养育自己的儿子。

冯氏从一个因罪入宫的奴隶，蝉蜕一般变身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掌握了献文帝的继承人，而且走得更远，亲自抚养孝文帝，这样就事实上掌控了两代君主，甚至还谋划控制了第三代。制度也好，传统也好，决定其出现与延续的力量显然不是后世史家对历史时代的认识，而是历史现实中操弄权力者对自身利益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