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十字路口的亚洲未来：日本将何去何从？

作者：添谷芳秀（Yoshihide Soeya），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迈克·望月（Mike Mochizuki），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以及由他们领衔的“亚洲的未来”研究小组，共有11名（2+9）本领域学者组成。

翻译：王文琦、部彦君、胡童飞、郑雅楠

该政策报告（Asia's Future at a Crossroads: A Japanese Strategy for Peace and Sustainable Prosperity, July, 2023.）于2023年7月24日发布，由11位日本著名学者和前外交官员组成的团队历时四年完成。该报告强调，日本应该采取更积极的中等强国外交战略，以缓解中美竞争，避免亚洲的尖锐分裂，并防止大国冲突。报告主张“亲美自立”（Shin-Bei Jiritsu）方法，即建议日本确立一种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接近但又不完全依赖美国。该报告从经济、安全和跨国挑战等方面对日本的外交战略定位与发展提出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全文主要内容概述：

随着中美战略关系和力量结构的变化，亚洲秩序的未来变得更具不确定性，日本面临着重塑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任务。2022年12月，日本政府十年来首次通过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后文简称“新战略”），尽管它并没有忽视外交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但它更为强调权力（包括军事能力）、地缘以及经济安全。作为回应，新战略强调日本自卫能力与美日同盟的中心地位。然而，这份报告提出的模式与日本自身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美日同盟被视为弥补这一差距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战略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加强美日同盟成为实现其安保战略的前提和必要一环。本报告中讨论和建议的基础是我们对于新战略提出的模式将使亚洲在未来陷入混乱和分裂的严重担忧。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对亚洲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方针，这仍然是应对新出现的地区和国际挑战的建设性方式。近年来，跨国挑战尤为突出，这也表明，国家间需要开展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然而，近期世界各地的外交政策话语更加关注大国竞争，而非国家间的合作。在此背景下，日本应该保持和推进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同时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建设性外交缓和中美在亚洲的竞争，减少亚洲地区发生大国的危险。否则，跨国问题将无从解决，无核世界也无法实现。这种努力与做法与“中等强国外交”的理念是一致的，其目的是制定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接近但不完全依赖美国。

一、面向亚洲的方针与推进中等强国外交

日本“亚洲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便是通过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进步促进该地区的进一步繁荣，同时使其经济活动更加环保和更具可持续性，并确保经济建设的利益得到更加公平的分配。为了实现这一愿景，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类似经济体制的国家合作就变得至关重要。此外，与美国的关系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然而，即使以强化美日同盟作为理由，日本也不应忽视非美国盟友或伙伴的国家。为了缓解大国竞争，防止其升级为大国，日本应该深化与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东盟（成员国）等亚洲地区中等强国的合作关系，以此成为中等强国合作的推动力量。此外，日本在捍卫基本人权和民主原则的时候，也应该认识到亚洲制度的多样性，并对每个国家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文化传统保持敏感。应该抵制将亚洲分裂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斗争，避免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做法。

另外，日本也应该对“印太”这个最近在国际话语中频繁使用来定义亚洲地区的概念保持谨慎态度。虽然“印太”概念的优点是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但它的缺点是主要基于海洋角度来看待亚洲地区。“印太”概念削弱了亚洲大陆的重要性，并暗藏了遏制中国的意图。日本的外交方针不应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地理概念，而应反映出包括“亚太”、“东亚”和“欧亚”在内的多元视角。

综上，日本应该重振其中等强国外交，为亚洲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平与繁荣的未来。有着共同战略利益和价值观的韩国，是日本在“中等强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日本还可以在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的基础上，率先推进日澳印“中等强国联盟”。邀请其他亚洲中等强国，如韩国和东盟国家的加入，这将形成一个地区范围内的中等强国联盟。日本应该在维系欧亚中等强国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积极与中国接触，以实现中日双边关系的稳定并在紧迫的跨国问题上进行合作。

二、地区经济

二战以来，亚洲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经济差距扩大和环境退化等问题浮出水面。为了减轻负面影响，降低社会成本，日本必须更加重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该目标更注重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此外，新冠病毒全球肆虐带来的负面影响、俄乌冲突对国际供给链的冲击，以及贸易武器化和经济胁迫等事件都成为经济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日本和许多亚洲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制定有效的对策来应对这些挑战。因此，日本的区域经济外交需要从经济自由化、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制定政策。

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金融治理、贸易促进以及包含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开发援助等领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过往的成功经验，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应该继续在亚洲和全球中等强国中扮演领导地位，在上述每一个领域的规则制定和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日本可以为执行和扩充《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做出有益贡献，基于贸易自由化和地区秩序构建方面的考量，CPTPP被广泛认为是“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此外，日本还可以帮助去年违约的斯里兰卡，设计一个有效的国际债务重组计划。而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日本应继续推进并努力实现其关于“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国际标准化原则的建议。并鼓励中国遵循这些原则，这将有助于引导中国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虽然亚洲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地区经济合作框架，但日本的基本立场应该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和防止亚洲的分裂。从这一角度出发，作为创始成员，日本应该推动在美国主导下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内进行合作，但也要考虑加入由亚太中小国家（新加坡、智利、新西兰）发起、未来有望扩员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以及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三、地区安全

为了维护亚洲的和平和维护日本的安全，一定程度的威慑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就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安全困境”。因此要使威慑有效，不仅需要适当发展防御能力，还需要向潜在对手提供一些保证，使其核心利益不会受到威胁。此外，在推进美日防卫合作的过程中，日本应该积极地、公开地向美国表达对安全保障问题的看法。一个健康的同盟关系不应是日本简单地服从美国的政策和意图，而是日本在更为自信与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

对于各种各样的亚洲安全问题，日本应该巧妙地平衡“威慑”和“外交”等多元手段，推行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和防止危机的政策方针。在朝鲜问题上，日本应在“解决”绑架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以现实的、渐进的、互惠的、逐步的方式实现朝鲜无核化的最终目标。……（略去部分文字）。与此同时，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稳定与合作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日本应创造性地与中国探讨缓和紧张局势的各种思路。日本应在上重振活力，努力落实2008年6月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

岸田首相“广岛行动计划”的第一支柱是继续不使用核武器，为了加强这一支柱，日本政府应该公开敦促有核国家采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这样做有助于将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全球准则制度化。此外，日本作为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观察员国，可以在长期的核裁军目标上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日本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不仅不会削弱美国的核威慑力，反而会成为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桥梁。

四、跨国挑战

截至目前，日本通过国际组织和双边援助，为解决全球变暖、传染病大流行和不稳定地区冲突造成的难民等跨国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基于过往的成绩，日本应继续在这一领域展示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大国和全球中等强国的领导力。此外，作为一个经济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日本负有捍卫和促进普遍人权的国际责任。在这一方面，由于长期倡导“人类安全”概念，这使日本能够在存在多种制度、并且许多国家倾向于强调国家主权的亚洲，有效地应对这些跨国挑战。因此，日本需要促进更加包容和有效的地区和国际合作，同时将这一概念作为基本原则，并在近年来日益突出的地缘和意识形态分歧间发挥桥梁作用。

具体而言，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日本应该与亚洲各国共同努力，避免将新冠肺炎疫苗等公共卫生合作卷入其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的碳排放大国，日本应直接与中国就开发和推广环保技术展开合作。这不仅仅能增强两国实现自身减排目标的能力，也有助于帮助其他亚洲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人权和人道主义方面，日本应首先改善本国的人权和安全状况，并以身作则。在与中国的地缘竞争中，日本不应把人权和民主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应采取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人道主义措施。例如，通过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等现有平台，日本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关于提高政府透明度和改革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方法，并推动公民社会参与向人权行为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主要建议

基于上述观点，本报告针对日本的亚洲政策提出了以下15点具体建议：

1.发展“中等强国外交”，领导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中等强国联盟”，从而推进“四国安全对话”（QUAD）的议程设置，并进一步加强与韩国、东盟和其他中等强国的功能性合作。

2.针对韩国政府关于“强征劳工”问题的决定，应继续努力改善与韩国的关系。

3.关于斯里兰卡债务重组措施，应鼓励中国继续参与新成立的“斯里兰卡债权人委员会”，并通过分享必要信息与中国展开合作。

4.鼓励美国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通过外交努力实现中国大陆和中国同时申请加入CPTPP的目标。

5.探讨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适当时机。

6.在数字领域规则制定方面，应考虑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同时应该推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下的合作。

7.应加强和深化严密防御理论，以提高拒止威慑力为方向。而非注重反击能力，因为注重反击能力的实际效果较差，负面影响也更大。

8.应鼓励朝鲜对“绑架日本人质事件”进行再次调查，并在朝鲜设立联络处以开展此类调查，其目的是恢复与朝鲜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9.要实现朝鲜无核化的最终目标，必须采取渐进、现实和互惠的方式，因此，首先要寻求冻结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研发计划。

10.基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三条，在明确表示不支持独立的同时，反对海峡的任意一方单独改变现状。

11.承认中日之间存在关于问题的分歧，与中方讨论缓和与解决紧张局势的具体途径。

12.敦促有核国家遵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基本原则，并以观察员身份申请参加《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

13.鼓励公共卫生领域的包容性跨国合作，努力缓解地缘局势、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主权冲突对此类合作的负面影响。

14.与中国展开合作，在第三方市场推广环保技术，发展低碳基础设施，以应对亚洲的气候变化危机。

15.在人权方面，应注重改善国内人权状况，同时倡导符合当地实际的非意识形态、人道主义的方法，以扩大亚洲国家之间的支持与合作。

第·〇

导言 / Introduction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和对抗日趋激烈，亚洲国际秩序的未来变得更具不确定性，日本面临着重塑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任务。在此背景下，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十年来首次批准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概述了日本在可预见未来的战略选择。根据文件评估，日本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同时，该文件认为朝鲜和俄罗斯等国正在印太地区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因此日本的新战略展现出“充分利用综合国力，包括外交、防务、经济、技术和情报能力”的努力，尽管新战略并未忽视外交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但突出之处在于对强权（包括军事能力）、地缘以及经济安全的强调。对此，新战略强调日本自卫能力和美日同盟的核心地位。

回顾过去，日本战后直至2012年前后，安保政策都没有如此明确的地缘取向。相反，战后日本有意识地退出国际关系中的强权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放弃了“必要防卫力量”的概念，将自身限定为一支“基本防卫力量”，以应对“小而有限的”侵略行为。正如中曾根康弘首相在20世纪80年代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所反映的那样，日本在维持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同时，也致力于构筑与中国的稳定关系。然而，新战略却出现了180度大转变。关于从根本上加强防御能力这一层面，该战略指出“其他国家很难准确预测一个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实体何时会有直接威胁他国的意图。”因此，日本必须把重点放在“发展行动和防御能力，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日本在和平时期的安全”。

然而，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正变得更加严峻。近年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姿态愈发自信，而俄乌冲突毋庸置疑也是国际中一项重大事件。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日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独自应对这种新的地缘格局？新战略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这一背景，但似乎表达了构筑自身综合国力的愿景。此外，正如关于“反击能力”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基于战略威慑的逻辑，只有在军事冲突中具有战术用途的事物才可以被视为是合理的。而鉴于新战略所称的“现在正处于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人们真的认为现在日本的国力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而言都比以前更强大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如此根本地改变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模式，是否合理？综上，本报告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战略提出的模式和日本自身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美日同盟被认为是填补这一差距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新战略存在着逻辑的一致性，而加强美日同盟则最终成为这一战略的先验与必要条件。

从本报告提出“中等强国外交”的观点来看，美日同盟仍然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要支柱。然而，问题在于新战略所阐述的模式转变。这份报告中的分析和建议是源于一种担忧，即这种新模式可能使亚洲在未来陷入混乱和分裂。尽管亚洲今天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能抹杀该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功。在非殖民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冲突和结束之后，亚洲大部分地区获得了和平与稳定。亚洲许多国家成功地进行了民族和国家建设，并将重点聚焦经济建设。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该地区现在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并且通过贸易、投资和经济援助有可能变得更加繁荣。而日本在该区域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支持许多亚洲国家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并通过对话和国际机制来推动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鼓励区域合作。面对新的地缘挑战，日本政府在部分实施新战略的同时，也应借鉴以往“亚洲政策”的成功经验，而不是抛弃现在仍然适用的关键要素。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强调采取多方面、多层次的“亚洲政策”方针，这仍然是应对地区和国际新挑战的建设性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跨国挑战充分表明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国家总体上较为有效地应对了新冠肺炎疫情。它们通过国家与社会合作实施“非药物干预”和疫苗接种计划，将死亡人数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必须从新冠肺炎疫情的悲剧中汲取教训，针对未来可能的疫情制定更有效的预防和应对措施。此外，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已经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极端天气和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遗憾的是，尽管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活和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但全球和地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遏制气温上升的努力仍远远不够。

尽管上述跨国挑战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但遗憾的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两国国内事态发展使人们更加关注大国竞争。诚然，中国军事能力的快速增长和愈发自信的国际行为可能令日本和亚洲大多数国家感到担忧，而与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应该继续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然而，过分强调中美战略竞争，可能会增加军事冲突的风险，并将抑制应对严重跨国问题的合作努力。因此，在继续加强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同时，日本应更多地发挥地区领导力，通过建设性外交缓解中美在亚洲的竞争，降低大国的危险。这种做法符合“中等强国外交”理念。总之，日本需要一个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完全依赖美国。即所谓的“亲美自立”。

最后，本报告认为，俄乌冲突表明了安全并非是理所当然的，日本应该对安全威胁保持警惕，采取适当和必要的自卫行动，并推进与美国和伙伴国的安全合作。但与此同时，日本不应将俄乌冲突的教训错误地应用于亚洲，而是要思考俄乌冲突中复杂的战略背景与影响因素，并考虑如何防止类似的紧张局势演变。日本还应评估俄乌冲突如何影响亚洲其他国家的战略考虑，并且努力寻求阻止危及日本安全利益的联合行动。

第·一

对亚洲的态度与中等强国外交的推进 / Approach toward Asia and Promotion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日本亚洲战略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进步来培育一个可以变得更加繁荣的地区，同时确保经济活动在环境上更加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获益可以得到更公平地分享。日本应促进该地区的社会和发展，使其更符合人类尊严、自由和平等权利等普遍价值。它还应促进建立一个区域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种文化、社会、经济和制度能够和平共处，并进行有效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传染病传播等紧迫的跨国挑战。同时，日本应该努力防止军事冲突，使亚洲不会出现大国间的。因此，日本应该增强国家能力，在塑造亚洲未来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它也必须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密切合作，以实现上述地区愿景。具体来看，日本应该与价值观相近、经济制度相似的国家合作，但在强调与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的的同时不应忽视那些价值观和制度与日本和其他民主国家不同的国家。正如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2023年1月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所说，“我们需要更加致力于发扬我们的价值观，但在与全球南方接触时，我们也需要保持谦逊，抛开先入之见，对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给予充分的尊重。”

虽然与美国的关系仍应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关键，但加强美日同盟的关系不应影响日本发展自主的外交政策。日本应致力于缓和大国竞争，并与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国家、印度等地区的中等强国建立合作同盟，成为中等强国外交的领导者。而且，在努力塑造亚洲未来的过程中，日本还必须从全球而不仅仅是亚洲的角度来看待国际秩序。在全球化时代，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需要更具全球视角的合作与对话。

1. 价值观、规范和原则

日本作为亚洲领先的民主国家，自然欢迎该地区一些国家实现民主化，并希望更多国家走上这条道路。一方面，日本可以通过成为亚洲更好的民主典范来支持这一进程。它可以改进自己在人权和社会平等方面的政策和做法，并加强自己的民主体制和进程。只要人口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要得到解决，成功的民主化就更有可能发生，日本应继续援助亚洲较不发达国家，以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日本在国外促进人权的有效途径是支持以人道主义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并继续强调人类安全的重要性。

在倡导基本人权和民主原则的同时，日本也应该认识到亚洲制度的多样性，并对它们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文化传统保持敏感。日本不应自以为是地奉行所谓价值导向的外交政策，而应尊重多样性，强调和平共处的重要性。日本应抵制将亚洲划分为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做法，避免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分裂的亚洲”对日本不利，其他所有亚洲国家都希望避免这样的分裂。因此，日本应该重视节制、务实和妥协，以减少分裂军事冲突的危险，鼓励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国家间合作。简而言之，日本应采取多元的现实主义方式，推动亚洲成为一个既开放又包容的地区。

2. 亚洲不同的地理棱镜

伴随着经济和技术进步、地缘互动和安全考量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益突出的全球问题也挑战着国家与区域的边界。因此，仅仅用“印太”(Indo-Pacific)来界定亚洲地区是有问题的。“印太”概念是把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起来，强调海上互联互通。但这种对该地区的海上概念的强调也有缺点。“印太”概念削弱了亚洲大陆的重要性，暗示了一种旨在对抗甚至遏制中国的地区取向。

这份报告没有采用单一的地理框架或标签来思考日本的亚洲政策，而是主张从多个地理角度来强调亚洲近期演变的不同维度和复杂性。事实上，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外交政策话语在应对地区挑战和机遇时反映了这些不同的地理棱镜。

以下是这些地理棱镜的概述：

亚太地区：亚太是一个包括太平洋两岸和东亚国家的地区框架，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主要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推动亚太地区的地理棱镜以对抗欧洲和北美排他性区域经济集团的潜在运动，日本试图防止太平洋出现东亚与西半球之间的经济和战略分裂，并希望美国继续参与亚洲安全事务，向日本和亚洲开放市场。

亚太的概念不仅将亚洲的海洋国家与东亚大陆国家联系起来，而且有可能促进美国和中国参与区域合作。此外，这一框架还加深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亚洲区域的参与，并有助于使拉丁美洲各国面向亚洲，在这方面，亚太是一个比下面讨论的其他区域概念更为全面和非排他性的框架。

欧亚大陆：1997年7月，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Ryūtarō Hashimoto）援引欧亚大陆的视角来“扩大亚太地区外交政策的视野”，桥本回忆起时任俄罗斯叶利钦关于在结束冷战的过程中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的说法，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内部的发展是“形成国际秩序的关键”。因此，日本的欧亚外交应该促进与俄罗斯和中国在各种问题领域的合作。他还强调了包括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国家在内的“丝绸之路”地区的重要性。基于桥本龙太郎的这一愿景，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于2004年发起了“中亚+日本”倡议，并于2015年访问了中亚五国。近年来，日本的欧亚外交由于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摩擦而逐渐褪色，继续停滞不前。冷战结束后，中亚国家曾希望与日本建立直接关系，但这些期望在近期破灭。

尽管日本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欧亚视角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它连接了东亚和欧洲。这一观点也可能使日本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促进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这一视角可以为日本创造机会，在大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解外交”的作用。

东亚：在1997年地区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的棱镜变得突出起来。为了防止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日本率先推动了日本、韩国、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东盟+3”的框架。在东盟与中日韩进程的基础上，出现了东亚愿景小组(East Asian Vision Group)，该小组于2001年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愿景，即防止冲突、促进地区和平、促进经济合作、通过环境保护和良好治理促进人类安全、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并树立东亚共同体的特色。在小泉纯一郎政府时期，日本支持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加入区域一体化进程，形成了“东盟+6”的框架。此举反映了日本对中国东亚影响力的担心。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政府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通过强调开放、透明、包容和功能性合作的原则，为东亚共同体的愿景注入了活力。鸠山由纪夫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并不是要把美国排除在外，而是朝着实现亚太共同体迈出的一步。没有美国，亚太共同体是不可能轻易实现的。与其他区域框架相比，东亚框架的特点是在金融、贸易甚至医药卫生等具体领域体现了功能性合作。人们认识到需要通过建立国际组织来促进东亚国家之间建立信任。

印太：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2007年阐述了印度-太平洋框架，当时他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汇合处将创造自由与繁荣之海的“动态耦合”。他强调，日本和印度的合作有助于将“更广阔的亚洲”演变成一个巨大的、开放和透明的网络，使“人员、商品、资本和知识能够自由流动”。安倍的印太框架与他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相吻合，该外交寻求在欧亚大陆上促进基于普遍价值观的民主、人权和法治。考虑到安倍在2012年提出的“民主安全之钻”，它给人的印象是日本正在脱离以往的中等强国外交，渴望成为“大国”，即使不是大国，也在寻求遏制中国在塑造地区秩序方面的影响力。2016年，在肯尼亚举行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安倍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并讨论了“两个自由开放的海洋和两大洲的联盟”。2017年日本开始关注东盟国家的担忧，在后来接受了2019年提出的“东盟印太展望”，该展望认为“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不是相邻的领土空间，而是一个紧密融合和相互联系的地区，东盟发挥着核心和战略作用。”

上述四个地理棱镜的重叠反映了日本亚洲政策的多面性。近年来，前三种概念已经减弱，现在更加强调美日同盟和印太地区。这种倾向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剥夺了日本外交的战略灵活性，日本应继续认识到综合多种观点的效用，而不是只注重一种地理观点而排斥其他观点。

3. 对话、制度和基于规则的秩序

自冷战结束以来，多边对话机构在亚洲激增，而其中许多都是在日本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在经济领域，日本决策者提出了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的建议，并于1989年与澳大利亚合作启动了APEC；在安全事务方面，日本与东盟（ASEAN）密切合作，于1994年创建了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为了将欧洲和亚洲联系在一起，讨论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问题，亚欧会议（ASEM）于1996年成立，日本同其他50个国家和两个区域组织（欧盟和东盟）一道，一直是积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EAS）在马来西亚召开，2011年美国和俄罗斯加入后，该论坛扩大为有18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日本一直努力推动区域合作，在2004年缔结《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并在2006年与21个缔约国建立信息共享中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这些大型多边进程和机构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开放和包容。他们试图克服制度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大小和相对实力的国家差异。

此外，日本还支持各种小型区域对话，以解决具体的职能问题：日本是启动六方会谈以解决朝鲜核武器项目问题的早期支持者；日本也响应了韩国关于定期举行日、中、韩三边会议，讨论功能性合作和区域经济问题（如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还有一些小型对话的重点是加强美国盟友之间的合作，以推进共同安全利益，并超越传统的双边“中枢-辐辏”式美国联盟体系，一个很好的例子是2006年开始的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三边安全合作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的四方安全对话，虽然四方安全对话有一些争议，但是日本和其他三国会谈成员否认四方会谈将是一个旨在遏制中国的军事联盟，四方会谈的力量和潜力在于它没有狭隘地关注军事安全。在最近的四方会谈上，领导人讨论了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危机、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以及海洋领域意识、网络安全和空间领域合作等问题。

许多区域对话和机构的建立促进了国家间的讨论，以探讨共识和分歧，增进相互了解，并探索共同基础的领域。但亚洲的许多对话和机制经常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它们过于注重过程，不够注重结果。因此，日本近年来一直强调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但是，基于规则秩序的概念带来了如何制定这些规则以及如何实施和执行这些规则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建立许多国际机构和规则方面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这些机构和规则已成为全球治理的基础，它们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但是国际秩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当然，发达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方面发挥了重大影响。但国际规则的制定绝不是由所谓霸权国家或大国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过程，新规则的制定往往要经过复杂的谈判，涉及中等强国和小国的倡议和积极参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辩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和民间社会团体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现的规则往往是艰难妥协的产物，并且包含有不同解释的含糊之处。这一事实使得执行国际规则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鉴于这一现实，对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采取尖锐的法律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做法有加剧国际冲突的危险。因此，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需要精明的外交和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日本既需利用该地区的大型多边进程，也需利用较小的“小边”进程和机构，而且除了区域多边和多边进程之外，日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联合国来处理区域问题和挑战。

4. 日本外交与中等强国领导

为了促进亚洲更加稳定、和平和繁荣的未来，日本应该重振其中等强国外交。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大国的战略三角关系中，由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所谓北约亚太伙伴一直在深化与欧洲国家的联系，并寻求各自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在亚洲，虽然中美之间的战略摩擦是地区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但一些地区国家不希望在大国竞争中站队。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被称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既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美国的支持者。但他们也不一定站在中国一边，也不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对日本和其他主要的中等强国来说，与全球南方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接触是中等强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议程。

日本推行中等强国外交最重要的伙伴是韩国。韩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和发达经济体，日本和韩国有着共同的根本战略利益和价值观。两国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两国都将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视为严重威胁，并对中国的军事建设和现实发展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两国在防止东亚发生军事冲突方面还有着共同的深切利益，因为军事冲突会给两国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们希望与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保持密切稳定的经济关系。简而言之，日本和韩国都希望看到一个没有分裂成两个相互冲突阵营的亚洲，都希望看到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地区。尽管在战略利益上有这种基本的趋同，但不幸的是，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关系常常会因有关过去的争端而受到损害，2023年3月，在韩国尹锡悦（Yoon Suk-Yeol）的领导下，韩国政府提出了“强征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案，尹锡悦和岸田文雄同意恢复穿梭外交。作为对韩国政府勇敢决定的回应，日本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问题，真诚而积极地与韩国合作，发展强大的伙伴关系。

作为中等强国外交的一部分，日本还可以在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的基础上，带头推动日、澳、印四国“中等强国联盟”，从而主导四国对话机制的议程设置。这个概念可以扩展到该地区的其他中等强国，包括韩国和东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邀请韩国加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联盟，设想一个“中等强国四强”将是有意义的。通过这些努力，日本可以加强该地区中等强国之间的合作，并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此外，日本也应该与中国合作，制定强有力的相互保证和建立信任的措施，这样地区力量平衡的变化就不会增加军事冲突的风险。在与其他中等强国的合作中，日本应支持中国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第·二

区域经济 / Regional Economics

1.平衡经济安全、自由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自由化和国际经济相互联系的深化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但近年来，其副作用和社会成本在世界各国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经济差距扩大、反全球化和反情绪高涨。自二战以来，亚洲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然而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副作用也逐渐显现：2021年，亚洲前10%的人口拥有该地区近70%的财富（而在全世界这一比例为76%）。这些经济自由化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导致社会分裂和不稳定，甚至会威胁到现有的体制，这一点从一些民粹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崛起就可见一斑。

因此，日本在寻求本地区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密切关注应对这些负面影响以加强社会保护。换言之，日本的地区经济外交政策应在两个议程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第一，促进经济自由化以推动增长；第二，加强地区机制建设以减轻自由化的负面影响。由日本领导的旨在确保地区金融和财政稳定的《清迈倡议》就是后者的良好范例。日本向其他亚洲国家提供的长期经济技术援助应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紧密结合，日本同样应该更加重视环境和社会保护。此外，作为亚洲的经济大国和全球领先的中等强国，日本必须促进以亚洲地区“共同增长”为目标的基于规则的经济一体化。

经济安全问题也需要纳入这一平衡之中。经济安全是指努力消除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 "经济威胁"；此前，这一概念一直是从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和粮食自给自足的角度进行讨论的。最近的事态发展——特朗普政府上台引发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导致的国际供应链中断，都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兴趣。2022年5月，日本政府通过了《经济安全促进法》，并确定了加强经济安全的四个领域：“强化关键商品的供应链”、“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可靠性”、“促进关键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建立封闭的专利体系”。2023年5月，七国集团领导人还在广岛G7峰会上发表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关于经济活力和经济安全的声明》。

日本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外交需要整合三个视角：经济自由化、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然而，基于这三个视角的政策往往会相互冲突。因此，在确定和实施亚洲具体经济、外交政策时，日本需要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中取得平衡。基于以上所述，本章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日本的地区经济外交：金融稳定与治理、区域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与数字技术。

2.区域金融稳定和治理

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导致几个国家的货币崩溃，并引发了整个地区的严重衰退。为应对危机，亚洲各国实施了金融改革，包括巩固和重组金融机构，加强银行资本。此外，中、日、韩以及东盟十国建立了一个名为“清迈倡议”的区域合作机制，这是一种货币互换安排，旨在解决紧急情况下的短期外汇流动性困难。这些努力从整体上加强了亚洲地区的金融体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没有再次发生像 1997 年那样的货币危机。换句话说，二十多年来，亚洲地区的金融形势一直保持着合理的稳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全地区性重大危机的可能性很小。然而，近期国际局势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亚洲地区金融稳定的一些担忧。

全球新冠大流行病和俄乌冲突在许多国家造成了经济停滞和衰退、制造业和供应链中断、油价飙升、通货膨胀、一些国家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和价格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不仅注意到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急剧下降，而且还注意到一些国家的资本大量外流，其中最突出的是印度。

除了这些新的经济挑战之外，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低收入国家债务过高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突出。斯里兰卡于2022年5月拖欠其海外贷款，这是斯里兰卡自1948年独立以来的首次债务违约；人们越来越担心，这些国家的债务会进一步增加。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为抵御通胀而提高利率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元快速升值（尤其是对日元）将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亚洲经济体，也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自2019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逐步实现货币国际化，现在似乎正在加快这一进程。这表明，在美元一直是主要国际货币的亚洲经济体中，人民币的影响力将逐步扩大，并可能在中长期内带来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亚洲的货币和金融稳定对日本经济至关重要。作为亚洲第经济强国和全球领先的中等强国，日本必须将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作为其地区经济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正如本章前文所述，日本已经通过制定《清迈倡议》采取了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因此，日本应继续在地区讨论中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地区金融合作体系，确保其有效性。

关于低收入国家债务过高的问题，日本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债权国，必然会参与制定针对高风险国家的违约和债务预防措施以及违约后的债务重组措施。在这方面，2022年初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并暂停偿还外债的斯里兰卡值得特别关注，事实上，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是对全球和地区经济治理的挑战，因为中国一直是斯里兰卡的最大债权国，日本是第债权国，印度是第债权国。

巴黎俱乐部（主要债权国的非正式集团）由以七国集团成员为中心的22个国家组成，是为经历债务危机的国家安排国际债务重组的主要谈判论坛。然而，就斯里兰卡而言，其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和第债权国印度都不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在此背景下，一个新的谈判框架——“斯里兰卡债权人委员会”于2023年4月在日本、印度和法国的领导下启动。该框架的建立使印度和巴黎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能够共同制定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方案。该委员会将由日本和印度这两个主要债权国以及在债务重组谈判方面拥有多年经验的法国共同担任，这点非常值得注意。然而，作为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并未正式加入谈判框架，这不禁让人怀疑委员会是否有能力制定出有意义且可行的措施。因此，作为联合国，日本应努力创造条件，鼓励中国继续参与谈判，并通过分享中国贷款项目的细节进行合作。

3.区域贸易（CPTPP 和 RCEP）

对于日本这个贸易大国来说，稳健地扩大亚洲区域内贸易仍然是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本节重点介绍两个区域贸易合作框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CPTPP于2018年生效，它建立了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区，涉及11个亚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占全球贸易的15%。其起源可追溯到 2005 年，当时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缔结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后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 12 个国家参与了谈判，最终于 2016 年签署了该协定。然而次年，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退出了该协定，并迫使其余11个国家以目前的名称CPTPP重新谈判该协定，并于2018年3月签署。尽管日本最初并不情愿，但为了响应奥巴马政府建立跨太平洋自贸区的热情，以及国际社会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日益失灵的担忧，日本于2013年加入了TPP谈判。美国退出后，日本在成功达成 CPTPP 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CPTPP被广泛认为是一个“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因为它不仅涵盖了货物自由化，还涵盖了服务、直接投资、国有企业、电子商务、劳工和环境等广泛领域。在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进程数十年停滞不前、特朗普政府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其他主要国家也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该协定作为一个由自主选择的国家集团或“意向联盟”制定的新型贸易规则，受到了广泛关注。有趣的是，在该协定成立后，英国、中国大陆、中国以及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都提交了加入的正式申请，韩国、泰国和菲律宾也表示有兴趣加入。由于英国已于2023年3月原则上同意加入 CPTPP，因此英国将于2023年底成为CPTPP的第12个成员。这些事态发展表明，CPTPP将逐步扩大到亚洲之外，从而体现日本的“开放区域主义”原则和“高标准”的规则制定。鉴于CPTPP起源于亚太地区四个中小国家的倡议，它是“自下而上”而非大国主导“自上而下”的地区制度建设的成功范例，因此可作为亚洲未来制度建设模式的有益参考。

考虑到CPTPP的重要意义以及日本在其创建过程中发挥的显著作用，日本应继续积极参与其实施和加强。对于成员规模扩大，应基于“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对于加入条件，与英国加入时一样，“全面接受CPTTP规则”、“明确承诺透明度、可预测性和可信度”以及“提供最大限度的市场准入”仍应作为未来任何成员谈判的基本标准。然而，考虑到促进高标准贸易规则和开放的地区主义以及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参与的益处，日本应为美国的最终回归敞开大门。日本还应鼓励已经有意加入CPTPP的韩国和完全符合CPTPP标准的欧盟加入CPTPP。

对于2022年9月申请加入的中国大陆和中国地区，日本需要以相当审慎和创造性的态度对待它们的申请。对于大陆而言，谈判过程本身将为日本和其他成员国提供一个宝贵的机会，根据CPTPP规则了解中国的国内规则和条件、中国过去在处理贸易协定方面的做法以及中国在履约方面的意图。中国的最终加入将极大地促进其国内经济改革，这不仅对中国经济，而且对在中国开展业务或与中国开展业务的其他国家的公司都将是利好。考虑到这些益处，中国的申请不应与其他国家一概而论，而应慎之又慎。在此过程中，中国是否接受上述为英国入世而制定的标准应是底线。这就需要坚持不懈、保持警惕的谈判，以确保当前的CPTPP标准不会被削弱，也不会成为中国加入CPTPP的障碍。

至于中国地区，其发达的经济和与日本长期的良好关系使日本显然会支持中国的入盟申请。如果中国大陆和中国都成为成员，CPTPP将成为两岸在多边场合进行对话的为数不多的官方渠道之一，从而为处理两岸关系提供宝贵的工具。鉴于这些潜在的好处，可以说最佳的选择是中国大陆和都同时加入CPTPP。

中国的经济已经完全符合CPTPP的标准，而中国大陆则需要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才能成为成员。事实上，1991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采用了同时加入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启动谈判的条件应该是双方同意采用2001年世贸组织的同时加入模式，并避免有意阻挠另一方加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RCEP于2020年，即CPTPP缔结两年后缔结，并于2022年1月生效，是一个由15个国家组成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东盟10国加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RCEP约占全球贸易、GDP 和人口的30%。2012年由东盟牵头的谈判开始，印度最初加入了谈判但后来于2019年退出，使RCEP成为现在的格局。与CPTPP相比，RCEP的关税自由化率水平和受约束的部门范围普遍较低。与WTO相比，RCEP规则包括了WTO未涵盖的领域，如电子商务和中小型企业（SME）；它还包含了比WTO更先进的知识产权法规。鉴于以东盟为中心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中国-东盟”、“日本-东盟”和“韩国-东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蓬勃发展，这些亚洲国家现在处于RCEP的共同规则之下，这对区域经济发展和治理意义重大。因此，RCEP标志着日本地区政策的积极发展，减少了亚洲的分散和分裂。

鉴于RCEP的重要意义，日本应积极参与RCEP的进一步制度建设（如建立常设联合委员会），以提高其有效性。日本还应致力于通过RCEP的五年审查进程深化区域规则。这些进程将为日本提供机会，对“贸易武器化”问题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坦诚交换意见，并讨论阻止此类行为的新机制。同时，随着RCEP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该地区对企业的供应链，它将不可避免地使RCEP成员国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在RCEP之前，日本对中国的工业出口中约有8%是免关税的。RCEP生效后，这一比例预计将上升到86%。如本章开头所述，这可能会在关键商品供应链方面引发经济安全问题。此外，RCEP可能会对美国主导的在其盟国和伙伴国之间“友岸外包”政策产生龃龉。在这方面，日本应充分认识到与RCEP相关的经济安全挑战，同时确保美国理解RCEP在制定贸易标准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不仅仅将其视为中国主导的反美亚洲集团。最后，中途退出谈判的印度是日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为了实现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印度参与RCEP是非常可取的。因此，日本今后应坚持不懈地鼓励印度加入 RCEP。

4.区域基础设施发展合作

随着2010年G20首尔峰会通过“首尔发展共识”，以及2013年中国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BRI），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援助与合作成为亚洲乃至全球讨论的焦点。亚洲开发银行（ADB）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030年，亚洲地区每年对新基础设施的需求将超过1.5万亿美元，这与目前每年约8810亿美元的投资额相比存在巨大差距。鉴于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通过官方发展援助（ODA）大力参与亚洲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增长的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需求已成为日本亚洲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议题领域。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最初旨在建立一个横跨亚、欧、非洲，以中国为起点的广阔经济区。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截至2022年3月，已有146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在BRI框架下签订了合作协议；据报道，仅在 2021年，BRI就向144个国家提供了595亿美元的贷款和投资。由于其起源和性质，BRI 被广泛视为中国地缘驱动的国家战略，旨在扩大中国的霸权地位，并可能建立基于“中国模式”的国际秩序；因此，它已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其他常见问题包括：所谓的“债务陷阱”问题即一些受援国无力偿还贷款；大规模资本投资导致的过度发展和；环境破坏和随之而来对人类的灾难；以及倡议相关项目缺乏透明度和不确定性。

针对这些变局，日本在2016年的G7伊势志摩峰会上提出了“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概念，并牵头讨论制定全球基础设施开发投资标准，要求创造当地就业机会，并考虑经济可行性和环境影响。类似地，美国在2019年提出了“蓝点网络”——一个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国际认证体系，并与日本、澳大利亚 和经合组织合作。与此同时，虽然日本政府没有参与金砖倡议，但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2018年访华期间，以“促进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经济合作”为旗帜，宣布了其政府促进中日企业在亚洲其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新政策。安倍将四个基本标准作为中日基础设施合作的条件：“开放、透明、经济效率和受援国财政的持久性”。针对国际社会对BRI的批评和担忧，尤其是BRI 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成本效益问题，中方一直在调整政策并采取必要措施。例如，在2019年第二届金砖论坛上宣布，中国将把金砖倡议的主要重点从投资和援助的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并宣称“中国企业将在项目管理和招标方面按照国际标准运作”。同时应该指出，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与世界银行和西方援助国相比，“金砖倡议”项目在环境法规和人权方面的条件更为宽松，因此其融资更具吸引力。

日本对亚洲基础设施发展合作的基本立场应该是避免对BRI做出过度反应，而是引导BRI的基础设施发展投资转向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将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也将为日本企业间接或直接利用BRI提供机会。在此基础上，日本应进一步推动上述“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倡议，为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定国际标准，并鼓励中国采纳这些原则。事实上，中国已经批准了二十国集团（G20）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该原则在日本的主导下于2019年G20大阪峰会上获得通过。在这一积极进展的基础上，日本应坚持不懈地鼓励中国落实这些原则。关于第二部分讨论的迫在眉睫的主权债务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债权国，中国迫切需要与其他债权国合作，交流贷款合同的细节，以便安排有效的债务救助和重建计划。这再次凸显了通过G20框架鼓励中国的重要性。同样，鉴于中国至今仍未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该委员会负责制定主要捐助国之间的一般发展援助标准，日本应努力促进中国与经合组织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并鼓励中国参与其中。

关于上文提到的安倍提出的在第三方开展中日民间合作的倡议，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可能是由于日本企业对盈利能力的担忧以及民间企业之间协调的固有困难。然而，日本有必要继续努力实现中日民间企业间的合作，因为这将促进中国民众的行为改变。在此过程中，日本必须确保满足安倍首相提出的四个条件，并将经合组织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中日合作项目。

最后，日本需要对2016年在中国领导下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采取建设性和灵活的态度。日本与美国均没有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原因之一是担心该银行可能被任意用于中国的金砖倡议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亚洲开发银行（ADB）和世界银行的主要成员，日本应通过进一步促进与亚投行的联合项目，同时确保亚投行继续按照既定的国际标准行事，从而间接影响亚投行的项目。鉴于当今日本的气候，日本在不久的将来寻求加入亚洲国际投资银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然而，已经拥有106个成员的亚投行可以成为日本发挥其作为主要中等强国的领导力和加强其在亚洲的存在的绝佳场所。此外，考虑到日本几十年来在亚洲经济合作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日本与亚投行的紧密合作将为亚投行和地区经济做出重大贡献。因此，日本应该对最终加入亚投行持开放态度，并谨慎把握加入时机，以便本国能够从内部确保亚洲国际投资银行继续提供稳固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发展投资。

5.供应链与数字技术

如本章开头所述，日本新的《经济安全促进法》强调“加强关键商品供应链”是制定新措施的关键问题之一。乌克兰危机扰乱了一些关键商品的供应链，成为这项新政策的导火索。日本国内也越来越警惕，过去三十年来从全球供应链中获益良多的中国近年来过度利用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并对一些国家采取了敌对经济措施。中国不仅愿意利用其巨大的经济实力来施加影响，以实现自身的和战略利益，而且愿意在霸权竞争中挑战美国。虽然日本需要避免只关注中国的权力扩张，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还必须有效应对与供应链和相互依存有关的经济胁迫。

美国对这一日益严峻挑战的回应是优先实现以下三个目标：（1）尽可能延缓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追赶；（2）保持美国的技术和军事优势；（3）确保基于现有和长期存在的规则和原则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生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对中国实施了贸易限制，同时努力以“友岸外包”的形式在其贸易伙伴之间建立经济上的集体安全制度。为此美国于2022年5月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于四个月后举行了首次部长级会议。目前，“印太经济框架”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框架，由包括日本和印度在内的14个国家组成，围绕贸易（包括数字经济）、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支柱讨论政策协调与合作。IPEF明确旨在重组参与国之间的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对于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而言，IPEF在几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IPEF是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美国参与的唯一明确应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地区多边框架，退出 RCEP的印度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IPEF是日本、美国和印度——所有亚洲主要经济体——能够合作应对经济安全挑战的唯一地区框架，尤其是应对“中国崛起”和供应链日益脆弱的问题。其次，IPEF将成为日本、美国和印度与其他参与国（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进行磋商和合作的新场所，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性更强，因而在经济上更加脆弱。第三，IPEF意义重大，因为目前尚无旨在建立安全供应链的国际机构，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这已成为一个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最后，由于RCEP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加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美国主导的IPEF预计将有助于抵消RCEP的影响。

尽管有这些表面上的好处，但当IPEF全面启动时，它实际上会阻止中国加入亚太地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规则制定过程。这可能会使中美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从而导致亚洲更加四分五裂。IPEF主导的供应链政策对日本经济活动的潜在负面影响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例如美国政府于2022年10月单方面出台了对华先进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日本政府也在五个月后及时跟进。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新的供应链政策所针对的商品范围。日本政府目前指定11种商品为强化供应链的关键商品，如半导体、蓄电池和天然气。据报道，美国政府一直在权衡将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机加入其目标商品清单，而这两种商品都不在日本目前的清单中。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很可能会要求日本效仿，从而可能给一些日本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在制定供应链政策时，日本需要仔细权衡经济安全、联盟关系、对中美关系影响以及对日本企业和整体经济的溢出效应等不同因素。

除供应链外，高科技数码相关的设备、技术和数据安全也已成为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七国集团（G7）成员和经合组织（OECD）成员一直在讨论制定数字贸易的规则和原则，而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也一直在就数字数据管理和安全的国际规则和条例进行谈判。在亚太地区，CPTPP协定规定了数据自由流动的原则，这是首个此类国际协定。与此同时，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于2020年6月缔结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2021年生效），该协定专门针对数字领域，规定了数字贸易和使用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规则和原则。与TPP的起源方式类似（见第3节），DEPA的创始国都是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三个国家都是CPTPP的前身的创始国）；因此，DEPA在成员扩充方面可能会遵循与CPTPP类似的路径。事实上韩国、中国和加拿大三个国家已经申请加入DEPA，2023年6月，韩国正式加入该协定。日本一直积极参与现有多边框架内的讨论，如世贸组织，目前日本是该组织数字部门谈判的联合。因此，东京应密切关注 DEPA 的发展，并认真探讨日本申请加入的可能性。

目前数字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工作仍处于混乱状态，而确保国家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任何数字设备都不应因其来源国而受到损害。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以极端的形式在数字通信技术上建立独立的集团，以及脱钩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日本应进一步加强与有同样担忧的国家的合作，并寻求在亚洲这一新的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规则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

区域安全 / Regional Security

1.国防政策

为了应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日本有必要加强其防卫能力。2022年12月，岸田内阁批准了三份与安全相关的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并打算从总体上增加防卫预算，使其在2027年达到当前GDP的2%。然而，由于日本经济没有摆脱长期低迷的迹象，因此很难预测日本能否在中长期内持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尤其是考虑到日本已经存在巨额预算赤字，以及不可避免的社会保障相关支出的增加。此外，岸田内阁宣布的防卫力量扩充包括一些对增强威慑力无效（或适得其反）的项目。总之，日本政府需要不断重新评估其在加强防卫能力方面的优先事项。

最近，岸田政府决定获取“反击”导弹能力以遏制它国对日本的导弹袭击，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从美国采购远程战斧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将使日本能够通过惩罚对手来威慑导弹袭击，并通过削弱对手的军事能力来防止或限制其进一步的袭击。由于认识到导弹防御系统的缺陷和高昂费用，人们更加呼吁获取远程导弹。但是，要评估这一方案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就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

总之，进攻性反击能力的威慑效益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通过将有限的国防资金从更重要的投资项目上挪用至此，可能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支持用远程对陆攻击导弹打击敌方基地的人往往只关注战术军事用途，而忽视了更广泛的战略视角。日本不应采用反击潜在对手境内军事目标的军事理论，也不应投资昂贵的远程导弹来打击这些目标，而应在严格防御的框架内增加国防开支。一些优先国防投资包括更强大的空中和海上防御能力、更机动的国防部队以快速应对突发事件。此外，日本还应在以下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加强日本和美国在日本的防卫基地和资产的复原力和生存能力，通过增加和确保燃料和储备做好战斗准备，加大力度应对网络安全和外空安全挑战。

尽管一定程度的威慑对于维护亚洲和平以及保护日本安全仍然至关重要，但威慑必须辅之以外交举措，以促进安全保证和缓解紧张局势。过度依赖威慑可能会加剧学者所提出的“安全困境”。威慑有效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保证。如果威慑不能向潜在对手保证其重要或核心利益不会受到威胁，那么威慑作为一种劝阻战略就不会产生效果。

2.日美同盟

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支柱。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有助于保护日本免受外部威胁，尤其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美国在日本、韩国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使其基于条约的防卫承诺更加可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多个领域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包括沟通、协调、联合训练和作战计划以及后方支援。这些合作应继续下去，以便日本和美国都能更有效地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与此同时，随着日美防务合作的深化，日本不应羞于就安全问题积极坦诚地向美国表达意见。健康的同盟关系不是日本简单地追随美国的政策和偏好，而是日本有信心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

随着日本国防能力的加强，并承担起保卫日本领土的更大责任，应该会出现减少美国在日本军事存在的机会。此外，随着日美同盟变得更加平等，可以修订现行的《部队地位协定》（SOFA），使日本在管理美国在日本领土上的军事演习和行动方面拥有更有效的发言权。

3.朝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超过75年，但日本仍未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双边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外交关系正常化谈判确实始于1991年，但由于绑架问题以及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这一进程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002年《日朝平壤宣言》为改善日朝关系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框架，但如果在解决绑架问题上没有取得切实进展，日朝关系将无法在上取得突破。

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改善正常化会谈的环境，日本应首先解决绑架问题，明确“解决”绑架问题的含义。日本应要求朝鲜重新调查在朝鲜的日本人的状况，包括被绑架者、失踪者等，并提供日本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核实的准确信息。日本应在朝鲜设立联络处，以便日本官员进行核查。随着朝鲜在调查核实过程中取得进展，日本可以开始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并最终恢复正常化会谈，全面解决与绑架日本国民、朝鲜核武器和导弹、经济合作以及在日朝鲜人地位相关的问题。在推进日朝双边会谈的同时，日本应在2005年9月《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所阐述的多个层面上，积极推动建立解决朝鲜核计划的国际框架。在解决绑架问题上取得进展将使日本能够支持以现实的、渐进的和互惠的方式逐步实现朝鲜无核化的最终目标。在双边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日本还可以通过与朝鲜的经济合作，帮助推动形成“朝鲜半岛和平体系”。

4.中国

日本的政策目标应该是维持现状。对于美国要求日本更多地参与美国领导的保卫中国的军事计划，日本应持谨慎态度。日本应坚决维护1972年《中日联合公报》，在该公报中，日本政府表示“完全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关于“是中华人民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日本政府应支持和平解决问题。此外，日本不应将其政策建立在对中国即将发生军事冲突的预测之上。

5.

2012年以来，中日两国在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加剧。日本应与中国合作，通过落实2018年达成的海空通信机制，降低危险的风险。日本还应与中国就如何解决问题展开无条件对话。此外，日本应努力恢复并落实2008年6月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将东海变成基于共同开发安排的“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好之海”。

6.南海

如今，南海有可能成为中美军事竞争的关键地区。日本的目标应该是防止南海争端进一步军事化。为此，日本应继续其对东南亚各国的能力建设政策，包括更频繁地举办有关国际海事法律和规范的研讨会，以及海岸警卫队之间的联合训练，从而使这些国家能够通过有效的海岸警卫队巡逻而不是求助于军事能力来合法地保护其海洋权益。此外，还应推动四方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PMDA），促进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从而增强东南亚沿岸国的能力。例如，建立地区数据中心，通过定期公布信息来提高南海局势的透明度。日本还应鼓励东盟和中国最终确定《行为准则》。最后，日本应与东盟国家密切合作，落实《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避免“加深不信任、误判和基于零和博弈的行为模式”，并在开放、透明、包容和基于规则框架的原则基础上促进地区海事合作。

7.核军备控制与裁军

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美国国防规划人员一直在考虑在日本和中国周边其他地点部署美国中程地面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可以使美国在地区突发事件等高强度冲突中迅速摧毁中国空军基地，作为反空袭任务的一部分。尽管美国有意在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盟国部署地射导弹，但人们也认识到，这种部署很可能会遭到这些盟国当地民众的强烈抵制。尽管美国国防分析家认为战略优先和在地区部署地面发射中程导弹是加强直接威慑和延伸威慑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发展不仅会助长军备竞赛，而且会增加对先发制人攻击的恐惧和危机期间陷入核升级的风险，从而破坏稳定。

在核领域，日本对美国战略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有限，但日本应坚决反对美国在日本领土上部署地射中程导弹的要求。日本还应鼓励美国放弃对战略首要地位的追求，更加努力地促进战略稳定和克制。

为筹备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岸田首相概述了一项“广岛行动计划”，以促进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遗憾的是，七国集团领导人于2023年5月19日发表的《广岛核裁军愿景》未能为核裁军提供新的具体步骤，也未能为扭转当前核武库扩大和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削弱的惊人趋势提供有效途径。事实上，《七国集团广岛愿景声明》比2022年11月《二十国集团巴厘宣言》更弱，后者指出“不允许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

岸田“广岛行动计划”的第一支柱是继续不使用核武器。为支持这一支柱，日本应公开支持核武器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通过这样的做法，有助于日本推动“不使用核武器全球准则”的制度化。只要威慑对于防止军事侵略仍有必要，核武器就应仅限于威慑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用核武器威慑常规、非核军事侵略是不可信的，会增加核的危险，并促使核武器国家扩大其核武库并使之现代化。

日本可以通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发挥国际领导作用，将核裁军作为最终目标。即使日本目前不愿意签署该条约，但作为观察员，日本可以在条约签署国会议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日本作为观察员不一定会削弱美国的核威慑，也不一定会引发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国际分歧。相反，日本将成为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桥梁。此外，正如岸田政府所宣称的，日本不应寻求与美国共享核武器。鉴于美国对延伸核威慑的明确承诺，核共享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8.俄乌冲突与亚洲

俄乌冲突表明，绝不应将安全视为理所当然，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要将俄乌冲突的教训错误地应用到亚洲。此外，俄乌冲突确实表明，军事威慑不足以防止，除非在军事威慑的基础上做出有力和可信的保证，确保潜在对手的核心利益不受践踏。有鉴于此，本报告建议日本探索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实现停火的调解可能性。在此过程中，日本应寻求与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建立多边框架。作为前提条件，日本不应关闭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日本国内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不相容的，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四

跨国挑战 /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安全理念的倡导者。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提出“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两年后，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联合国大会中强调“人类安全”。在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期间，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强化了日本对“人类安全”的承诺，并于1998年宣布设立“人类安全基金”，以帮助因当地经济社会崩溃和基础设施受损而遭受苦难的东南亚人民。2001年，日本政府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倡议成立人类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前联合国人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担任，在2003年2月，人类安全委员会提交的最终报告中对“人类安全”做出了如下定义：“人类安全意味着保护基本自由，自由是生命的本质……这意味着创造、社会、环境、经济、军事和文化体系，它们为人们的生存、生计和尊严奠定了基础。

在《2003人类安全委员会报告》发布20年后，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促进促进人类安全，已经变得更加紧迫和关键。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表明了人类获得普遍性基本卫生保健以及国际间进行协调与合作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的必要性。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变得愈发严重。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条件已经对人类的生存与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国际社会不仅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必须努力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冲突、环境退化、自然灾害和镇压加剧了人类的苦难、贫困的影响以及难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悲剧。这些严峻的跨国挑战要求亚洲超脱于当前对大国竞争和军事对抗的关注。鉴于日本为人类安全做出的长期努力，日本应该重振其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应对人类安全面临的紧迫跨国挑战。它应利用现有的全球和区域机构和进程，努力弥合阻碍国际合作的地缘和意识形态分歧。日本应避免过分强调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忽视与制度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正如日本2022年12月的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所述：“日本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许多国家建立了信任关系，并未顾忌和经济制度的差异。”

1.国际公共卫生

与美国、欧洲和南美洲国家相比，东亚和大洋洲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更为有效。相对于其总人口而言，这些国家的死亡人数要少得多。部分原因是，韩国、中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家或地区从2002年-2004年的非典疫情中吸取了教训，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它们在制度上为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此外，这些社会的高度信任感与凝聚力有助于人们广泛接受应对大流行病的公共措施和指导，包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追踪接触者以及接种疫苗。与之相对，两极分化、公众不信任和无能的领导力导致美国出现了相对较高的死亡率。此外，在亚洲国家青睐跨国合作时，美国一些领导人却试图利用疫情来强化反华的对抗立场。随着亚洲和世界逐渐转向后新冠疫情格局，日本应与亚洲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使公共卫生问题免受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的影响。

2021年3月，“四方安全对话”的四个国家启动疫苗合作，由政府高级官员和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四方疫苗专家组负责共同实施推进。这四个国家一直在协调疫苗融资、制造、生产和分配，并向最需要的国家提供新冠疫情加强剂和儿科疫苗。作为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日本国际协力银行（IC）和印度进出口银行共同向印度卫生部门提供了1亿美元贷款，以应对新冠疫情。而这一伙伴关系的隐含目标之一是与中国竞争，中国已在全球供应了约20亿剂疫苗。尽管这种国际竞争可能有助于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疫苗，但过分强调竞争可能会阻碍与中国合作的需求和机会。

在新冠疫情暴发的最初几个月里，日本地方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团体和政界人士迅速动员起来，为中国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这种支持让中国民众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好感。当病毒开始在日本传播时，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回馈了这种支持。自非典爆发以来，亚洲公共卫生专家之间的区域合作也在持续进行。2006年，日本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韩国疾病管理部（现在的韩国疾病管理厅）签署了协议，以共享信息、促进研究合作和交流人力资源。

虽然深化这种合作来预防和应对未来的流行病是必须的，但中美之间的地缘竞争可能会给亚洲地区带来障碍和困境。例如，东盟一直在稳步推动成员国之间在应对传染病方面的合作，但中美之间局势的恶化可能会破坏东盟的团结。日本的外交政策应该是鼓励公共卫生领域的包容性跨国合作，并减少地缘紧张局势和主权冲突对此类合作的负面影响。

2.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了全球性的生存危机，对亚洲的影响尤为严重。鉴于亚洲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整个亚洲大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正在急剧增加。此外，亚太地区许多国家正在经历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作为领先的先进工业国，日本有义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帮助实现限制气温上升的国际目标。但不幸的是，在2011年3月日本大和福岛核之后，日本加大了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依赖，以弥补核能发电量的大幅下降。由于安全问题和核燃料储存方面的挑战，核能的重启在日本仍然存在争议，因此日本应该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应该通过电动汽车的普及进一步推动其交通运输部门的脱碳。

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日本在推动区域和双边环境政策对话与倡议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其中包括东亚峰会环境部长会议、“东盟+3”环境部长会议、中日韩三方环境部长会议（TEMM）以及日本-东盟环境合作对话会。近年来，日本在地区环境行动上失去了动力，部分原因是中日关系的摩擦。日本现在更关注四方机制，并将其作为解决气候危机的关键场所。2021年3月四国成立气候工作组，其致力于召集各方交通部长和能源部长，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开发清洁氢和清洁氨燃料并减少甲烷排放，并创建四方气候和能源部长会议，以及信息服务工作组。

尽管拜登政府在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同时，也提到了在这一政策领域可能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但日本领导层并没有表达出太多与中国接触的意愿。中日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必须在应对气候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两国都没有采取太多新举措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对煤炭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中日竞争可以产生积极影响，通过竞争可以鼓励两国制定更雄心勃勃的碳中和目标，并加大对绿色技术的投资。而在环保技术方面，两国的直接双边合作不仅可以提高双方实现减排目标的能力，还可以帮助亚洲其他国家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当中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援助和投资方面竞合时，两国都应该强调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021年8月，中日确实在武汉召开了双边论坛，讨论在第三方市场开展低碳和碳中和项目的合作，但两国最高领导层需要跟进并鼓励此类合作项目的实施。

在采取必要措施减缓全球变暖的同时，亚洲还需加强合作，以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并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引起的自然灾害。为了保护人民的生计，日本应通过其发展援助政策鼓励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抵御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还应努力提高该区域及时和有效提供多国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能力。

2004年，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核心集团”在印度洋海啸后携手为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四国合作最终演变为四方安全机制。但四方机制也不再是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合作平台，而是日益成为对抗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议程制定场所。2022年9月，上述四方国家同意了“印太地区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四方伙伴关系”（HA/DR）的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可能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应对人道主义灾难开辟道路。而更具建设性的方法是探索与中国合作开展HA/DR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这种方法将有助于使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恢复合作成为建立信任的工具，而不是地缘竞争的手段。

3.人权与人道主义

基本人权是人类安全的重要基础。作为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日本负有促进和保护《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普遍人权的国际责任，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权”。不幸的是，在过去十年中，亚洲目睹了无数侵犯人权的行为。像日本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首先应该以身作则，促进人权和人类安全。事实上，日本已经提出了许多人权和人类安全问题，其中包括：（1）刑事诉讼程序侵犯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被推定无罪和在审讯期间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2）无证外国工人的长期监禁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人道待遇；（3）对社会少数群体的歧视；（4）日本大和福岛核后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

日本必须改革其现行刑事司法体系，为被告者提供更大的法律保护，并纠正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以及种族和民族的歧视。还需要改善外籍工人和非正规工人的劳工权利，并扩大对难民的接纳。通过这种方式改善日本的人权状况，将使本国在国际社会推行人权政策时更有说服力。鉴于亚洲和经济制度的多元化，试图将该地区简单化地划分为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做法无助于促进人权和民主规范。日本应继续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减贫对促进人权的重要性，并应该避免利用人权和民主作为与中国进行地缘竞争的意识形态工具。

日本的建设性做法不是公开挑战民族国家的主权，而是倡导亚洲的善政规范。日本可以利用现有的区域框架，例如2008年创建的巴厘岛民主论坛和2009年成立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分享关于提高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及建立法律和司法机构的想法与实践。日本还可以推动建立一个区域组织，以培养为人权侵害行为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民间社会行为者。作为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日本还应增加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的公共和私人资金。

此外，符合当地实际、非意识形态化的人道主义人权方针可能会赢得包括中国在内更多亚洲国家的支持。例如，随着2018年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的成立，日本可以向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知识与经验。1999年科索沃难民危机后，日本成立了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组织“日本平台”（JPF），向难民和受害者提供紧急援助。JPF奉行人道主义援助的四项原则为：人道、公正、中立和独立。日本还是友善人道主义捐助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是一个旨在改善人道主义行动的非正式论坛。由于日本采取了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支持在内的“全社会”方针，因此日本可以与中国进行合作，共同研究如何协调援助活动，评估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并在救灾发展方面进行合作，这样做将有助于推动包括民间社会和企业在内的中国人道主义界增强个人和组织能力。

第·五

总体建议 / Major Recommendations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日本外交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防止中美竞争导致和经济集团的形成，并确保亚洲不会因为“民主与威权主义”的冲突而分裂。为此，日本在继续把对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重要支柱的同时，也必须积极推行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例如：加强与亚太地区和欧洲中等强国的关系，并促进与中国的对话。日本在制定亚洲政策时不应只关注“印太”这一地缘概念，而应平衡亚太、东亚等视角。

1.发展中等强国外交，主导推动日澳印“中等强国联盟”，推动四方安全对话议程制定，进一步加强与韩国、东盟等中等强国的功能性合作（第1章第4节）。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中等强国联盟”可以通过引入韩国和东盟国家等亚洲中等强国，在解决该地区功能性问题方面发挥议程设定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设想一个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在内的“四方中等强国”将是十分有意义的。这种努力有助于深化该地区中等强国之间的合作，缓解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同时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关系。

2、为了回应韩国政府关于“征召劳工问题”的决定，日本应不断努力改善与韩国的关系（第1章，第4节）。共同的价值观以及趋同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使韩国成为日本在亚洲中等强国外交中最重要的伙伴。日本和韩国除了与美国合作增强威慑和供应链安全外，还应密切合作稳定对华关系，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地区秩序。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应大力支持恢复每年一度的中日韩三边峰会。日本还应抓住近期政府间关系改善的机遇，扩大和深化教育交流和民间社会对话，以培养对历史的共同理解，最终在社会层面与韩国和解。

3、关于斯里兰卡债务重组措施，日本应鼓励中方继续参与新成立的“斯里兰卡债权人委员会”并予以配合，分享必要信息。（第2章第2节）。斯里兰卡债务过多，2022年暂停偿还外债，这对日本的亚洲外交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债权国，其次是日本和印度。2023年4月成立的“斯里兰卡债权人委员会”是由日本、印度和法国牵头的多边框架，但最大债权国中国尚未正式加入。为了使债务重组措施发挥作用，了解中国贷款计划的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日本作为共同国，应鼓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中国继续深度参与，并坚持不懈地寻求合作，包括分享信息。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在救助斯里兰卡以及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过度债务问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4、鼓励美国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为中国大陆与中国同时加入的目标作出外交努力（第2章第3节）。日本在CPTPP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应积极参与未来CPTPP的推进工作，并应将“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扩员原则。关于中国加入CPTPP问题，可以通过加入谈判进程来评估其国内机构的实际状况。此外，入世还有利于推动中国国内经济改革，按照更高标准实施贸易政策。中国大陆和中国的加入将为双方提供为数不多的对话渠道，并将成为管理两岸关系的宝贵工具。在进入CPTPP谈判开始时，双方最好设定以下条件：维持现有的CPTPP标准，效仿2001年入世的例子，让中国大陆和中国以某种形式同时入世。

5、探讨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适当时机（第2章第4节）。日本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面的基本立场应该是避免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做出过度反应，并鼓励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从而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就亚投行迄今为止的运作而言，其许多投资项目都是以共同融资的形式开展，AIIB已经有106个成员国和地区，因此日本可以在这一机构中发挥中等强国的领导作用，并加强自身在亚洲的存在。鉴于日本在多年亚洲经济合作经验中积累的专业知识，日本还可以通过推动亚投行的良好运营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开发投资，为地区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6.在数字领域规则制定方面，日本应考虑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协议（DEPA），同时促进印太经济框架（IPEF）合作（第2章第5节）。现行数字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法规制定处于混乱状态。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国家安全或个人信息不应受到数字设备的侵害，无论其在哪个国家制造。与此同时，就经济合理性而言，对数字通信技术的排他性极端发展也是不可取的。美国主导的IPEF是日本、美国、印度等亚太主要经济体共同解决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主要框架，其旨在与东南亚国家、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参与国协调政策。另一方面，DEPA是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在2020年签署的区域中小国家自下而上的合作框架，该框架将在签署国之间定义数字贸易和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使用规则。韩国已经正式决定加入，中国和加拿大也提交了加入申请，并已开始谈判。日本应在这些框架中制定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加强与有识国家的合作。

7、日本应加强和深化“严守防御”学说，以增强拒止威慑力为目标，而不是注重效果较差、副作用较大的反击能力（第3章第1节）。购买导弹来攻击对手的军事基地只能产生边际威慑效益，并可能加剧本地区的安全困境。此外，还会将有限的国防资金从更重要的投资上转移出去。这些更重要的投资包括：增强空中和海上防御能力、建立更多机动防御部队以快速应对突发事件并参与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增强美日防御基地的生存能力，并通过增加和确保燃料和库存，进一步努力解决网络安全和空间安全挑战以及抵御电磁威胁。日本还应继续发展空、海和地面发射的远程导弹，并作为对峙武器，阻止攻击部队，作为防御拒止政策的一部分。

8、鼓励朝鲜再次对“绑架受害者”事件进行调查，并设立驻朝联络处开展调查，以期恢复朝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第3章第3节）。尽管2002年《平壤宣言》为改善日朝关系提供了框架，但由于解决“绑架问题”缺乏切实进展，双边关系不可能取得突破。因此，日本应明确解决“绑架问题”的内涵，要求朝鲜重新调查被绑架者、失踪人员等在朝日本人的情况，并提供日方可核实的准确信息，在朝鲜设立日本联络处将有助于日本官员进行核查。随着调查核实进程取得进展，日本可以恢复正常化谈判并开始放松对朝鲜的制裁，全面解决朝鲜核武器和导弹、经济合作以及在日朝鲜居民地位等问题以及绑架日本国民的事件。

9.由于最终实现朝鲜无核化需要一种渐进、现实和互惠的方式，因此日本应寻求将冻结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计划作为第一步（第3章第3节）。尽管日本一直呼吁“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CVID），但朝鲜仍在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朝鲜最严重的安全威胁是它国的导弹试验及核武器计划。因此，在维持朝鲜无核化最终目标的同时，日本应与韩国和美国密切合作，制定现实的、渐进的和互惠的方法，通过谈判可核查地冻结朝鲜的导弹和核项目。在双边外交关系正常化后，日本还可以通过与朝鲜的经济合作，帮助促进“朝鲜半岛和平体系”。

10、根据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第3款，日本应明确表示不支持独立（第3章第4节）。日本的政策目标应该是维持现状，直到中国大陆和中国能够和平解决统一问题。正如美国在2022年10月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所做的那样，日本应该明确声明不支持独立。

11、承认中日之间存在争端的现实状况，并与中方讨论缓解和解决紧张局势的方法（第3章第5节）。为了降低周边地区军事化的风险，日本应该在2014年11月中日双方达成的四点共识的基础上，承认现有的争端现实，并对中国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态度。建设性的双边对话可能有助于探讨缓解紧张局势的各种想法，问题一直是破坏双方关系稳定与合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中日可以恢复并执行2008年6月达成的协议，在共同开发安排的基础上将东海变成“和平、合作、友谊之海”。

12、敦促核武器国家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第3章第7节）。日本应公开支持与推动核武器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以推动“不使用核武器全球准则”的制度化。核武器应仅限于威慑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用核武器威慑常规的非核军事侵略是不可信的，它会增加核的危险，并促使核武器国家扩大其核武器库并使之现代化。日本应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以核裁军为最终目标，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日本作为观察员不一定会削弱美国的核威慑力，也不一定会引发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国际分歧。相反，日本将充当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桥梁。

13、鼓励公共卫生领域进行包容性跨国合作，努力减少地缘紧张、意识形态分歧、主权冲突等对合作的负面影响（第4章第1节）。“四方疫苗合作伙伴关系”等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无疑促进了向最需要的国家分发新冠疫情疫苗。但过分强调与中国的竞争可能会阻碍促进更加包容和有效的公共卫生区域合作。因此，日本政府应与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团体密切合作，吸引众多区域组织和行为者参与预防和应对传染病的传播。日本在推动对华合作的同时，应鼓励中国提高透明度，并继续支持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14、日本应与中方合作在第三方市场推广环保技术和发展低碳基础设施，应对亚洲气候变化危机（第4章第2节）。日本在亚洲环境政策领域已经失去了一些领先的势头，特别是随着中日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减少。作为亚洲主要经济体，中日完全有能力在解决地区环境危机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两国都缺乏大胆的新举措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日两国在环境技术开发和推广方面的直接合作不仅将增强两国实现各自减排目标的能力，也将有助于推动其他亚洲国家限制温室气体排放。2021年武汉双边论坛上讨论的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开展低碳和碳中和合作的理念应该得到贯彻和落实。

15、在人权和人类安全方面，日本应着力改善国内人权状况，同时倡导非意识形态化、符合当地实际的人道主义做法，扩大亚洲国家间的合作（第4章第3节）。首先，日本应该通过树立自由民主国家的良好榜样来促进人权和人类安全。鉴于亚洲国家往往强调国家主权，试图触发政权更迭或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于日本来说，更务实和更具建设性的做法是通过巴厘岛民主论坛和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等现有框架来倡导亚洲的善政规范。日本还可以协助包括民间社会和企业在内的中国人道主义界，以增强其个人和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