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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诞生前,古代中国的称量货币

2023-11-21 16:38:35来源:
导读1023年,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在成都发行。因此,今年是纸币诞生1000年。那么纸币出现之前,中国古人还用过哪些货币呢?本文摘自《...

1023年,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在成都发行。因此,今年是纸币诞生1000年。那么纸币出现之前,中国古人还用过哪些货币呢?本文摘自《世界货币史:古代卷》,为书中第六章《各文明古国的称量货币》之“古代中国的称量货币”一节,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纵观世界各文明古国货币起源的过程,其称量货币从布帛、麦谷、金属三种,逐步集中为金属一种。金属称量货币的单位,经历长期的演化,在产生出金属数量货币之后,成为金属数量货币的名称和重量标准,并继续影响着后世货币的发展和演变。

古代中国的称量货币主要是布帛、粮谷和金属,其中青铜称量货币以“寽”为重量单位。青铜称量货币的长期发展,产生出形状为农业生产工具“钱”的青铜数量货币——空首布。古埃及的称量货币主要是白银和青铜,重量单位有“班加”、“得本”和“基特”。古印度的称量货币主要是白银,重量单位是“苏瓦纳”、“马纳”和“马夏”。古希腊的称量货币是白银,重量单位是“德拉克马”。古罗马的称量货币是青铜,重量单位是“阿斯”。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钱币展厅陈列的言易二釿钱币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钱币展厅陈列的言易二釿钱币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70年,是中国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私有财产得以发展和壮大,商品交换便逐步形成宏大的规模。商品交换的发展,自发地产生出作为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换媒介的特殊商品,主要有布帛、粮食、金银铜用品、珠玉龟贝饰物等。

在此时期,各种称量单位及其标准,在不同部落之间存在着差异。当这些称量单位及其标准被国家法定统一时,便产生了称量货币。

一、布帛称量货币及其称量单位

先秦时期,民间商品交换主要使用布帛。布帛作为称量货币,其基本称量单位是尺寸。

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麻”“丝”等字,说明当时人们用来做衣服的原料已经以布、帛为主。

布是使用麻织造的。《说文解字·巾部》曰:

布:枲织也。

《段注》:“古者无今之木棉布,但有麻布及葛布而已。”[1]

枲是的雄株。春秋战国时期,麻布和葛布是庶民的主要衣料,所以庶民又可以称为“布衣”。贵族可以衣帛。帛是丝织品。作为礼品流通的“币”,本来的意思便是“帛”。《说文解字·巾部》曰:

幣:帛也。

徐灏《段注笺》:“幣,本缯帛之名。因车纳玉帛同为聘享之礼,故浑言之称幣,引申之,货帛亦曰幣。”[2]

但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被确定为法定货币的是布,而不是帛。这说明,战国中、晚期平民还是以布为主要衣料。

布的主要称量单位是“尺”。早期的长度单位与人体相关联,中国古代尺的长度为一般男人手的长度。《说文解字》说:

尺:十寸也。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十寸为尺。[3]

尺:十寸 。人手退十分,得动脉之处,就是寸口。十寸是一尺。

中医号脉时,大夫三指按在病人手腕“寸”“关”“尺”三点,“尺”至中指尖的长度为1尺;“尺”至“寸”的长度为1寸。古人手的长度与现代人手的长度相似,自“尺”至中指尖的长度一般为23.1厘米,便是古代的1尺。

中国古代尺度采用十进位,分、寸、尺、丈、引,各单位都以十进位:10分为1寸;10寸为1尺;10尺为1丈;10丈为1引。

使用布作为商品交换媒介进行交易时,尺寸为主要的称量单位,通过度量确定布的价值。

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藏有一支商代的骨尺,皆约长16厘米

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藏有一支商代的骨尺,皆约长16厘米

二、粮食称量货币及其称量单位

粮食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资料,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具有普遍需求性和相对可储藏性,是比较适用的商品交换媒介。同时,粮食也是古代朝廷向百姓征收租税的主要手段。中国古代的粮食品种多种多样,粟谷是最为常用的粮食。因此,华夏民族采用粟谷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结合重量或容量标准,使其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先秦时期,粮食作为称量货币,在各地流通使用,其称量单位是多元的,其称量标准是逐步变化的。

夏朝向百姓征收租税,法定标准的量器藏在王宫里。

夏朝的粮食有小麦、粟、黍、豆、高粱、水稻等,称量单位是“石”和“钧”。然而,我们迄今没有发现出土夏朝的量器,只是看到《夏书·五子之歌》中有关于夏代量器的描述。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貽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4]

第四首歌写道:“我们圣明的爷爷大禹,是天下各邦的君主。他有治国的典章法度,遗留给他的后世子孙。征税粮用的标准量器‘石’、公平合理的标准量器‘钧’,平时藏在王府,由政府掌握。你荒废祖制丢了他的事业,使宗族覆灭、祭祀断绝。”

大禹的孙子太康继承启的王位之后,沉湎声色,不修政事。太康到洛水南岸打猎,有穷氏首领叛乱,掌握了夏朝的政权,在洛水北岸阻止太康返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在洛水转弯注入黄河的地方等待太康,写了五首诗歌责备太康,这里说的是第四首。

尽管我们没有出土夏代的量器,考古却发现了夏朝之前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陶制量器。

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属于夏朝之前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在这里,20世纪后期出土了四件陶制量器:条形盘2.3立方厘米、铲形抄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5288.4厘米、四柄什深腹罐26082.1立方厘米。四件量器的比例关系大约是1、10、20、100。这些量器出自规模宏伟的房屋遗址,应该是氏族公社分配粮食的专用量器。[5]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鱼纹陶大盆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鱼纹陶大盆

到了战国晚期,容量单位采用“升”“斗”“斛”制度:1升大约200毫升(体积大约200立方厘米);1斗大约2000毫升(体积大约2000立方厘米);1斛大约20000毫升(体积大约20000立方厘米)。战国晚期的容量制度,与上述天水出土陶制量器的容量情形大体相合,应该属于父系氏族公社容量制度发展一脉相承的结果。

三、金银称量货币及其称量单位

先秦时期,有黄金、白银、青铜称量货币的流通,也有钱、刀、布、龟贝等数量货币的流通。秦始皇统一货币,保留黄金以“镒”为单位的称量货币流通,铜钱以“半两”为面值的数量货币流通,同时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

根据出土文物结合文献典章的考证,除少数例外,先秦时期的黄金和白银,属于称量货币。并且,秦朝以后的黄金和白银,仍然属于称量货币,而非数量货币。金银称量货币的单位主要是钧、寽、益、斤、两、铢。

根据考古发现,先秦白银称量货币的形态有铲、版、饼、贝四种。

1978年,河南周口市扶沟县古城村出土18枚铲形白银布币,总重量3072.9克,平均每枚重量170.7克。[6]

河南周口出土的铲形白银布币

河南周口出土的铲形白银布币

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云:“蔡某藏有银质郢爰一枚。”实物下落不知。[7]

邹安《周金文存》卷六云:“古银饼与饼子金同,山东新出土。”实物下落不知。[8]

1974年,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M1出土4枚白银贝币,每枚重约11.5克。[9]

总结考古情况,未发现可信的、统一钱币形制的白银数量货币存世。由此可以推论,先秦白银货币的主要形态是形状各异的银块、散碎白银,属于称量货币,而非数量货币。

黄锡全先生说:

当时的“白金”,应是以“寽”或“钧”为称量单位的。[10]

“寽”是一个古老的重量单位名称,寽即是锾,商代甲骨文中已有“锾”字。《说文解字》云:

锾:锊也。

段注:郑康成云:“锾重六两大半两,锊即锾。二十两为三锊,正谓六两大半两为一锊也。”[11]

锾,音环,意思是锊。锊,音略,是金属重量单位,金文中常与寽通用。寽,音吕,在金文中常常代表锊字。

寽的重量是20两的1/3。《周礼》云:

弋……重三寽。郑(注)以为寽重六又三分之二两,三寽为二十两。[12]

弋是一种兵器,标准重量1益。战国时期,1斤的重量是253克,1斤等于16两,1两的重量是15.8125克。益的重量是20两,即316.25克。1益等于3寽。所以,寽的理论重量应为105.42克。

除了寽,白银称量货币的另一个单位是“钧”。钧在金文中常写作“匀”。钧这个重量单位更大。《说文解字》云:

钧:三十斤也。[13]

然而,在金文中,未见有赏白银或罚白银使用“钧”这个单位的。但是,作为财富保藏或者大额支付可能需用“钧”这个单位。1钧等于30斤,1斤为16两。所以,1钧等于480两。中原地区,1益等于20两,或者等于3寽。由此推得,1钧等于72寽。

四、青铜称量货币及其称量单位

中华古人采矿冶铜的历史起源于仰韶文化后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近古在仰韶文化后期遗址中发现多件铜片、铜块。然而,青铜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最早时间,应该是青铜被广泛应用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

黄锡全先生说:

中国的称量货币铜或青铜的萌芽,有可能发生在铜或青铜器比较广泛使用的阶段。也就是说,早在夏代,以黄铜或青铜作为交换的媒介物可能已经发生。[14]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遗址出土了许多青铜礼器、青铜兵器和青铜工具,证明夏朝青铜冶炼、铸造已经非常普遍。

2023年2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商邑金戈——盘龙城青铜文明陈列”展览上展出的兽面纹提梁铜卣

2023年2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商邑金戈——盘龙城青铜文明陈列”展览上展出的兽面纹提梁铜卣

从西周金文中可以看到,青铜称量货币的单位与金银称量货币的单位相同,也使用“钧”和“寽”。

西周畿父壶铭文:

赐畿父示六、仆四家、金十钧。[15]

西周厉王多友鼎铭文:

赐汝……鐈攸百钧。[16]

十钧、百钧都是很大的单位,西周使用更频繁的青铜称量货币单位是寽。

西周成王师旂鼎铭文:

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弘以告于伯懋父。在艿,伯懋父乃罚得、显、古三百寽。今弗克厥罚。[17]

王三月的某一天,师旂手下众人不参加周王征伐方雷的。师旂使友人弘以将此事告之于伯懋父。在艿的时候,伯懋父罚得、显、古三百寽 。现在没有能罚。

布帛、粮食和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在中国有文字历史中长期存在,直至近代仍保留有作为称量货币的遗风。青铜称量货币则不同,其发展演化的结果是出现了青铜数量货币。当国家政府垄断青铜数量货币的制造发行之后,青铜数量货币出现了明显的信用化,其币材价值与货币名义价值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青铜金属的价值与青铜数量货币的价值之间出现了矛盾。于是,青铜金属便不再发挥称量货币的职能,从称量货币的地位退居到纯粹商品的地位。

注释

1.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057页。

2.同上。

3.同上书,第1147页。

4.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1页。

5.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页。

6.郝本性:《关于周代使用银币的探索》,载《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一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

7.引自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考》,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8.同上。

9.河北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1期。

10.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考》,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11.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027页。

12.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页。

13.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027页。

14.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考》,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15.《文物》,1961年,第7期。

16.《人文杂志》,1981年,第4期。

17.陈曦:《对西周铜器“师旂鼎”铭文中几个问题的讨论》,载《中国语言学报》2008年第13期。

《世界货币史:古代卷》,石俊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23年8月版

《世界货币史:古代卷》,石俊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23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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