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折叠：调侃美国嘉宾之后，我在慕安会看到哪三个趋势？

2024-02-21 07:56:31来源：

导读▎参加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的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大使。图源：2024年慕安会官网（MSC2024）编者按第60届慕尼黑安全...

▎参加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的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大使。图源：2024年慕安会官网（MSC2024）

编者按

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刚刚落幕，这次会议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容？如何评价本次会议的成果？凤凰网国际主笔侯逸超在前方发回会议报道侧记，以资参考。

核心提要

1. 慕安会大体把参会国家分为三类：以七国集团为核心的传统发达国家、以俄罗斯和朝鲜等为中心的问题国家，还有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待争取国家，中国处在二三之间。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场次虽然只有2/59，但中国已经作为全球性的变量无处不在。欧洲人也有相对中立之处，比如在会议上质疑西方双重标准、批评美国改变台海现状。

2. 但慕安会头号问题并非国家博弈，而是地缘紧张和经济不确定中的阶层折叠，各国更加关注自己的相对收益。这阻碍了全球合作做大经济蛋糕，继而产生恶性循环的“双输”可能：经济越差越零和博弈，越零和博弈经济越差，继而扩散到军事领域产生冲突。极右翼的德国选择未获慕安会邀请，就是因为它代表了这种“双输”逻辑最糟糕的情形。由此出发，“去风险”概念也进一步深化到“谁来承担风险”的内政议题。但是本届慕安会由于俄乌相关事件影响，情绪相对低沉，对于此类真正的优先事项讨论不足。

3. 慕尼黑曾经是希特勒的慕尼黑、张伯伦的慕尼黑以及奥运会惨案的慕尼黑，是制造问题的慕尼黑。作为反思者出现的慕安会，天然带有人道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以保证权利、阻止。而另一个解决方案来自于慕尼黑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认为解决风险应该扩大亚的影响。而这些思想，也在随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慕尼黑中欧商业界会议上得到了印证，他们认为，作为商人可以完全自己评估利润和风险，不需要政客说教。

作者｜凤凰网国际主笔侯逸超

发自德国慕尼黑

“什么慕尼黑安全会议？谈食品安全？” “现在乌克兰俄罗斯、以色列哈马斯打成那样，开会有用吗？”

龙年初七凌晨一点多的登机口，四个中国人聊起为什么去慕尼黑，有去探亲带孙子的、有转机去南欧旅行的，还有转机去东欧教汉语的。当我说出此行目的是去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就遭遇了上述拷问。

确实，这个侧重于跨大西洋关系的会议和中国很有关系吗？汇集50位“正国级”政要的会议是作秀还是真正谈问题？有5000人游行抵制这场“贩子大会”说明了什么？

经过几天断断续续参会和互动之后，我有这样一个感觉：这几天的慕尼黑是一个全球折叠点，从国家的折叠、阶层的折叠，再到记忆的折叠；各国明争暗斗，但又协调立场，在折叠中不断蓄力，试图找到封印全球“双输”局面的方法。

世界折叠：慕尼黑版“三个世界”？中国话题的统治力在哪？

在本次参会的120多个国家之间，早有隐蔽的分界线将它们分为三组：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专制挑战者、以及新的全球伙伴。

第一组国家以传统的七国集团（G7）为核心，主要代表的仍然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传统与视角，欧洲政要说服美国议员，美国议员影响欧洲政要，彼此积极协调政策。第二组国家以俄罗斯朝鲜为核心，是需要应对的问题、有限合作的对象。第三组国家以全球南方为核心，是这次慕安会要全力争取的一部分群体。

甚至在本届安全报告中有这么一句：“消除来自中国的风险应与将投资转向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齐头并进。”本次会议设置琳琅满目的发展议题，无疑就带有迎合全球南方的意味。

中国基本上是第二类国家，但因为金砖国家身份（俄罗斯已经被慕安会单方面除名，所以目前是BICS）带有第三种模糊的色彩。

根据今年慕尼黑安全指数，中国威胁依然挤不进前十。而且据七国集团的调查数据，除了日本和加拿大，其他5国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去年。

▎G7国家眼中的威胁，图自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

甚至在会议数量上，中国看起来也并不那么中心——59项会议议程里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只有两场，分别是王毅外长致辞的中国专场和傅莹大使参加的区域安全研讨会。

然而，几乎每一场会议都能听到熟悉的China，中国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影响全球的变量。

以我自己参加的慕安会边会“从赞美到站队，为什么识别社交媒体达人对安全的影响很重要”为例，也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讨论中国。

其实这场边会很能体现年轻人的特质，参会者下至15岁，上至50岁，多多少少都有社交媒体的使用经验。为了呼应俄乌的态势，还请来两位乌克兰网络红人，介绍如何应对俄罗斯信息战，并且通过播客和网络梗图反击云云。

▎慕安会边会现场，中间为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詹姆斯·鲁宾。作者供图

本来是个轻轻松松的场子，但是重磅嘉宾、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和协调员詹姆斯·鲁宾（James P.Rubin）密集批评俄罗斯制造假新闻干涉大选影响战局等等“事迹”，而且总要把中俄并列作为反面典型，China, PRC和Communists 轮着用，堪比输出巅峰的特朗普。

我一直认真看着鲁宾先生，希望他看到这儿还有一个中国参会者稍稍收敛，可惜收效甚微。想了想直接和他开吵似乎意义不大，我们还是要争取现场其他国家的观众，于是我举手，发问之前先调侃一句：“谢谢鲁宾先生，不过我必须得承认，中国在假消息方面可没有俄罗斯强。(I have to admit that China is not as good as Russia in Disinformation)”

Get到梗的全场发出愉快的笑声。这时乌克兰嘉宾激动反驳一句类似于“不是的”。我只好回“在俄乌开战时中国媒体还引入乌克兰电视台信号，进行报道上的平衡。”看到她不再交锋，我继续提出给鲁宾的问题：“您提到了管理网络平台有很多操作性的因素，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假信息是个技术问题，多大程度上是个问题呢？因为您总是把假信息和中国、共产主义等等（连用）。”

我的本意是希望他承认中美在网络治理上，存在相当的技术共识，比如如何应对匿名难题，这些在意识形态之外的问题实际上可以构成合作的基础。可惜特使先生坚持己见，又复读了一遍对于中国的意见。

但前述美国嘉宾的反应只是个例。慕安会相对还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中立平台，中国话题能够有稍微正常的讨论。

毕竟在2024年慕尼黑的安全报告中，美国也被视为台海现状的改变者（佩洛西窜台），另外中俄对于美西方“双重标准”的指责，也被认真写进报告中，并指出西方有输掉舆论战的风险。可以说，西方也有能听进去话的聪明人。

有中国顶着，印度的压力并不大。比如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印度外长苏杰生的小组讨论中，《金融时报》编辑鲁拉·哈拉夫（Roula Khalaf）提问苏杰生：“俄乌开战以来你们仍然在进口俄油，你们能这样在美国面前为所欲为吗？”其实也是在暗指印度脚踏几只船。

▎苏杰生的回答引发布林肯和全场观众大笑。图源：MSC2024

苏杰生也很机智：“我们是有很多选择，这为什么会是问题呢？这说明我们足够聪明，你们应该羡慕我（笑声掌声）。”他还补充道：“好的伙伴提供选择，聪明的伙伴进行选择，但有时我们也想：最好还是选择另一个。”

再补充一个有趣的细节，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印度外长苏杰生的小组讨论中，《金融时报》编辑鲁拉·哈拉夫（Roula Khalaf）就双重标准直接提问美德外长：你们提到的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 based order），到底什么是规则？很多人包括全球南方和西方民主社会都存在疑惑，比如说在加沙问题上，人权问题去哪了？西方价值去哪了？

▎《金融时报》编辑鲁拉·哈拉夫（Roula Khalaf）提问瞬间，几位外长的表情截图。图源：MSC2024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又说：“我们不要回到非黑即白的逻辑……要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最终还升华到了感情牌——“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停战并且拯救儿童。”布林肯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只是泛泛提到，“人类最大的毒药就是非人道。”

可以看到最突出的双重标准的起源——我们在乎现实的利害，但必须要有人权的存在。而且人权起源于西方的平等观，所以非西方的加沙人民就是不能够平等，就需要应用另外一套逻辑。再推而广之，自认为“非西方文明”的印度，即使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它仍旧是被攻击的对象。

印度的情况是当下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缩影。慕尼黑安全报告认为：这些国家可以利用大国所求而多边下注。但是全球冲突也减少了福利的投入，会增加南方国家的贫困风险。

报告还专门写道，和南方国家打交道不能采用“交易思维”，也就是说不能用短期得失衡量关系，要“将这些国家视为真正伙伴”。

事实上，就笔者在边会上的感知，大多数参会者对于南方国家的关注出现了上升，比如在另一场边会上，两位嘉宾接连表态，之前德国对全球南方的关注还不够，之后要继续加强。

▎中共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安会发表演讲。图源：MSC2024

但是王毅外长的讲话成功回应了不同受众，而且中国的举动显然更为真诚。

对于西方舆论最有冲击力的一点，可能是延续自去年底的这句表态：“巴勒斯坦几代民众颠沛流离，至今无法回归家园，这是当代持续最长的不公。”

当时在会场外，有5000人正在针对慕安会进行大型游行示威，很大一部分诉求就是“惩治贩子、解放巴勒斯坦”，中国的表态无疑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

▎当天慕尼黑游行现场。作者供图

所以慕安会正是三种力量的博弈场，欧美协调立场，中国印度巴西领导全球南方，但是七国集团又来挖墙脚……怎么合作怎么斗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阶层折叠：不被邀请的和抗议的，慕安会要封印什么？

但是再深一层，国家之间的博弈并不是慕安会的头号问题，而是还要不要退回孤立主义的问题。

最新的安全报告《双输？》就是想要敲响警钟——目前三类国家都觉得对现状不满意，即使富裕如七国集团居民，也觉得自己分到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少，而且对于未来十年的安全和财富状态更为悲观。

▎2024慕尼黑安全报告《双输？》封面，图源：MSC2024

2008年金融危机后16年，2016年特朗普崛起后8年，世界正式迈入了封闭疯狂的门槛？关键的一点是，如果国际大气候彻底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大概率会受到干扰，所以这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国际和国内的不平等加剧，民众更加敏感于得失分配，在外是更不信任别国，在内是极端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崛起，当每一个国家成为怨愤的孤岛，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不言而喻，这就是“双输”场景最可怕的形态，也是本次慕安会要真正封印的力量。

▎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显示，在本国收益小于对方的非对称合作中，各国公民愿意和不同类型国家合作的占比。越来越多的人宁愿遭受损失也要放弃合作。图源：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4/introduction/

具体代表是谁呢——比如本次慕安会拉黑的民粹主义政德国选择（AfD)。

“恕我直言，德国选择就是一坨屎。”16日一早，因为被要求存包，我和一位慕尼黑市的公务员Schmidt，在小雨中同病相怜地走了半小时。他对于德国选择意见极大。

因为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经济转型并不顺利，而且4万乌克兰难民的迁入，也加剧了排外主义的流行。而德国选择很可能在6月的德国东部地区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取胜，带来更多麻烦。

他还告诉我，慕安会也就是市中心有人比较热闹，郊区基本没有人关注。而且今天有五个组织示威游行，反战的左翼团体、支持巴勒斯坦的团体……其实不满意的还有收入没增加的农民，的工人，还有因为而跳脚的保守派，这都是和全球化精英迥然不同的群体。

更何况国际贸易的蛋糕又在变小，即使发达国家也要权衡这钱从哪里来？这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今年这个超级选举年？“去风险化”到底会去到什么程度？

笔者就在边会上目睹了“去风险化”这个词背后的沉重深意。

▎慕安会边会“评估德国成为地缘经济全球战略玩家的准备”现场。作者供图

这是一场名为“评估德国成为地缘经济全球战略玩家的准备”会议，主要是谈德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这是青年德国外交学会（Young DGAP）协助组织的一场慕安会边会。参与成员包括德国联邦议会议员丽卡达·朗（Richarda Lang），德国可持续发展与欧洲政策贸易协会总经理安洁·格斯坦（Antje Gerstein）, 德国阿斯彭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斯托米·安妮卡·米尔德纳尔（Stromy-Annika Mildner）以及德国外交学会CEO贡特拉姆• 沃尔夫（Guntram Wolff）先生，台下的听众则大多来自青年外交学会，以学生居多。

开场半小时后，主持人谈到“我们终于可以谈中国了，有学者研究要是与中国脱钩，我们将在短期内GDP下降5%，中期再下降1.5%，真的可以和中国脱钩吗？”

绿议员丽卡达其实也明白，德国和中国的关系比和俄罗斯复杂太多，脱钩万万不可，但我们可以“去风险”。而且在这一场经济转型中，最需要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公平。她在后面答问时还补充道，这需要良好的社会政策。否则就会出现基于恐惧的社会和文化危机。

斯托米更为直率，她指出（和中国脱钩）是德国无法消化的，这也不意味着“去风险”是必要的。她指出很多德国企业尝试“去风险”，但是带来的只是繁冗而非高效，况且需要现实一些评估有哪些市场可以作为中国的替代？“当我听说印度可以作为中国汽车市场的替代品。我就说‘不’！他们根本没有车。”最关键的是，“去风险”也会给社会带来冲击和挑战，这都不容易。

沃尔夫认为，可以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但是中国有这么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板，为什么不用呢？只要保证欧洲有生产它的能力就好了。安洁也是直接说，考虑“脱钩”是愚蠢的选择，但我们必须执行我们的规则来“去风险”。

▎有趣的是，在边会结尾主办方还设置了投票：“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德国应该进行地缘经济胁迫吗？”86%的听众选择了Yes，我选择了No。作者供图

鉴于四位嘉宾都含混提到了“去风险”和“脱钩”，我去提了一问：“我想知道你们提到的“去风险”和“脱钩”有什么区别？因为这很容易进入滑坡推论，军事领域是有风险的、工业领域是有风险的、甚至现在手机都是有风险的，那这不还是切断所有联系吗？应该怎么样限定‘去风险’呢？”

提问的时候感觉全场都在好奇盯着我，一个中国人会提什么问题？不过我看到主持人点头微笑，就知道这个问题问对了。

果然，沃尔夫直接回应，这是一个好问题，但是没有好答案，要去一一评估太复杂了。“小院高墙”这个意愿是好的，但是执行中难免把院子越扩越大。

斯托米也表示，现在的问题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安全化（everything is security)，比如美国出台的实体清单等等。但是现在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更加审慎的评估，各国包括中国都要减少泛安全化的行为。

后来仔细读报告才意识到，如何界定“去风险”的边界，正是本届慕安会报告的核心要点，但其实报告撰稿人也没有想得很清楚，关键词是“要为专制挑战者的竞争引入护栏。”大意就是试着限制一下“去风险”的领域，或者试着像日本一样设置经济安全部长，协调各个部门权限。

在散会之后，和负责本地DGAP运营的女士碰到，她还专门问到“你是刚才提问的先生吧，你的问题非常好！你是DGAP网络的吗？”身边友人表示，听起来她是要招人了？我只好说不常在这边，但是愿意领教。

▎会议间隙的青年听众，很多人表示中国对德免签政策可以促进德国年轻人对华了解。墙上是“慕尼黑规则”：与他人接触互动，拒绝说教忽视（Engag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Don't lecture or ignore one another”）。作者供图

可能因为是青年论坛，而且90分钟时间充裕的缘故，这一场讨论相对主会场更为真诚充分，嘉宾不懂的问题也不会强行表态，而是说“你这么考虑确实有道理。”这倒是和慕安会的原则——“与他人接触互动，拒绝说教忽视”——十分匹配。

在参加全球化智库（CCG）在慕尼黑的边会时，我又询问另一位本地创业者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去风险”的后果，他认为现在德国的政制度下，德国选择不会成为执政多数，但难免会在具体政策领域增加限制，这也并不乐观。

那么本次会议成功探讨这个话题了吗？参会的德国前驻卢森堡大使海因里希·克里夫特（Heinrich kreft ）表示：很遗憾，本次会议的情绪整体是低落的，而且最关键的“双输”话题被俄乌新闻（纳瓦利内死亡、乌军撤出阿夫杰耶夫卡——编者注）抢了风头，家们应该聚焦更加长远的事情，找到真正的优先事项。

再问及本次有什么令人鼓舞的成果吗？他表示，科技领域的AI方面洽谈还是比较有收获，后续可能会有专门的联合国协定出台。

我也咨询了数位参会者对“双输”的看法，他们表示，别紧张，德国人性格就比较悲观，“如果有半瓶水，我们就关注空的那一半”。

时空折叠：慕尼黑总是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要靠谁？

那么希望来自哪里？第三重的折叠来自时间，这可能是真正达成全球理解和信任的最好方法。

正如苏杰生对美德外长的劝喻：“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和挑战，面临着不一样的压力和吸引力，在当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很难建立单一维度的关系。”

就以慕尼黑为例，当我和Schmidt在国家社会主义历史档案馆（纳粹原部）存包聊天时，当乌克兰外长在本次论坛上喊出“不要1938”时，当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为以色列辩护时，似乎是不同地层的慕尼黑在发出声音——希特勒的慕尼黑、张伯伦的慕尼黑和发生奥运会惨案的慕尼黑。

▎慕尼黑国家社会主义历史档案馆关于希特勒崛起的讲述。图为当时希特勒啤酒馆的公民啤酒会堂。该建筑已经拆除，目前是艺术馆和酒店。作者供图

这里本来是南德意志著名都会，思想多元、文化鼎盛，一战后却因为经济崩溃成了极端主义势力的聚集地，希特勒就在此发动“啤酒馆暴动”，并且得到富商支持而崛起，很快他就把反纳粹的左翼人士投入西北17公里的达豪集中营，这也是纳粹最早的集中营。

在希特勒当权的12年里，慕尼黑一直是纳粹总部的所在地，更是被封为“运动之都”，大文豪托马斯·曼的故居，竟然成为宣传机器的所在。

1938年，执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则是来到慕尼黑和希特勒签署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他认为自己带回了“一代人的和平”，没想到慕尼黑之后就成了姑息绥靖侵略者的代名词。

更不要提1972年慕尼黑惨案，11名参加慕尼黑夏季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被恐怖分子杀害，相关赔偿官司直到2022年才终于解决。

慕尼黑提出问题，那么它回答问题吗？

虽然希特勒权势熏天，但是仍然有一名青年军官加入了反抗组织，并且直接参与了刺杀希特勒。幸免于难的他开始在慕尼黑学习法律和经济学，以保证国家的自由与法律。1963年，感慨于古巴导弹危机，他正式创立了一个旨在避免二战重来的安全论坛。

这就是冯·克莱斯特创办慕安会的故事。之后代际交替几位，就是要重塑慕尼黑的传统。

▎2009年慕安会上，时任慕安会伊辛格、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慕安会创始人冯·克莱斯特。图源：慕安会官网

1986年，还有一位出身慕尼黑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著作《风险社会》，早就预言到了当今社会的种种风险的特点——风险不可见且依赖知识、风险没有责任方、风险无法被专家解决且分配不公。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在后疫情时代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这位慕尼黑社会学家不会说出“去风险”这样的大话，但是他已经指出了一条出路——扩大亚（subpolitics，即在传统民族国家制度之外和之上的形式。——编者注）的影响，并从法律上予以保障，这包括法庭和媒体，也包括垄断者的自我克制。他认为还应该保障对抗性的专业知识、替代性的职业活动、企业内部对自身风险的讨论、受到压抑的怀疑主义。

19日下午，笔者有幸参与全球化智库（CCG)组织的小型边会——“2024年的中国、欧洲和全球化”，从产学人士的一线观点上印证了上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