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妻子：疲惫痛苦，且不被看见

托尔斯泰和索菲亚

01

索尼娅晚年的处境：

“生活在世上真是艰难、痛苦”

在索尼娅的日记里，托尔斯泰并不像传记作家及他的密友助手所写的那样：晚年的托尔斯泰生机勃勃，无与伦比。的确有过那样的时刻，但更多的时刻是这样的：他的肠功能迟缓，肝、胃都不好，肺部发炎，有时发作心绞痛。随便翻阅一则索尼娅的日记：

1901年1月14日

今年列·尼很明显地日益消瘦和衰弱，这使我非常伤心，什么也不想做，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也不需要。我已经那样习惯于关心他……

在他生病期间，每天晚上，她都像照顾孩子那样，照顾丈夫睡眠：在他的腹部裹上用水和樟脑酒精浸好的压布，把牛奶倒在杯子里，把钟、铃给他放好，给他脱衣服、盖被窝，然后坐到隔壁的客厅里去看报，直到他入睡。“我以最大的耐心尽力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病情日益减轻。”（1902-1-18）

比托尔斯泰年轻16岁的索尼娅，为了丈夫能健康地活下去，一切生活的乐趣都被搁置在一边了，全身心地守护着他；还有家务、开支、处理信件、接待客人、一切实际上的需要，样样都得考虑到，简直像生活在旋风的裹挟之中。倘若如此，也就罢了。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晚年的托尔斯泰心力交瘁，精神彷徨，一直想放弃优渥的物质生活、舒适的家庭生活和声誉，到一个清净的地方，深居简出，像农民那样生活，找到自我和上帝。而一个为名所累的人，出走并不那么容易，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关注着他；为他生了十三个儿女、陪伴他度过了四十多年的妻子还可能因此而。这样一个内心剧烈冲突的老人，几乎有些神经质了。妻子对他的照料越是入微，他越是反感，因为这种善良和亲情是他出走的最大障碍。他对照护者无常的态度，使照护变得越来越困难。

托尔斯泰和他的家人

1902年7月23日

……当你走到他跟前去帮助他或者服侍他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那副神态——别人妨碍了他，或者是在你要走开的时候，又好像他是在等着你要做什么……无论我怎样竭诚地、耐心地、注意地照护他，却从来也听不到亲切的或者是感谢的话，而只是一些唠叨。可是他对外人，倒是敬重的、感谢的，而对我，就只是发脾气。

1903年7月1日

……在一切方面我都受到我丈夫的责难：出售他的著作是违反他的意志的；雅斯纳雅·波良纳现在这样的管理是违反他的意志的；要仆人来侍候他是违反他的意志的；请医生来给他治病是违反他的意志的……总之，这些事情真是数不胜数……可是我却要异常困难地为大家工作，我的整个一生都是身不由己的。

这个全人类都敬重的大作家、布道者和精神导师，是属于大家的，他的妻子却是他精神之旅上的障碍，因为她坚守着正常的秩序，看护着他的肉体之身，她害怕失去这个感性的人，他能活着对于她比任何杰作都重要。一个妻子尽力让丈夫健康地活下去，有什么错误呢？错误在于她是托尔斯泰的妻子。尽管她也明白她是一个天才作家的妻子，可是她不能让疾病在身的丈夫走向寒冷和贫困，那样就意味着走向死亡。

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天到晚都在提心吊胆，担心不知道怎样对待丈夫才好；担心他的病情；病情好些时，担心他的出走；担心她最讨厌的切尔特科夫来家里，他是托尔斯泰出走的狂热的支持者、谋划者，对女主人很不礼貌。切尔特科夫曾很富有，还是近卫军上尉，他开始信仰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学说后，便辞去了里的职务。他和托尔斯泰之间有种互相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托尔斯泰去世。他有一种能力，甚至能影响托尔斯泰，他不断鼓励托尔斯泰走得更远，使他更加执着地想去实践自己的学说。

索尼娅在1910年6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相信有魔鬼的话，那么，切尔特科夫就是魔鬼的化身。”他带走托尔斯泰的日记，那里有对妻子的无端指责，它的出版将使全世界的读者误以为托尔斯泰夫人神经不正常，对于一个伟大作家的生活是怎样的损害。事实就是这样，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日记锁起来，钥匙随身带着，这样做不是为了防范别人，恰恰只是为了防范他的妻子。甚至她的女儿萨莎也对她态度粗暴。孤独无助的索尼娅常常夜不能眠，心里发慌，想哭，不想活下去，不神经质才怪呢！她常常头疼、胸口疼得厉害，他们不得不把她的安眠药锁起来，害怕她过量服用而结束生命。

索尼娅在日记中哀叹：“生活在世上真是艰难、痛苦。长久的斗争，紧张地处理家里家外的事务，教育子女、出版书籍，管理属于子女的产业，照顾丈夫，维持家庭平衡，所有这些事情都使我疲惫不堪。”身体的劳累，内心的痛苦，加重着她的精神疾病。

无论怎样，那个时刻还是来到了。1910年10月28日早晨，82岁的托尔斯泰出走了。几天后，在一个名叫阿斯达波沃的小站，他病得很重，在车站一间低矮简陋的平房里躺下来。静静地陪伴他的有他的小女儿、医生屠申，还有被索尼娅喻为“魔鬼”的切尔特科夫，是托尔斯泰让人发电报叫他来的。门外聚集的各色人等都不能进来，包括远道而来的索尼娅，这个和他相伴了48年的女人。

在最后的时刻，天才的心依然被更遥远的事物占据着，他用微弱的悲哀的声音说着：“农民……农民，他们是怎样死的啊！”眼睛里充满泪水。还大声喊道，“这就是死亡……”，“这就是终结，这不要紧……”，断断续续地，他还坚持表达最后的思想，他声明，地球上的芸芸众生，只有通过爱才能实现彼此间的交流。在神志昏迷中他不断地喊：“逃跑……逃跑！”这位天才人物，成了人类向命运、虚无和有限勇敢挑战的英雄，成了一名圣徒和超人。这个伟大人物的最后时刻，也像他的平常一样，属于亲人、属于索尼娅的成分很少。索尼娅在日记里曾忧伤地写：“我希望他只爱我一个人，而他却爱一切人和一切事。”此刻，这个为天才作家贡献了青春、活力和美，为他奉献了一生的女人，被允许来到丈夫身边时，丈夫已经觉察不到她的到来，她就那样悲伤地、绝望地看着亲人永远离去。

整个世界都在为托尔斯泰的出走而震惊，而感动，他依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杰作，而索尼娅却失去了所有的支撑。一个天才作家的光芒使一个女人再大的痛苦也显得微不足道，多大的委屈也没有理由去解释。

晚年的托尔斯泰与他的爱马

在波良纳，他的儿子们玩过的地方，一个绿树环绕的小山坡上，周围有九棵橡树，农民们挖好墓穴，来做最后告别的人群近一英里长，大学生唱诗班唱着《永恒的纪念》，没有演讲，没有礼拜仪式，所有的人在哭泣。此刻，这位人类灵魂的拯救者，能感到不带杂质的幸福吗？

之后，索尼娅的生活，就是收敛痛苦，或者在痛苦中着手编辑并出版托尔斯泰写给她的书信，为撰写托尔斯泰评传的作家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料，校订他们的文稿，等等。为天才的生活贯穿她的一生，除此之外，她还能干什么呢？她又能干什么呢？时代、命运和她个人赋予了她这样一种处境，这样一个角色。

02

家庭怎样才能跟上天才的方式

英国学者、传记作家艾尔默·莫德在《托尔斯泰传》里总结道：“可怜的女人！她多年来竭尽全力地履行她的职责。如果她是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庸的丈夫，她可能是一个模范妻子和母亲。所以如果她在经受她力所不及的考验时垮了下来，让我们不要过分苛刻地判断她。”艾尔默·莫德前后在俄国居住了23年之久，精通俄语，多次拜访托尔斯泰，并多次在波良纳和他住在一起，讨论宗教、哲学等问题；在他翻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期间，在某个时段，托尔斯泰居然给他写了14封信，讨论有关问题；托尔斯泰曾用莫德夫妇汇来的《复活》英译本的版税，为波良纳的贫穷农民购买黑麦种子，等等。可见，他与托尔斯泰的长期友谊和密切接触，对托尔斯泰的文学生涯和家庭生活有着非一般的见证，他在传记里也提到，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还仔细地予以校订，她在口头上和书面上给了作者不少帮助。即便如此，这个被公认为托尔斯泰研究的权威专家及其作品英译本的权威翻译家，还是站在优势的男人的立场上同情她，或者说简单化地原谅了她。权威或历史的逻辑往往就是这样，来不及或不屑转身凝视焦点之外的人与事，这样，隐匿的东西就永远隐匿起来。

索尼娅作为宫廷御医的女儿，像她周围所有同时代的小姐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生好文学艺术，写过，画过波良纳的风景画，能弹奏高难度的钢琴曲，很有艺术天赋及组织能力。18岁就放弃了大都市生活的一切快乐消遣，乘一辆轻便旅行马车，来到丈夫的家乡波良纳。取代她生活过的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的，是一座幽暗的院落；取代那些愉快的客人的，竟是一些过路的香客。年轻的妻子是不太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但是那时有强烈的爱情。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在丈夫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这个男人无论阅历、年龄（托尔斯泰当时34岁）、眼界和地位都比她优越。

在托尔斯泰的长女塔尼娅的回忆录《往事如烟》里，可以看出：这个家庭里的孩子都曾受到过最完备的教育和培养，生活平静而幸福。父亲是一家之长，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服从他。托尔斯泰的内心失去平衡后，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家庭的生活。

73岁的托尔斯泰在家中阅读

多年来，这个家长一直在引导他们，可是突然，这一切都得改变，需要走另一条新的、完全陌生的道路。这使母亲尤其感到痛苦和震惊，她困惑不解，张皇失措。她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如此完美的、她感到十分幸福的生活毁掉？

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被破坏了，代之而来的是斗争，还有争吵，眼泪和相互责备。为什么要这样？……他究竟有什么权力一定要我们改变这种多年来他使我们习惯了的生活？母亲就是这样责备的。我们孩子们对发生的事情并不那么理解，只是为父母亲的不和而痛苦……不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

他很少同我们谈起他的信仰。他独自一人改造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一无所知，一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成果本身了，对这一结果我们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他的论点只能使我们惊讶，而无法使我们信服。很可能，是他的某种羞怯的心理阻止了他将自己最珍视的思想去告诉我们。也可能，他害怕强迫我们，强迫我们违背自己的良心。

——《往事如烟》

托尔斯泰和妻子索尼娅也都为相互理解做过很大的努力，但最终分歧越来越大。索尼娅写道：“我们的生活是分着过的，我跟孩子们在一起，他和他的思想在一起。”“丈夫所希望的事情，我实现不了……人们期待和要求他放弃私有财产，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和优裕的生活安排，这种异常困难的、难以捉摸的要求我实现不了……”

托尔斯泰与索菲亚

托尔斯泰的学说对于负责日常生活的妻子，意味着什么呢？她在日记里写：“他为所谓的人民幸福所做的一切把家里的生活弄得一片混乱，对我来说，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他的素食主义意味着我要准备双份晚餐，这就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天才对于日常生活是种负担，日常生活对于天才是种羁绊。

托尔斯泰作为人类精神的引路人，举着灯火走得太远了，妻子被孩子们围绕着，被环境和习惯左右着，不能走得更快一些。事实上，索尼娅在很年轻时就竭尽全力想从精神上接近这个天才丈夫。“如果说我不能站得和他一般高，那也要保持一个对他有所理解的高度，就这我已深深感到自己的无力了。”她依从丈夫的观念，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譬如13个孩子中有5个夭折，因为在波良纳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那里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她特别喜欢音乐，但总是克制自己不沉迷于其中，因为她害怕音乐唤起心中的某些感情，使她不能回到现实中来。她告诉自己：做天才的忠诚温柔的妻子，做众多孩子的慈爱的母亲，是自己的天职。她在许多方面都压抑了自己。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

这个写出了《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在中对男女情感、婚姻、家庭有深刻理解的大作家，面对生活中的爱、性和婚姻时，有更强烈的困窘，尤其是集中暴露了男人对待妻子时的弱点。譬如，很早托尔斯泰就意识到：“……她还年轻，我身上有很多东西她不理解，也不喜欢。为了我，她在许多方面压抑了自己，她会不知不觉把这一切牺牲记到我的账上的。”（托尔斯泰1865年的日记）但是他并没有鼓励或帮助妻子，从为他服务的生活里转移出来，发展自己的爱好，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

索菲亚与托尔斯泰

他在《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这部具有浓郁自传性质的著作里写道：妇女的真正工作是生养子女；不是模仿那些特权阶级的男人……而代之以“在银行、政府部门、大学、科学院和艺术家工作室里的”虚伪的工作。这部书以对多产的母亲的颂词而结束：“多产的母亲知道，真正的生活是一桩危险、费力和自我牺牲的事，她将在责任、服务和无私的道路上指导人类。”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的妻子生了13个孩子，差不多每隔一年半到两年就有一个孩子出生，而且还要亲自哺乳，身体几乎难以恢复。而他自己既不耐烦，也没有时间去操劳那些孩子，因为他要写作、读书——跟苏格拉底之类的大人物作精神上的接触，还要散步、骑马打猎。

看来这个19世纪的天才思想家，在某些生活观念方面，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太男权中心主义。他热爱真理和精神，他的爱最终是指向上帝的，当婚姻、亲人成了他自我完善之路上的障碍，他会越过去。

03

与天才的婚姻：遥不可及的完整的爱

对托尔斯泰来讲，婚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爱情的篇章，也是结束无比痛苦的一切诱惑的手段。结婚还不到一年，他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夫妻生活使他变得愚钝了，他为自己这利己的生活方式受到良心的谴责。家庭生活的喜悦整个地吞没了他，使他忘记了他早就认识到的“真理和精神的崇高”。

我成了一个渺小的、毫无价值的人。自从我跟我所爱的女人结婚时起，我就成了这个样子。

他像写祷文似的结束了这天的日记：

我的上帝！……请保佑我永远理解你，并永远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吧……（1863-6-18）

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欲望一直在搏斗。他一生最害怕的恰恰是他本人，是他自己的旺盛精力。多年来他一直控制着自己放荡不羁的情欲，他深知自己是一个具有过多亢奋情欲的人，甘愿受到相应的惩罚。他通过打疲劳战来驯化自己的肉体，通过田间劳动这类高强度的活动，以及田径比赛、骑马、游泳，来消耗体力，把多余的能量释放掉。他在婚姻之外是个禁欲主义者。

他为晚期作品《克莱采奏鸣曲》所写的跋里，谈到这篇想要说明的问题，性如果不以生育为目的，就是兽行，应当以纯洁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代替肉体的爱。托尔斯泰接近宗教信仰时，影响家庭的不仅是物质方面，还有妻子的身心。比丈夫年轻16岁的索尼娅，对春天、音乐、身体还有相当的敏感，从此以后，恐怕要把自己的身体幽禁起来了。她在7年6月18日的日记里感叹道：“多么艰难的时期啊！这就是他说的问的转折！为此要受苦，当然受苦受罪的是我，而不是他。”可是你能责怪托尔斯泰吗？这个男人为了接近真理，一直在挣脱自己亢奋的肉身，他的灵魂、精神从物质、肌肉的包藏里一点一点地挣脱出来，他要让自己的行为和观念一致，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他都不允许谎言的存在。

事实上，在他们一起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索尼娅不仅为天才创造出了和平、快乐、舒适的环境，作为众多子女的母亲和庞大家庭的主妇，抚养、教育了群孩子，几乎承担了属于女人和男人的全部家庭事务，她还是托尔斯泰工作的“助手”，帮助他誊写、审校了一辈子手稿，参与托尔斯泰著作的校订出版工作，是托尔斯泰作品的第一读者和评论者……当托尔斯泰的妻子太不容易。

索尼娅在誊写丈夫手稿的过程中，在那些她认为卓越的文字里曾流下激动的泪水，为那些伟大作品的问世，做出了直接的贡献。譬如，托尔斯泰写《与和平》期间，也是他们婚姻生活中最快乐的时期，他常常给妻子朗读一些章节，索尼娅发表自己的意见，托尔斯泰把这些意见都记下来，有时还参照这些意见修改原文。索尼娅喜欢艺术性强的作品，不喜欢抽象的说教和伦理，她对于人和艺术的爱出自心灵，而不是出于理智。索尼娅的外语水平很高，她曾把托尔斯泰的论文《论生命》译成法文，依托尔斯泰的要求，为他翻译一些英文、德文著作（托尔斯泰也精通德、法、英等语种，但他需更多时间从事创作）。有时为托尔斯泰收集相关资料。她用全部的才华、心力去履行她所说的“做一位天才的妻子这一崇高的使命”。

托尔斯泰与索菲亚

同时代接触过托尔斯泰夫人的艺术家，对她的才华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在《不同年代的笔记》中写道：“根据我跟托尔斯泰一家结识以来的观察，我应该指出，尽管和千百位妇女，特别是和贵族阶层的妇女外表上很相似，但是她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卓越的、出众的人，称得上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配偶。她有很高的判断力，从而能在分析艺术作品、写作事业上帮助他……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本身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蒲宁，同她结识后写道：“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很有艺术才华。”（《蒲宁文集》）

索尼娅对于现实中具体的爱情、婚姻比丈夫悟得更透，因为天才的心性不在于此，他关注的是：历史的意义，国家的力量，生与死的神秘，人类的爱和家庭生活的实质。托尔斯泰的感情虽然强烈，但他的理念更强烈，他的理念最终促使他接近宗教，远离感性的尘世生活。索尼娅在1902年3月13日的日记中道出了婚姻的真谛：

在天才的夫妻之间存在着真正爱情的时候，就像我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之间过去那样，妻子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去理解什么，需要的只是心灵的本能，爱情的嗅觉——一切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并且两个人都会是幸福的，就像我们过去那样。我不曾去注意过自己的劳动——为天才丈夫服务的全部生活；我比较多地感觉到这种劳动是在这个时候——是在我读了丈夫的日记之后，看到他为了自己的伟大的荣誉，而在日记里到处都有斥责我的词句；他要为他自己跟我一起过豪华的生活（相对地）作随意的辩解……

完美的爱情在她心中开始破碎时，她感到了委屈，因为她的劳动不再属于天职，而是属于人为。她已竭尽全力，把一个女人的全部美德投入家庭之爱里，却发现得到一个天才持久的完整的爱是如此不可能。无论是索尼娅还是别的什么更杰出的女人，无论是美德还是美丽，都不可能永远牵住天才的目光，他要向前去，向彼岸去，这是天才的禀性；和天才在一起的女人，如果不能理智地调整自己，难免会神经质。而索尼娅，这个19世纪的俄国女人，她用心而不是用头脑去爱，她还不会聪明地善待自己，她的爱太炽热、太专一，以至把爱情烤焦。如果说托尔斯泰在思想、艺术和道德完善方面引导了人类，那么索尼娅的前半生在情感、义务方面呈现了女性在人类生活中的经典品质。

至于晚年他们之间的分歧与不幸，一些传记作家怪罪于索尼娅，说她虚荣、爱嫉妒，又神经质，拥有女人所有的毛病，不能理解和分享天才丈夫的高尚精神情趣，追求物质享受，目光短浅等。这种浅尝辄止的描述与判断遮蔽着读者的眼睛。托尔斯泰去世前几个月给妻子写了封长信，对他们的关系作了令人慰藉的解释：

主要的和致命的原因，是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所持的观点互相冲突，对此我们两人都没有罪……重要的事实是，尽管有过去的一切误解，我从未不再爱你……我不能为了你没有跟上我的不寻常的精神生活进程而责备你，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是他和上帝之间的秘密，别人不应该对他有任何要求：如果我对你表现苛求，那是我错了，我承认我的错误……但是我肯定要离开，因为我不能再象（像）这样生活下去……我亲爱的人，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这不是折磨其他人，因为你受的苦百倍于其他人的痛苦。（1910-7-14）

切尔特科夫团体和托尔斯泰家族关于财产归属、是否出走等方面的冲突，也是托尔斯泰晚年痛苦、不安的原因之一，两者的冲突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化，托尔斯泰本人亦无力左右，不得不陷入其中。虽然托尔斯泰后来也意识到：“切尔特科夫把我拖进这场战斗，这种战斗十分艰苦，我极感厌恶。”（“这场战斗”指切尔特科夫和托尔斯泰夫人争夺托尔斯泰和他的文学遗产、他的日记和手稿保管权等）还有，那些怀着崇拜之心从世界各地成群结队来到波良纳的信徒，他们通过阅读托尔斯泰那些带有说教性质的论著，想象着他简朴的生活方式，一旦发现不是那样，他们则向他表示失望，责备他的不彻底性，认为他必须与家庭决裂。

如一位罗马尼亚男子在18岁时因读了《克莱采奏鸣曲》而自阉，后来他像托尔斯泰一样去务农，种地。当他30多岁来到波良纳，看到托尔斯泰的生活情形后，忍不住想哭，不停地重复说：“我的天啦！我的天啦！这是怎么回事？我回家怎么说呢？”诸如此类的使托尔斯泰的内心备受煎熬，这些都加剧了他的离家出走。

托尔斯泰去世时所在的火车站，现在名为“列夫·托尔斯泰”

我并不想作伦理学上的判断，只是想发现人性的真实，想考察婚姻的容量，以及和天才男人在一起的女人是怎样的状况，怎样在一起更合适些？而托尔斯泰的家庭是典型中的典型，托尔斯泰极具道德感，以神性自律，婚姻生活中他没有在身体上背叛妻子；索尼娅把家庭生活看得高于一切，又能承担起全部事务。这两个极具美德的人在一起尚且如此，看来美德是不足以支撑婚姻的，真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大部分天才男人属于另一种，也就是拜伦的唐璜，他们总是移情别恋，窥测神秘，以达到创造性的深度，他们的妻子，如同承受最初的欢乐一样，得承受天才的本质带给她们的持久的痛苦。

索尼娅成为托尔斯泰的妻子后，她逐渐发现，丈夫有他自己的、不为她所知的世界，她发现和丈夫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尤其是托尔斯泰转变信仰以后，生活失去了秩序，索尼娅内心颇感痛苦、郁闷，她写日记大部分是为了宣泄烦恼（需要说明的是，那些和谐、欢乐的日子基本没有写到日记里），当然日记里也有极为珍贵的有关托尔斯泰创作生活的内容。索尼娅太遵守传统的性别模式了，她一生履行“做一位伟大天才的妻子这一崇高的使命”，她写日记，也并没有想到出版。如果索尼娅从家庭中分散出些心性，转向她喜爱的音乐和文学，或者别的什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生命是无法逆转和假设的。总之，索尼娅没有学会自救。

索尼娅后来的杰出女性实践了一些假设，如出生于彼得堡、后移居欧洲的萨乐美，她的一生都在寻找精神生活的志同道合者，寻找新的可能性。（参阅本书《记忆萨乐美》一文）然而，在她74岁时（去世前两年）和朋友的一次谈话中，她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工作了一生，而且工作得非常辛苦，我的一生就是工作的一生。究竟为什么？又是为了什么？”这两个问题，像一群黑鸟，袭进她明亮的一生。这年秋天，她的乳腺癌复发，她是独自一人去医院的（精神伴侣丈夫已于几年前去世），在去医院的路上，那群黑鸟也许一直在她的头顶盘旋。萨乐美为自由和精神生活的一生，避开了母性和生育，不知她患乳腺癌是否与这有些关系。当然，无论怎样生活，生命总是要结束的。

作者: 刘海燕

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副标题: 西方艺术思想史中的她们

出版年: 20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