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尔丁：女性平等百年旅程，被放大的终点

编者按：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揭晓，奖项授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克劳迪娅·戈尔丁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她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话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她的研究大多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解读当下，并探究当前关注问题的起源。

在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她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了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以下内容为本书后记。

任何时代都充满不确定性，新冠疫情时期更是以极端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特点。在新冠大流行开始之际，美国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今已经大幅下降。不过，很多工作和小企业仍然处境艰难。在本书写作时，美国的公立学校尚未完全开放，日托中心时开时关。安全有效的疫苗终于有望广泛提供，但还并非人人均已接种。正常的生活似乎指日可待，但是这个“可待”时间却总在变化。

新冠疫情是一场灾难。它夺去生命、夺走工作，并将影响未来数代人。它暴露了种族、阶层和性别在谁被感染、谁死亡、谁必须到一线工作、谁可以学习、谁负责照顾孩子和病人等方面的不平等。它把国民分成了富人和穷人。这俨然是一面令人惊慌的放大镜，放大了父母的负担，揭示了工作与家庭照护之间的权衡，也加剧了本载的五个群体在旅途中遭遇的大部分问题。

新冠大流行对女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女性往往是工作和家庭的重要劳动者。她们当中，有牙牙学语宝宝的新晋妈妈，有百无聊赖接受在线教育的青少年的年长妈妈，有目前依靠食品供应站生活的贫穷单身母亲，有争取升职机会的高学历女性，还有病毒感染风险较高的有色人种女性，在国家经济一落千丈之前，她们早已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

我们正历经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一线辛劳的工作人员堪比战时的士兵。但是，以前从不要求一线工人把危险带回家里；我们从不需要关停经济以促其重新运转；经济衰退对女性的影响从未超过男性；护理部门从未如此鲜明地与经济领域紧密连在一起。今天，女性几乎占据劳动力的半壁江山。我们必须确保她们不会因为照护问题而牺牲工作，也不会因为工作而牺牲照顾家庭的时间。

本书关注女性大学毕业生对事业和家庭的追求；以她们作为样本，是因为在过去的120年间，她们最有可能实现这个双重目标。她们曾经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一个世纪前占年轻女性的比例不足3%。如今，女性大学毕业生几乎占美国20多岁女性总数的45%。

大学毕业生群体的焦虑和不满日益突显。充斥报纸、新闻推送的关于第五组年轻成员未来的预言耸人听闻：“新冠大流行将‘使我们的女性在职场倒退10 年’”，“新冠大流行或将伤害一代职业母亲”，“新冠病毒如何导致女性劳动力发展退步”。新冠疫情时期，需要照顾孩子和其他人的人们都在奋力投入更多时间，发表学术论文，撰写各类简报，在Zoom 视频会议上应对要求苛刻的客户。

根据上述预测，眼下，那些原本有望在事业和家庭上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人可谓突然失去支援。就像美食博主黛布·佩雷尔曼（Deb Perelman）说的：“让我把大家默认的大声说出来：在新冠疫情的经济形势下，你只能要么带娃，要么工作。” 第五组女性会不会重蹈覆辙，做出和第一组一样的妥协？

毋庸置疑，女性比男性更易感知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造成的冲击，这就是出现“女性衰退”（she-cession，又译“她衰退”）一说的原因。但是，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相比，女性大学毕业生维持就业的能力更强，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教育使她们有能力居家工作，而这保护了她们的健康和就业。

与2019年同期相比，2020年秋冬季有学龄前孩子（5 岁以下）的25~34 岁女性大学毕业生妈妈的劳动参与率仅下降1.2 个百分点（基数为75%）。但是，有小学和中学年龄孩子（5~13岁）的35~44岁母亲的这一比率下降了4.9个百分点（基数为86%），降幅颇大。而非大学生群体无论有无子女，因为受雇于最脆弱的行业，劳动参与率更是大幅下滑。

上述画面貌似并不符合头条新闻渲染的“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但数据确实显示，裂缝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扩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许很困难，缺失工作经验还将影响日后的收入。即便对于保有工作的人，很多人也会问：在选择获得合伙人身份、终身职位和首次晋升方面，母亲是否处于不利地位。在学术界，过去一年里母亲们发表的论文比没有学龄子女的男性和女性少。此外，数据没有披露众人的沮丧和挫败，对许多人来说WFH（居家办公）意味着“在地狱工作”（“Working From Hell”）。

不满情绪

我们探讨了一个世纪前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抱负，她们面临着要家庭还是要事业的选择，她们面临着诸多禁制，哪怕身处繁荣时代。几十年间，障碍不断消除。我们迎来了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她们日益渴望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但她们明白，必须遵守这一顺序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后我们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她们在教育上得到进一步提升，职业机会也有所增加，能够更率真地施展抱负。她们公开表示想收获事业和家庭的成功，更是希望同时达成二者，不需要依循特定的顺序。过去数十年里，她们已经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但是，早在新冠病毒肆虐美国的近十年前，女性已经开始广泛表达不满情绪。从新闻媒体上搜到的“性歧视”（ discrimination）、“性别歧视”（gender discrimination）等短语表明，人们对工资不平等的不满和对性骚扰的反抗日渐加剧。

2010年之后，几起备受瞩目的事件登上新闻头条，譬如鲍康如雇主凯鹏华盈性别歧视，男女职业足球队员之间的薪资差距，等等。好莱坞、华尔街、硅谷裸的性别工资差距案例也被曝光。随着2016年希拉里和特朗普竞选期间出现诸多问题，尤其是《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中传出的猥亵言论以及这些言论对选举结果明显缺乏影响力，女性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这些事件的报道引发了20 世纪性别不满的第二个巅峰时刻（套用新闻报道的表述）。而第一个高峰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

60年前的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几乎绝口不提“性歧视”；几十年后，“性别歧视”一词才渐为人知。大约在1971年，关于“性歧视”的文章开始暴增，到了1975年，包含该词的文章触及一个高点。接着，这个词的使用断续减少，并在35年后的2010年左右降至1975年水平五分之一的最低点。

但是，就像20世纪70年代初不满情绪突然翻腾一样，它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再次喷涌，一直攀至历史最高水平。

20世纪70年代初不满情绪高涨的原因不难理解。当时性别工资差距实在巨大。女性的收入是男性的59%，并且该比率长时间滞留在这一糟糕水平。女性始终被排除在各种社团、餐馆、酒吧之外，甚至才刚刚获准入读国家级的精英院校。历经了从民权到反战的抗议运动时代，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终于保障女性在教育和体育方面的平等权利。这些时光令人振奋，解放女性和意识觉醒团体遍地开花。女性总算有了发言权，她们用它大声抒发不满。

然而为什么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正当女性在就业、收入和教育领域斩获辉煌成果时，新闻文章里又流露出类似程度的不满和沮丧？

因为人们的期望提高了，愿望也改变了。女性，尤其是女性大学毕业生，预断自己能够拥抱事业和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坚称她们在劳动力市场应该得到公平对待。大学毕业生则渴望

获取和男性配偶同等的成就。大家开始憧憬不仅要实现工作场所的两性平等，还要实现家庭的夫妻公平。

正如我们所见，在20世纪十年代，所有工人的性别收入差距大幅缩小，但从90年代起，大学毕业生群体的收入差距开始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加剧意味着顶层人群正在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攫取利益，而在这个稀有群体中，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奇高。

贪婪的工作变得越加贪婪，承担照护责任的女性不得不挣扎着跟上。

照护

以上一切，早在“前新冠时代”已经出现。2020年3月，非常紧急和突然地，家长们被告知学龄孩子要待在家中。托儿所全部关闭。我的哈佛本科生都去度春假了，之后只有一小部分人返回学校。员工被要求居家办公，除非国土安全部认为其“不可或缺”。至此，整个美国进入“新冠时期”。

紧随新冠疫情而来的经济灾难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而经济衰退本来不致如此。女性的工作主要在服务行业，一直免受离岸外包、中国贸易冲击和自动化的影响。可如今，酒店业、旅游业、个人服务业、餐饮业、零售业的服务岗位遭到沉重打击。在一个保持社交距离的世界，面对面服务行不通了，何况室内工作比室外工作更不利于健康。建筑业倒是出现了反弹；大多数制造业也表现良好。最受影响的女性群体是单身母亲和大学学历以下的女性。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也在飙升，同时劳动参与率日趋下降。

和前新冠时代一样，大学毕业生父母比其他人过得轻松，毕竟他们更有能力居家工作。根据基于职业特征的估算，新冠疫情之前，62%左右的大学毕业职业女性（25~岁）可以居家工作。2020年5月当前人口调查数据显示，约60%的女性做过远程工作，与男性同行的比例大致相同。在接受了一些大学教育的女性中，42%的人能够居家办公，而没上过大学的女性的这一比例只有34%。2020 年5 月，声称从事远程工作的非大学毕业女性的实际比例仅为23%。

鉴于大学毕业生群体的职业，他们已经做好封锁的准备。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注定是重要一线工人的大多数，要么被休假，要么被解雇。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在劳动力中始终最低。2020年4月，即疫情暴发后经济最低迷的月份，全美失业率触及两位数峰值，35~44 岁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7%，另有5%的女性“有工作但不上班”。非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失业率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达到17%，另有10%的女性“有工作但不上班”。

新冠疫情期间，居家工作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然而，居家工作仍意味着员工被假定可以在非正常时间工作，可以在客户或经理希望完成工作时工作。但居家工作可能会不断受到干扰。

对于大多数有学龄前和学龄子女的家长，在新冠疫情期间，家庭对时间的需求是巨大的。每个人在家里都要更加努力。对有孩子的人来说，疫情期间家成了日托中心和学校。而如果配偶或孩子生病了，家就是诊所和医院。个人在有偿工作上不间断工作的时间已经急剧减少。

在本书写作时，美国正处于我所说的新冠后兼新冠疫情混合期，因为从许多方面看它属于“后新冠时代”，但其实它仍停留在“新冠时期”。一些公司、办事处和机构已经营业，一些学校和日托机构也已开放。然而很多学校只是部分开学，有些学校仍然完全远程授课。对于有孩子的夫妇，学校部分开放或远程上课意味着孩子要待在家里，运气好的话，会有一位家长居家相陪，督促学习。如果历史抑或我们刚刚经历的旅程具有参考意义，那么这位家长很可能就是女性。

新冠疫情时期，照顾孩子的时间究竟增加了多少，带薪工作的时间又减少了多少，这在具有全美代表性的大型样本中尚不得知。有关时间使用情况的常规研究譬如“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已于2020年3月暂停，直到5 月才重新启动。这些数据在一段时间内将无法公布。

根据“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我为至少有一个18岁以下孩子的在职大学毕业生“样本家庭”创建了“前新冠时代”（疫情流行前年份）的评估。封锁前，样本家庭的母亲平均承担61%的育儿工作（她们还包揽了近70%的食物准备、清洁、清洗等家务）。至于没有工作的同类型母亲，这一比例为74%。

疫情封锁期间，孩子暂停上学，学龄前儿童的托儿服务有限，很多看护人员被迫休假，父母总的投入时间大大增加。家长接替了老师的位置，监督孩子的上学时间，辅导他们做作业；老师则忽然成了遥远的屏幕影像。

疫情封锁对样本家庭母亲的直接影响是，她们与孩子相处的总时间翻了一番。但实际上，双亲家庭中母亲照料孩子的比例有所下降，因为父亲也待在家里，他们照顾孩子的时间比封锁前增加了很多。2020年4月的调查表明，母亲照看孩子的时间增加了1.54倍，父亲照看孩子的时间增加了1.9倍。此外，每位至少有一个小学或初中年龄孩子的家长，每周额外分配大约4个小时督促孩子的远程学习。最小孩子在上高中的家长，每人多增加约2个小时。

毫无疑问，在封锁前，照顾婴儿需要的时间最多。封锁之前，有婴儿的夫妇每周花42小时照顾宝宝；其中母亲的照顾占66%。封锁期间，每周的总时间激增至70小时。但是，妈妈照护新生儿的时间虽然从28小时增至43小时，所占的比例却降到了61%。

对于最小孩子上小学或中学的家长，母亲每周花在照顾孩子及其远程教育上的时间大约从9小时增至17小时。不过，和前述情况一样，封锁期间父母双方的照护时间均大幅增加，而母亲承担的育儿和远程教育占总时间的比例从近60%降至略高于50%。封锁似乎有利于夫妻公平，因为女性占育儿和远程教育总时间的比例下降了，男性的相应比例上升了。也许当一切结束后，男人们会希望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并愿意为家庭贡献更多的时间。但真实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尽管双亲家庭中母亲占据的照护时间份额有所下降，但育儿和家务劳动的总负担依然沉重。对于父亲，这几乎同样不堪重负。可由于女性承担了更多的日常家务，如做饭、洗衣等，她们从事有偿工作的时间被大大压缩。据英国一项调查估计，2020年4月，在职母亲在一半的带薪工作时间内受到打扰。

新冠后兼新冠疫情时期，当部分学校、众多托儿所和某些公司重新开放后，情况有变化吗？由于某些儿童托管服务和学校教育已经开放，儿童保育总需求应该介于新冠时期的最高峰和前新冠时代的较低水平之间。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的总育儿负担大致保持不变，而她们占总负担的比例增加了。原因是，美国所有学校和托儿所的开放比工作场所会更审慎；结果，一些员工得以恢复以往全部或部分工作时间。可是，总得有人在家照顾孩子。女性从更多托儿服务和学校开放中获得的好处，被配偶时而重返工作岗位抵消了。

这种好处既不均衡，也不稳定。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日托机构已经基本重启，许多家庭也重新雇用了被迫休假的儿童保育员。但即使进入2021年3月的学年后期，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美国许多最大的学区仍未完全开放，尽管每个学区都有“很快”全面放开的打算。一些学校开放后又突然关闭，成千上万的孩子被遣送回家。心力交瘁的家庭最终在家长或有偿家教的带领下，组建了或真实或虚拟的“学习舱”（learning pods）。

随着公司、办公室和各类机构重新开放，工人们可以像从前那样离家上班（只是比以前略微谨慎）。但有孩子的家庭，如果学校依然部分远程上课，那么一位家长仍需要部分时间在家，也即至少还得留一人居家待命。

每位家长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想回到办公室。去办公室工作的人可以了解更多情况，接触更赚钱的客户，参与更有趣的项目；还可以和同事面对面交流，更有效地工作，不受干扰，远离孩子学习乘法表的喧闹。

夫妻双方可以继续在家上班，就像伊莎贝尔和卢卡斯，各自进入高度灵活的岗位。但果真如此，他们也会跟伊莎贝尔和卢卡斯一样放弃某些收入。假如家长中一方居家工作，一方回到办公室，他们的收入或许不会立即发生变化。但那些最终回归办公室的家长，哪怕只是部分时间回去，也将有所获益。虽然大家的猜测很多，但我们尚不清楚这场破坏性的强制实验会带来什么结果。

再一次，正如我们从历史中了解的，那个将恢复新版“旧常态”、在办公室工作（即便只是小部分时间）的家长，很可能是男性。但这还是未知数。我们从当前人口调查揭示的特殊问题中得知，截至2020年9月，大约60%的大学毕业生至少已经部分时间返回工作岗位。我们还知道返回岗位的男性多于女性。不过证据仍然微弱。总有一线希望，我们的性别规范会被强制性居家工作的尝试打破，不去办公室上班的惩罚将会减少。

在一些领域，员工重返办公室的压力颇大。高盛集团的大卫·所罗门鼓励交易员返回总部。塞尔吉奥·埃尔莫蒂（Sergio Ermotti）担任瑞银集团CEO时曾表示：“如果员工待在家里，银行将尤其难以凝心聚力，创造并维系企业文化。”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的CEO更以一种略显功利的语调指出：“不去工作场所工作的人可能会错失良机。”

尽管随着经济缓慢、犹豫和不完全地开放，样本家庭照顾孩子的总时间有所减少，但是女性承受的负担很可能未曾改变。因此，在新冠时期和后新冠兼新冠混合时代，样本家庭的女性花在照顾孩子及其远程教育上的总时间大约是前新冠时代的1.7倍。由于总的工作时间增加，而帮忙的伴侣有部分时间回归办公室，大学毕业的在职女性承担的总保育时间的比例从前新冠时代的60%左右升至后新冠兼新冠混合时代的约73%。

儿童保育分工的不平等并非昨日才凸现，劳动力市场也并非猝然经历“非升即走”的激烈竞争。确切地说，是新冠疫情放大了它们的影响。比起丈夫（或伴侣）和孩子的父亲，母亲们已经或可能将在工作和事业上遭遇更大的挫折。

《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书封

对策

对女性大学毕业生来讲，经济打击很大程度上源于护理部门的停摆。没有运作良好的护理部门，经济部门将举步维艰。如果学校继续停课，很大一部分家长，主要是女性，将难以有效工作，

甚至根本无法工作。在这场重大的经济衰退期间，护理部门将首次决定经济部门的命运。而在以前的严重经济低迷时期，情况不曾如此。但如今是这样了，因为女性几乎占了美国劳动力的半壁江山。

与新冠大流行相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和经济产出损失更严重。1935年，新政期间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着手为低收入家庭2~4岁的孩子设立日间托儿所。该项目多管齐下：确保最贫穷、最脆弱的美国人获得营养膳食和医疗保健并学习基本技能；雇用被迫休假的教师和学校护士。虽然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托儿所让家长得以工作，但该项目设立时并没有考虑过这一政策目标。

20 世纪30年代，人们丝毫体察不到护理部门和经济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事实上，1935年的《社会保障综合修正案》（Omnibus Social Security Act）特意纳入“未成年子女援助”（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ADC），并于1962年更名为“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这一度是我们熟悉的福利。“未成年子女援助”向不工作的女性支付报酬，而不是补贴托儿所以便女性能够工作。由于黑人女性的工作量比白人女性大，因此该项目主要援助白人女性。当时没有人认为白人女性应该工作挣钱。相反，大家的想法是，贫穷的白人孩子应该由母亲照顾，母亲则应该因此得到报酬。现在已经不会有人提起这样的观念。

在20世纪30年代，母亲（尤其是白人母亲）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女性就业压根不被视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如大家所见，人们不期望也不鼓励丈夫健全的女性外出工作，更有婚姻限制和各种社会规范对此加以阻拦。直至二战，美国才把经济部门与护理部门联系起来，但也只是作为紧急权宜之策。

1943 年通过的《兰哈姆法案》（Lanham Act）为在职母亲的2~4岁孩子设立了日托中心，她们当中不少人受雇于相关的公司（包括著名的凯撒造船厂）。如果没有这些日托中心，大多数有学龄前孩子的女性将无法工作，战事也会受阻。迄今为止，《兰哈姆法案》是唯一在全美范围内为在职母亲的子女提供托儿设施而不考虑其收入的联邦立法。

当今，护理部门和经济部门显然相互依存。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在学校全日制开放之前，许多女性将无法有效地工作，很多人甚至根本不能工作。

美国从来不像丹麦、法国、瑞典等国家那样，认为照护幼儿是一种社会责任；在那些国家，儿童保育能获得大量补贴，女性劳动参与率也高于美国。新冠疫情暴发前，美国的相关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六个州延长了探亲假和病假，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十几个州的立法机构也相继提出类似的立法。不少公司，甚至像沃尔玛这样的低工资公司，也已采用探亲假政策。各州各市扩充了学前教育项目，课外计划也紧跟步伐。

今天，让男性参与照顾孩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但过去并非如此。在过去，哪怕是最支持妻子的丈夫，也无法轻易绕开企业、机构和政府维系的制约和障碍。1912年拿下地质学博士学位的埃莉诺拉·弗朗西斯·布利斯·克诺夫（Eleanora Frances Bliss Knopf）嫁给耶鲁大学教授、地质学家阿道夫，却没能获得教职，因为耶鲁不聘用女性。她转而在美国地质调查局工作，经常受丈夫办公室的调遣。人们纪念他的时候写道，“两人都是不同领域的权威”。然而有一座山以他的名字命名，她却什么都没有。一些事业有成的女性受雇于丈夫的公司或自己成立公司。1914年，珍妮·洛特曼·巴伦（Jennie Loitman Barron）通过律师资格答案并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与自己的青梅竹马（很幸运，他也是律师）结婚后，两人珠联璧合，生下三个孩子，并在1918年开设了巴伦夫妇公司（Barron & Barron），一直维持到1934年她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助理检察长。还有前面提及的萨迪·莫塞尔·亚历山大，也曾在丈夫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很少有女性有勇气和经济能力挣脱压抑的婚姻，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孙女诺拉·布拉奇（Nora Blatch）却是其中之一。诺拉是美国第一位获得土木工程学位的女性，也是第一个获得康奈尔大学工程学位的女性。与真空三极管的发明者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离婚后（因为他希望她辞掉工作），她于1919年嫁给了造船工程师摩根·巴尼（Morgan Barney）。但是，绝大多数想追求事业甚至只是一份工作的已婚女性，都没能逃离婚姻的束缚，在可查阅的记录中她们寂寂无闻。

20 世纪50年代，更多的职位向已婚女性敞开了大门。第三组成员先成家然后拥有工作甚或事业的能力日渐增强。对一些丈夫而言，很难抗拒有第二份收入可以支付抵押贷款和送孩子上大学的诱惑。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很多男性为反对妻子拥有事业付出了惨痛代价。他们终于让步。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这甚至不只是一种让步。

马蒂·金斯伯格（Marty Ginurg）就十分欣赏才华超众的妻子鲁斯。他一度表示：“我认为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让鲁斯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在很多方面，他们仍然是典型的第三组夫妇。他们相识于大学，1954年刚毕业就结了婚，一年后生下第一个孩子。为了追随马蒂去纽约，鲁斯甚至从哈佛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当马蒂一心想在五年内成为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时”，鲁斯接管了家里的一切。但与同时代人的比照也就到此为止。在第三组大多数人看来，妻子应该是丈夫的后盾。

19年，75% 的1961届男女毕业生赞同男性的事业优先于女性。但改变旋即开始。到1980年，约60% 的大学毕业生（无论男女，19年的这一比例是25%）认为，丈夫和妻子应该享有平等机会成就自己的事业（或得到一份“好工作”）。到1998年，主张机会平等的大学毕业生比例超过了85%。这是调查中最后一次问这个问题。

当妻子开始宣称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时，男人们很快转向了支持妻子的目标。愿望和目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现实中需要克服其他障碍，这些障碍不再像我们早期群体所遇到的那么显而易见，但同样坚固。

女性要想获得事业、家庭和公平，父亲们对工作的需求要与女性相同，他们务必要负担家务，女性才能专注工作。一些能力强大的夫妇通过切换拥有主要职业的人做到了这一点。像戴尔首席客户官（CCO）凯伦·昆图（Karen Quintos）及其丈夫，就“不得不相互妥协”。还有产品发布平台Grommet 的创始人兼CEO朱尔斯·皮耶里（Jules Pieri），将自己的家庭生活描述为“芭蕾舞剧”，她和丈夫“轮流担任主角”。

众所周知，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在担任雅虎CEO时生下一对双胞胎，她指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女人通常会稍稍后退，但之后“她的事业就要起飞了”。然而事实表明，许多于较晚时期重新开启职业生涯的人从未取得过大成功。相比男性，有孩子的女性四五十岁时就业率和收入是有增加，但她们始终追赶不上男同事。工作也许能恢复，但事业往往无法腾飞。

道格拉斯·埃姆霍夫（Douglas Emhoff）是完美的榜样。这首位“第二绅士”正做着女性一直在做的事情：为领导我们国家的人提供个人支持，给他们肩膀、纸巾、倾听、共情和帮助。作为碰巧娶了美国副兼女超人的刚强男人，他向男士们展示了以如何自豪，而不是嫉妒，可以如何给予协助，而不是阻挠。这样的男人多多益善。

我们需要男性在工作时伸出援手，鼓励男同事们休育婴假，投票支持补贴儿童保育的公共政策，让公司改变贪婪的工作方式，使公司明白家庭比工作更有价值。除非在“余下的旅程”中带上男性，否则美梦难以成真，愿望无法轻易实现。

我们终将摆脱新冠大流行。但是，要让工作场所、餐馆、电影院、飞机、酒店、派对、体育场、婚礼乃至生活本身恢复到前新冠时代的样子，还需要很长时间。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征途仍将继续。我们不知道这会对新生的职业生涯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知道强迫父母双方在家工作的实验能否动摇性别规范，改变工作方式。然而，我们确实知道过去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以及哪些因素曾经阻碍和仍在阻碍女性前行。

我们经历了一段旅程，从第一组成员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选择，到今天第五组成员渴望实现二者甚至时常取得了成功。萨迪·莫塞尔·亚历山大攻下高等学位，但未能在她选择的领域找到工作。黑兹尔·凯尔克和玛格丽特·里德隐晦地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因为两者不可兼得。大多数人接受了自己所处时代种种约束下的后果，可也有人，比如多萝西·沃尔夫·道格拉斯，纵使荆棘载途，依然倔强生长。至于珍妮特·兰金和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则时而高歌猛进，时而败下阵来。

有些人足够长寿，享受了随时代而变化的连续生活，像艾达·康斯托克，60多岁步入婚姻殿堂。第三组不少人是婴儿潮时期的典型母亲，比如艾尔玛·邦贝克、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菲利斯·施拉夫利以及贝蒂·弗里丹，她们与时俱进，最后甚而改写了历史。

许多人面临了限制女性就业的政府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有人奋起勃发，最终赢得了胜利，譬如我们看到的安妮塔·兰迪和米尔德里德·巴斯登，二战后，她们努力帮助破除了学区的婚姻限制。

“避孕药之母”玛格丽特·桑格和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助推“无声的革命”，使第四组从第三组中脱颖而出。玛丽·摩尔出演的玛丽·理查兹代表着新型独立的年轻女性群体，她们敢于推迟结婚和生育。但是和许多女性一样，玛丽在工作场所遭遇了差别对待。而莉莉·莱德贝特忍受的更多：性骚扰、身心伤害、就业歧视，以及薪酬不平等。她艰难挺过了几十年，最后宣告胜利。

不过，我们清楚，工作场所待遇并非唯一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家庭中的夫妻公平。太多有事业的女性“忘了生孩子”，一如蒂尼·菲在电视和电影中演绎的那样。

第四组成员推迟了婚姻和家庭，以事业为先。希拉里·罗德姆28岁与比尔·克林顿结婚。第五组成员进一步提高结婚年龄。希拉里的继任者、纽约州参议员陆天娜35岁与乔纳森·吉利布兰德（Jonathan Gillibrand）结婚。艾米·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33岁结婚。而打破多项第一、刚刚宣誓就任美国副的贺锦丽（Kamala Harris），则在50岁结婚。

珍妮特·兰金的旅程厘清了问题，揭示受过高等教育和培训的女性需要继续奋斗，才能像男同行一样进步的原因。抚育孩子、照顾老人、守护家庭的重担压在女性肩上。工作那么贪婪，多劳

多得，不劳无获。在一个充斥性别规范的世界，有孩子的夫妇只能进行优化。

我们的远程工作尝试是不是一剂降低工作灵活性的成本的强心针？向远程工作的转变比想象中顺畅，大多数工人表示愿意继续远程实践。在居家办公时，一半有学龄孩子的人很难不受干扰地工作，但随着学校重新全面开学，这种情况应该会好转。在居家办公的大学毕业生中，46%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工作时间。至少短期之内，员工的灵活性成本似乎确有下降。

疫情发生后，大多数可以居家办公的人声称，愿意每周至少有两天在家工作。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会如何影响生产率和总体成本。虽然远程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可长期影响尚待观察。创新需要团队合作以擦出思想火花。而尽管不少公司正在缩减办公空间以节约成本，一些公司也早已言明，每周返回办公室天数更多的人将获得更大的收益。

和当今许多其他问题一样，这些问题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人们仍然希望，通过暴露差距并揭示新的工作和照护方式，我们的“强制实验”可以引发深远的变革。随着世界慢慢挣脱新冠疫情，不少地方的学校依旧远程运作，办公室也只是部分开放，我们正实时见证这些现状如何侵蚀女性的职业生涯。很久以前一度被我忽视的“古人”玛格丽特·里德非常清楚护理部门对于经济部门的价值。现在，是时候更加关注她和其他许多人传递过来的接力棒了。但我们还必须矫正工作制度，重新铺设前进的道路，这样，我以前的学生乃至其他人才能够拥有自己的事业，和一个想她们所想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