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论文答辩会,左二为吴泽先生,左三为汤志钧先生
作为一位学者,汤志钧先生长期坚持不懈地从事史学研究,具有其显著的特点。一是重视挖掘史料。汤先生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因此高度重视新史料的发现与开掘。即使遭遇到那不正常的年代,他仍利用晚上时间,坚持阅读史料、摘抄资料,写下了不少学术笔记,在当时的环境下,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这一时期汤先生一连出版了《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以及《陶成章集》《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等重要的资料集和著述。更不必说其花了几十年心血编纂的《梁启超全集》,实为集大成的典范之作。二是注重撰写著作。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汤先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除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的几种专著外,还包括《近代经学与》《西汉经学与》《经学史论集》《汤志钧史学论文集》等论著,可谓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三是不断修订旧作。从其早年的《戊戌变法史论丛》《戊戌变法简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到《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史》《戊戌时期的学会与报刊》,以及《章太炎传》《康有为传》《梁启超其人其书》等,其中一些著作都反复修改,几经修订。无论是史料还是观点方面,均斟酌再三,增新舍旧,力求臻于完善。这些均体现了汤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学术成就,由此形成了其鲜明的治学特色。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现在我们不一样。今天我们拥有好多新资料、好多影印本,又有电子化的文本、数据库、e考据,史料的获取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从这样的视角来考察,汤先生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注重搜集资料,考订史事,并取得如此丰厚的成绩,真的是一种非常艰辛的“深挖”,一种锲而不舍的著述精神。汤先生一生的经验是“持之以恒,言之有故”,正是其治学的箴言,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是值得珍视并加以继承光大的。
同时,在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中,汤先生也做出了实在的业绩和贡献。众所周知,在1980、90年代初期,要出国访学、开学术会议,并非如今天那么方便,渠道也不那么畅通。汤先生等是最早到香港、日本、美国等参与中外学术交流的一批学者。他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奠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基,渊源深厚。无论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还是在海外讲学中,汤先生以其精熟的史料功夫,深厚的学识,优雅的风度,充分展现了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一个饱学的中国学人的形象,在日本学界尤有影响。在对外交往中,他始终保持着学者本色,以文会友,所到之处,多方交结学界友人,共商旧学,探讨新知;还非常勤勉地收集各种资料,所获颇丰。不仅给中外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中国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再举一例。如清末民初以来卢梭《民约论》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影响,最初是通过中江兆民《民约译解》汉译本而进入中国的。关于此书版本的发现,还有一段中日学术史上的故事,与汤志钧先生直接相关。1981年6月初,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在汤先生陪同下,到上海图书馆看书,特为询问此书,馆长顾廷龙先生即派人取出,其封面为“人镜楼主人”题签,是一种早期的铅字排印本。在上海图书馆发现《民约通义》译本之后,岛田教授高兴极了,返国后即写信给汤先生,特别提到此事。在信中他甚为兴奋地谈道:此次来上海,“更大的收获”是“终于发现了《民约通义》”,称该书虽然早有所闻,“但是该书由谁在何时何处出版?尚无一人所知,究竟是否出版成书,也一直是个谜,没想到此次亲眼目睹该书的存在,喜悦之情不必多说,这可真称得上是我近来最为愉快的一件事”。后来《中江兆民全集》在日本出版,岛田还专门介绍了有关此事的详情。这或许只是中外学术交流中的一个花絮,也反映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之历程,总是需积跬步,日积月累,深化交流互鉴,方能至千里。以上这些,均可见汤志钧那一辈学者,在改革开放早期积极开拓海内外学术交流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一名学人,汤志钧先生所从事的史学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其学术成就无愧于他所处的时代。他以百岁高龄而逝,其主持编纂的众多史料集和撰写的史著,实在是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我们今天纪念他,自应尊重前辈学者的创获与辛劳成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其优秀的治学精神和传统,努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新贡献。
2023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