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有尊严地老去吗？”

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父亲的智力和生活能力几乎降到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甚而弱于五六岁的孩子。未来等待着母亲的将是什么样的日子？她已有所预料，她朴素地预见到，夫妻相互陪伴终老的童话已然不再可能成为现实，她以自嘲甚或幽默的口吻道：除非诺贝尔奖评委会忽然宣布，某位科学家发明了有效治疗AD的药。

这是她的梦，亦是我奢侈的想象。

父亲的智力退化，最初表现为时间认知的混乱。刚吃过早餐，打了半小时瞌睡，醒来却说：该吃晚饭了吧？或者半夜三更要穿衣起床：天都快亮了，还睡？

大约是2011年的下半年，我们只是发现他经常认错钟表上的时间。那时母亲还上班，每到下班时段，他就翘首以盼，等不及时，就去小区外公交站牌下等候。倘若因为堵车母亲晚到家片刻，他就大发雷霆，指着挂钟说：都七点了，怎么才回来？又去哪里“捣糨糊”了？

事实上，挂钟的时针也许正指在“5”上。母亲纠正他，他对着挂钟端详片刻，这才“哦——”地释然，然后自责：我的视力退得太快，越来越看不清了。

状况似乎有些严重的趋势，我开始上网查询，关键词是“更年期”。果然跳出很多有关老年男性更年期的信息，父亲的症状大多符合，比如脾气变得古怪、暴躁、猜疑心加重等。但他的年龄已经过了医学上对男性更年期在六十岁左右的界定，难道因为体质好，七十岁才刚到更年期？我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网页上更多有关老年疾病的文字涌入我的视线：老年忧郁症，老年精神病，老年痴呆……

我像躲避瘟疫一样关闭了网页，我不敢看那些词条下面的详细内容，我无法接受我的父亲可能患上那样的病。从小到大，他留给我的印象多是坚强、开明、热情、善言……他怎么可能得老年忧郁症或者老年精神病？我一边这么告诉自己，一边忧心忡忡地观察着他的变化。

那些日子，父亲对母亲的行踪极度关注，对母亲的行为接近病态地计较。母亲出门时与异性邻居打个招呼，遇到某位异性老同事寒暄了几句，他都会大怒而斥责他的老妻道德败坏。似乎，他回到了十八岁的青春年代，俨然一个多情的吃醋王子，为着深爱的恋人不至从他身边逃离而草木皆兵、处处设防。母亲亦是被他搞到终日惶惶不安，他却乐此不疲于类似克格勃或盖世太保的“监视”与“揭露”。母亲当然不接受他对她品行不端的评判，他便又为她的不知错而气极，于是大吵。好几次，母亲半夜打电话向我求救，又气又恨地说，都老得半死了，怎么变得这样“污理蛮理”？

然而父亲一接我电话，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没等我开口，就率先询问起我的工作和身体，关心我的吃饭和睡眠，哪怕一分钟前他还与母亲吵得不可开交，此刻却像没事人了。我知道，他是不愿意流露心底的落魄和失意，他勉为其难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还要在子女面前表现出与母亲的恩爱。他压抑、忧虑，日子过得近乎忍辱负重，他无法消解这些负载在心头的情绪，便更加频繁地挑起各种事端与母亲吵架。

我做不到像工会那样去调解父母之间关于男女问题的矛盾，这大概是世上最尴尬的调解工作了。可我终于还是无法沉默下去，在一次父亲又因窗帘问题与母亲大吵后，我对他说：爸爸，妈已经六十七岁，没什么姿色可言了，你就放一百个心，你的老太婆没人要的。这世上，也就你稀罕她。

也许是被我揭了底，扯破了脸皮，他干脆不再隐瞒：既然女儿都知道了，那我要和你好好谈谈。

电影《爱在记忆消逝前》

我问：谈什么？他说：谈谈事，她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接下去，他开始举例，证据多得几箩筐都装不下，思路却相当混乱，所有事例都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所指对象均以“那个人”或者“那个谁”等模糊代词称谓，并且没有一例是叙述完整的，有头无尾、天马行空、毫无逻辑……语气却是悲伤和无奈，似乎真的一辈子活在屈辱中。

在他语无伦次地罗列他的老妻的罪证时，母亲在一边已经哭得几欲气绝。我不知道该怎么评判他近乎痛心疾首的控诉，他这是故意要侮辱、污蔑、诽谤母亲吗？可他自己分明也感到受了极大的伤害，他认为那些证明母亲“有罪”的证据都是确凿无疑的，可是在我听来，那根本就是支离破碎的梦话。我几乎怀疑，父亲是不是得了受迫害妄想症”？为什么他总觉得母亲背叛他？

02

母亲也在逃避这份压力

2012年的五月到六月，是父亲发病以后精神症状最为严重的一段时间。每天早上，他总要骑着自行车去公园，与他那些唱歌的老伙伴碰面。他在外人面前依然随和、谈笑风生，公园里的老伙伴们根本看不出他的病，只觉这个唱歌好听的老薛变得越发高傲了，人们请他表演，他总是只唱一两首歌，之后便不肯再唱。

我问他：为何摆谱？他说：多了就不稀罕了，也要把表演的机会让给别人一些的，老太太们唱得难听，也喜欢唱呢。

这话在我听来很是知书达理，自尊、礼让、体察人心。可是话锋一转，他又说：一群人婆婆妈妈，为谁唱得多唱得少还吵嘴，和他们混在一起，我都显得档次低了……俨然一副小明星大架子。前后两种说法，本质上是一回事，但境界完全不同，不知道哪一种态度才是发自他的内心。但是，不管他是否瞧得起那群被他称为婆婆妈妈的同龄人，他照例还是每天花费半天时间去公园“上班”，这终究是好事。直到有一次，他们去一所敬老院演出，轮到父亲独唱时，他竟把一首最熟悉的歌唱得支离破碎、不忍卒听，那些曾经熟记的歌词，被他几乎遗忘殆尽，更可怕的是，在上台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忘了歌词。他被自己羞辱了。“不玩了，早就不想玩了，谁稀罕？”

电影《脑中蜜》

他以轻描淡写的口吻宣布从此不再参加公园的歌舞活动，却掩饰不住一脸的挫败感。我不知道在舞台上出一次洋相对于他来说有多么羞耻，但我知道，从此以后在他的字典里，唱歌成了“自取其辱”的代名词。我们便联想到，他那充满傲慢与偏见的人际交往，以及不愿与老伙伴们合作的真正原因，也许是他已经隐隐感到，他正逐渐失去把握与控制“歌”和“唱”的能力。那简直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老薛，而是一个越来越不会唱歌，甚至从来不会唱歌的老薛，这个可恶的老薛，正一口一口侵吞着原来那个擅歌的老薛。

那以后，他果真不再去公园，整日待在家里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盼望母亲下班回家。一个人的日子，太漫长了，漫长到不断地睡过去，醒过来，又睡过去……于是给他的老妻打电话，从一天打三四次，到一天打七八次，直到半小时打一次。

在这之前，我和弟弟曾多次劝母亲辞去工作，回家陪伴父亲。她没有正面答复我和弟弟的建议，每天早上依然准时去上班，直到下午下班时间回家。她好像并不担心她不在家的时间段里，她的老伴该如何过，过得是否寂寞。

我知道，与我一样，母亲也在逃避，逃避一份情感完全负载于她一个人身上的压力。虽然她已是一个六十七岁老妇，可她一样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活，她对未来时刻都要陪伴着一个“刁蛮的病老头”充满了恐惧，她去上班，更多是为逃离这个压抑的环境。

我什么都知道，便不能硬逼着她辞工回家陪伴父亲，我无法告诉母亲什么叫“老来伴”。“老来伴”，其实并不是一种公平的相互陪伴，而是需要健康的这一个照顾患病的那一个，需要相对年轻的这一个照顾更老的那一个，需要活着的这一个为先于他（她）死去的那一个料理后事……世上没有一对完整和公平的“老来伴”，总有一个人要牺牲更多，总有一个人要留下来孤独地走完余生，先病、先老、先逝的那一个，便是有福之人。

现在，命运让你比你的伴侣长寿、健康，并且更久地保持着耳聪目明、手脚灵便，那么照顾他（她）吧，这是命运对你提出的要求，照顾比你先老、先病的你的爱人吧，照顾他（她），直到他（她）安然死去……这是我每每担忧父亲因孤独而病况日趋严重的内心怨言，事实上，这些焦急、焦虑甚而气急败坏的声音并未从我的胸腔里窜出，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对母亲这么说，那是她作为独立个体的选择，她有权主宰自己的生活。

可是很多次，因为无法按时回家看父亲，我一边内疚着，一边自我安慰：倘若要牺牲，也不该牺牲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吧？有时候参加了一场可去可不去的活动，我就愧疚得像是犯了罪，几乎想立即从活动现场拔腿逃回家。倘若我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把父亲孤独地丢在家里，那样我就无法享受得坦然而心无芥蒂。而当我苦痛地创作着、劳累着，那么我会略感安慰，不是我不去陪伴父亲，而是我实在忙碌，我要工作……

可是，强烈的愧疚感还是如阵痛一般持续折磨着我。我自由着，却因亲人的不自由而愧疚；我快乐着，却因亲人的不快乐而愧疚；我尽情着，却因亲人的不尽情而愧疚……如此，我便不再自由，不再快乐，不再尽情，任何时候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在逃避责任？我是不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想得多了，便为母亲坚持要去上那份月薪两千元的班而在内心怒吼，为自己每时每刻的愧疚怒吼。

电影《妈妈！》

拖延了四个月，母亲终于不敌父亲每半小时一次的电话骚扰而辞工，全身心地回家做起了父亲的“老来伴”。这不公平的“老来伴”，其实只是母亲对父亲的陪伴，于她而言，这种陪伴与幸福无关，有的只是艰辛与压抑。可她必须陪伴他，谁让她是他的老妻？而在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即将到来的未来时光里，孤单的母亲由谁来陪伴？

我确定我会陪伴母亲，只不过，我不是她的“老来伴”，我是她的女儿。假如她将孤独地老去，那也是命运对一个长寿女人苛刻的安排，对此我无能为力，因为我也是女人，我也终将孤独地老去。这是我以不惑的年龄对未来悲观而理性的预见。

03

智力与记忆也随之离去了

首次看病是在2012年二月，那时父亲的病情还不算十分严重，只是记性越来越坏，经常“骑驴找驴”，鼻子上驾着老花镜，却到处找眼镜。做过的事一转身就忘记，过后还不承认是自己做的，同一个问题要问无数遍。周末我的儿子从寄宿高中回来，他会一百遍地关心他的外孙“坐公交车挤不挤？”男孩回答了外公九十九遍：没坐公交车，妈妈开车接我回来的。有几次，他竟指着十六岁男孩的背影问我：他多大了？现在念哪所大学？

他的外孙每个周末都会回到他身边，他却不知道这个孩子多大。再次上网查资料，父亲太过迅疾的记忆衰退让我不得不面对那些原本避而不看的病名，最后，我几乎逼迫着自己，去接受那个概率极高的可能性——也许，他真的患了AD。

我决定带他去看病，可他不承认自己有病，直至发生“核桃糕事件”。他终于开始怀疑：莫非，我的脑袋真的出了问题？他用一根手指戳着自己的太阳穴，表情沉郁而忧伤。

“核桃糕事件”，是父亲首次出现完全失忆的症状。那天他照例上午去公园，下午去医院重症监护室给外公送人参汤，然后是漫长的午睡，直到母亲下班回家。晚饭后，母亲发现我买回去孝敬他们的包核桃糕不见了，只留一张空袋子在桌上。母亲问他，他说：大概是我吃掉了吧。

大概？什么叫大概？那么大一包核桃糕，两三斤呢，全部吃掉了？母亲吓坏了，她担心他吃坏肚子。父亲低下头，使劲想了想，又说，我记得是吃过的，不过，我怎么会吃掉那么多？不会吧？

母亲知道父亲糊涂，兴许放在某个角落，一转身忘了。可是稍后打扫卫生，却发现垃圾桶里躺满了一块块灰头土脸的核桃糕，它们和废纸、果皮、烂菜叶混在一起，奢侈地充当着即将被扔掉的生活垃圾。

母亲把核桃糕从垃圾桶里一块块捞出来，问父亲：老薛，你为什么把核桃糕扔掉？

父亲凑过去看了一眼，霎时惊呆了，紧接着，他开始不断地问自己：我怎么会扔掉的？我是怎么扔掉的？我是不是在梦游？

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他一点儿都不记得是怎么把核桃糕扔进垃圾桶的，完全失忆，仿佛有人拿一块黑板擦在他的大脑中做过一次彻底的擦拭，他脑中的那块黑板因此呈现出一片洁净的漆黑。

倘若说“骑驴找驴”的事也常常发生在健康人身上，那么把价格不便宜的食物扔进垃圾桶，这么触目惊心的浪费，只能是健康人在摆阔或者恶作剧。对于父亲来说，用花钱买来的食物充当恶作剧或者摆阔的道具，那是犯罪，他是连隔夜饭菜都舍不得扔掉的人。

那天晚上，他的情绪十分沮丧，他发现自己的大脑出现了瞬间的“失控”，却又无论如何想不通“失控”的缘由。第二天，他用焦虑和迫切的目光看着我，说：去看病吧，女儿……

初次就诊是在解放军41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生是一位轻度谢顶的中年男性，态度和蔼，说话轻声轻气。医生问了父亲一些问题，比如家住哪里？今天早饭吃了什么？昨天晚饭呢？家里有哪些人？等等。除了前一天的晚饭他不能历数吃了什么，别的都还准确。医生又问：一百减七是几？

他回答得不算慢：九十三。

医生又问：再减七呢？

他脱口而出：八十二，随即又纠正：哦不， 是九十二。

那么再减七呢？医生继续问。他好像意识到自己哪怕答出来也是错的，便支吾着，自嘲般“呵呵”地笑。医生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这就是AD患者最初表现为智力下降的症状。去做个脑部核磁共振吧，医生说。

04

AD病人也需要尊严，哪怕已经遗忘了一切

处于AD初期阶段的病人，智能还基本正常，大多时候他是清醒的。可是很残酷，他必须以正常的心智接受自己即将不正常的现实。我相信，一位AD患者的眼泪，与癌症之类病人的眼泪不一样，同样是走向衰亡，普通病人是身体机能的衰竭，而AD病人却是智商和身体机能的全面衰竭，也就是说，他会变傻，渐渐地，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感觉、什么都不会的傻子。他没有能力体会身体的病痛和心灵的伤痛，似乎，这也算是一种无知无觉的幸福，但他同样不能体会快乐、兴奋、骄傲、惊喜、欣慰、温暖、舒适、满足、陶醉、疼惜、关心、呵护、思念，不能体会——爱。

这让我想起美国前里根，某一天，他向全世界宣布，他患了AD，他清楚地知道未来的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将不再拥有足够的心智让自己活得有尊严，于是，他在还没完全丢失智能时做了一件永保尊严的事。他向全世界宣布，他很快就要失去心智、失去记忆，他将遗忘所有的爱，和所有爱他的人。

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AD病人与普通病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无法带着爱和尊严走到生命最后一刻。我开始担忧，假如父亲听到自己被确诊患了AD，他会不会哭？或者暴怒？忧郁？一蹶不振？我该如何安抚他？可是我还心存侥幸，我希望父亲并没有患AD，也许，医生将宣布一个令我们转悲为喜的结果……然而，仅仅过了二十分钟，我的希望就破灭了。看过父亲的脑核磁共振片子后，医生毫不犹豫地确诊，AD，没有丝毫悬念。虽然这本在我的预料中，但我还是感觉一种被突然射出的冷箭刺伤的疼痛，一种回天无力的绝望。

我怯怯地用眼角余光看向父亲，他坐在医生面前，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镇定，不知是反应不过来，还是被吓呆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老头的表现却不得不让我对他肃然起敬。整个就诊过程，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情绪，并且与医生探讨着这种叫作“阿尔茨海默”的病，从头至尾没有流露一丝悲戚情绪。他似乎还很了解这种病，知道患上此病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所以他理性地决定，不采用医生推荐的“干细胞移植”手术。

“干细胞移植”手术——我从未听说过这种AD治疗法，这个陌生的名称让我在减轻了心头的一丝绝望后又生出更多疑虑。医生说：这是近年开发的治疗AD的新型手段，通过干细胞移植的方法在患者的大脑里重新注入新鲜活跃的脑细胞……

医生的解释让我精神大振，我想象着那些新鲜活跃的脑细胞像一群欢笑的孩童一样蜂拥而至，它们闯进父亲那颗正被迅速蛀空的脑袋，然后，他那养老院般日渐死寂的大脑空间忽然变成了一所充满活力的幼儿园，那里传出一阵阵嬉闹、欢笑、游戏的声音，那是生命的欢腾之声、雀跃之声……

干细胞移植手术——我像溺水的人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当即要与医生签订住院合同，我要让父亲几近衰败的大脑在最短的时间内起死回生。母亲也支持我，她似乎更了解父亲不想动手术的真正原因，她劝父亲：十多万就十多万，治好了还是划算的，你身体健康，我还可以再上几年班，钱不就赚回来了？

因为与我们意见相左，父亲整天闷闷不乐、愁容满面，严肃的表情使他像一名忧心忡忡的将军，因为要抉择一场大战役是否应该打响而寝食不安。而我，恰似他属下一名目标坚定却又无权做主的参谋长，不断进谏着关于他的身体健康和未来生活的科学性意见。他持续犹豫着，有时难以抵挡我的劝说，便勉强同意手术，可不到半天又宣布推翻先前的决定。几次三番，出尔反尔，我的神经被他揪得紧紧的，刚松口气，又来一个打击，反反复复。我劝他：爸爸，你担心什么？我们不缺治病的钱，你现在需要的是健康。

他的回答含糊其辞：你不懂的，说了你也不懂。

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我是一个成年人，什么是我不懂的？不就是钱吗？为了打消他对钱的担忧，我向他承诺：手术费用我来付，不要你花钱，好不好？

我刚把这句话说出口，他就爆发出一声怒吼：你的钱不是钱？不要你付钱，不要你管！

自我长大后，父亲几乎没有对我动过怒，他信任我，不干涉我对学业、工作、婚姻等人生重大事件的任何决定，偶有意见相左，他亦是与我商议，最终大多也是认同我的安排。他的强势只针对母亲，他甘愿在子女面前做一个民主开明的家长，许久以来一直如此。然而这一次，他竟对我动怒了。

我已很久没有遭受父亲如此态度的对待，委屈、伤心、惊异、气愤……一股五味杂陈的酸楚感顿时涌上心头。他居然说“不要你管”，这决绝的话让我几乎当场落下眼泪。假如他不是我的父亲，我何需如此操心奔波？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我做女儿的不管谁管？我简直要崩溃了，谁能替我抉择，是坚持动手术，还是听从父亲的意愿？我能绑架他上手术台吗？

僵持了两天，无奈之下，只能打电话给三姨和三姨夫，他们是医生，我想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可他们不是神经内科专业医生，他们听说过“干细胞移植手术”，但诊疗效果不能确定。三姨夫告诉我一个普遍适用于不懂医学的老百姓的判断依据，一种比较保守的办法：假如这种治疗方法并没有被大多数医院广为采用，并且很少有显著疗效的报告，即便有，也是医院自己的宣传，而非病人的传播，那么这种治疗方法还需观望……

我还是不太甘心，如果新的医学技术没有经过千万例病人临床治疗的实践，怎么能进步、发展，乃至成熟？于是我又辗转于朋友、亲戚、同事、邻居等复杂到近乎无望的关系中，找到中山医院一位AD专家，咨询是否有必要做“干细胞移植”手术。专家答复：目前，世上还没有一种技术和药物能阻止AD患者丧失智能的脚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延缓，微不足道的延缓。加强智能锻炼吧，也许会好一些。

我终于妥协。

知道我放弃，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呵呵”傻笑，而后小声自言自语：还是我自己说了算，还是我自己做主。

我一惊，霎时醍醐灌顶。这段日子他的挣扎抵抗，也许并非心疼钱，而是，他在争取某种权利，争取他的自由和自尊。对于他来说，做一个没有权利为自己做主的人，比患上越来越严重的AD更可怕，更不能接受。我却以关心他、爱护他、替他治病的理由强迫他接受我的选择，其实我的潜意识里，已经不再把他看作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权利决定自己命运的人。AD病人也有尊严，而我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我开始调整自己的观念，我想，他需要我们的尊重，哪怕他把所有一切都遗忘的时候，依然需要。

《当父亲把我忘记》

副标题：隐秘的告别

作者：薛舒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单读

出版年：20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