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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啾老师 |内容编辑:百忧解 |微信编辑 赵文佳
老师,这个教育环节中绕不开的角色,越来越难做了。
当大量“非教学任务”、学生的心理问题、还有无法调和的家校矛盾,在日常的校园里越来越普遍时,老师们的话语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窄。
而另一方面,有限的教师编制与接连不断的入学潮,也暴露了很多学校师资不足的结构性困境。
这种情况下,像花妹这样毫无经验的实习老师就被推上了讲台。
面对意料之外的繁多工作与模糊的就业承诺,这个仓促站上讲台的“新老师”窥见了更多行业底色。
一
讲台上的老师,还是学生
第一次以教师身份站在讲台上,花妹紧张到不敢直视学生们的眼睛。
那是新初一的开学第一课,没有任何彩排,她手忙脚乱地从电子教学屏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像是背书一样,花妹迫切地想要把所有备课内容都展现出来。
学生们坐在台下,安静地盯着这位过于年轻的新老师,一声不吭。他们才刚刚升入这所全市顶尖的中学,从教室环境到课堂内容,一切都是新鲜的。
对还在读研二的花妹来说,这一切也是新鲜的,而且过于“新鲜”了。暑假前,她来应聘“实习老师”的岗位,“如果其他老师有事的话,你们就帮他代一下课”,负责面试的老师和她介绍说。但现在,她成了初一某班唯一的语文老师。
如今回想起来,那场面试更像是课间十分钟的一场师生谈心。老师问花妹有没有教学经验,她说没有,支教和家教都没有;问她想不想以后留校做老师,她说想,但至于这所学校的情况,花妹忙着期末也来不及做攻略,只知道在市里数一数二,甚至在全国也排得上名。
对面的老师叹了口气说:“好了,我要去上课了,你把身份证号和银行卡 号发给我,就可以走了。”
直到暑假结束,新学期课表排出来了之后,她才发现,自己这个毫无经验的实习生,即将在之后的一个学期当中,以老师身份独自面对40多位个性迥异的学生。
关于如何上好一堂课,她的教学经验和刚拿到手的教材一样空白。
花妹给学生批改的作文内容
花妹一度以为,自己是凭运气找到的实习,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非孤例。隔壁班的小刘是和她同批招进来的实习生,面试时也没有问到教育学知识、教材熟不熟等问题,反倒是让她评价一下自己的性格,至于教师资格证,也是默认她们都有了。
如此信任,可能是因为花妹和小刘都就读于同一所师范类重点高校。在班级群当中,她们经常可见这样的消息:“XX中学急招实习生老师,有意愿的同学今天联系!”“X中XX分校急需初中代课老师,有兴趣的速发简历。”
这些急招实习的学校往往都是极为重点的中学,甚至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顶尖中学。当学校里的老师不够时,同样是全国重点的师范类高校,就是一个极佳的招聘渠道。
招来新人后,年级组长总会鼓励大家:“教初一,以你们的知识是绝对够用的,你们目前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习惯培养好。”但对于花妹这样的实习老师来说,后者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学校一般都会给新老师配备一个“师父”,也就是有着丰富知识储备的老教师,可以在教学经验上给新人一些指点。但对于课本以外的突况,纵使师父们有再多的经验,实习老师也只能自己边摸索边实验。
花妹的“师父”是个德高望重的女老师,教龄已经有三十年了。有一次,花妹苦恼班上有学生总爱上课说话、还不服她管教,师父建议“可以让全班每人写一个妨碍自己学习的同学名字”。
师父说她之前有个徒弟就这样做的,那个被揪出来的同学意识到大家都这么讨厌自己后,真的痛改前非了。但师父也提醒,这个方法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成为一场闹剧。孩子们可能会公报私仇,甚至会写上老师的名字。”
这让花妹更为纠结,因为她在班上最缺就是威信。作为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很多时候花妹都要假装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才能在学生面前树立教学威严。
花妹收上来的作业本上,学生用涂鸦的方式给她留言
她所教的那个班,班主任是一个严肃的男老师,几乎从来都不笑。不仅学生都怕他,连花妹自己也怕,每次看到班主任的消息,她心里都会紧张一下,“就像小时候老师把你叫到办公室里问话的感觉一样。”
花妹常常感觉,自己就是教师团队里的一个无名小卒。她在带语文早读的时候,数学老师总会不打招呼就直接进来,抱着摞卷子坐到讲台上,边改边叫学生上来订错。“这样一来,学生们都会很紧张,就没有人在认真读书了,我早起来带的语文早读就废了。”
但她也不敢说什么。在这些老师面前,花妹觉得自己都有可能是随时被叫到讲台前订错的学生。
二
当老师越来越难了
把毫无准备的实习老师推上讲台,在这背后,暴露出顶尖中学正在面临的结构困境——大批学生正在涌入师资紧缺的中学。越是好学校,学生越多,来不及招募和培训新老师,实习老师便成了应急的选择。
阿美在同市的另一所重点高中教语文,入职这三年,她对学生数量的变化深有体会:“最早一个年级只有5个班,下一届就变成8、9个,再往后变成了11个班,到现在我们这一届已经有15个班了。”
不仅班的数量变多了,而且班上的学生数量也变多了。最早为了保障教学质量,一个班人数也就在30左右,但是现在每个班至少40个学生。
花妹在教师节收到的贺卡
这不仅是一所学校存在的问题,放眼全国,阿美的观察也有迹可循。2022年,国内的初中减少了391所,但初中阶段的招生数却增加了25.94万。仅仅是北京,升入初中的孩子就比上一年增加了1.3万,入学人数在增长,学校的总数却在减少,班额增大也是必然结果。
但学校们不会为了应对一时的“入学潮”就扩大教师的招聘数量。一方面是长远来看,出生率整体是下降的,当下的“入学潮”只是一场短暂的繁荣;另一方面,能给的教师编也没有那么多。
这种情况下,招收不需要给编制的实习老师正是应急的最优解。
在花妹教书的年级和学科,正式老师和实习生的比例达到了1:1,每个正式老师带两个班,实习生每人带一个班。这个安排下,还有学校对升学率的考虑,“重点班不会让实习老师带,我们只会带普通班。”
而对于学校来说,即使招到了实习生,对于有可能产生的师资变动也不得不提前规划。比如在花妹的学校,所有已入职的女老师都需要报备近一两年是否有备孕计划。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班的师资组合:假如班上有一个老师计划怀孕,那么她就不能当班主任,这个班上的其他老师也都得是近期不打算怀孕的老师。
除此之外,和教学不相关的大部分杂活也都摊派到了实习老师头上,包括:试卷的排版印刷、组织各项学生活动、编辑运营公众号、带领学生们参加比赛……因为他们“年轻、有精力、学习能力强”。
花妹的桌子上需要常备金嗓子喉片和水果,在下课后用来润喉
像花妹这样的实习生,不仅要承担日常的教学任务,同时还兼任副班主任,需要带领学生参加校运动会和课外拓展实践活动,这些都是老师们眼里的“苦差事”。那次运动会,所有的实习老师都被要求作为副班主任陪同班级一起参加,他们和班上的学生们一起,就是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一整天。
没过多久,学校又迎来一场教学检查,这种表演任务再一次分给了实习老师。那晚回到宿舍,她仿佛又变回了一个赶着做课堂展示的大学生,几乎熬了一个通宵。
但忙里忙外,当花妹问到关于实习老师毕业后是否可以留校任职的问题,学校那边给出的回答只是“不要着急,教师编的名额每年都不确定,还得看机遇。”
最让新老师们感到头疼的,还是面对复杂的家校关系。顶尖中学往往对家长的意见极为重视,在阿美教书的学校,就有专门的反馈渠道,家长可以直接向校方反映老师的问题,很多新老师也因此收到过家长的质询。
阿美的同事就经历过一次荒诞的事情。那天,她发现班上有个孩子没有好好吃饭,出于对孩子身体的关心,她把情况反映给了家长。但孩子却因为老师和家长的过度关心表现出了逆反心理,结果,家长立刻反过来投诉老师:“你挑拨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现在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你造成的,你撒谎,你对你的话不负责任。”还责令学校立刻撤换一名新的班主任。
明明是善意的提醒,却成了矛盾的导火索。年轻的老师们被困在学校和家长之间,既捧不稳“铁饭碗”,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教育理想。
三
一学期有什么用
回到教学现场,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与学生打交道。
花妹的师父总结过一个经验:“如果学生字写的比较小,那可能这个孩子的心理就比较敏感,需要多注意。”刚入职的新老师们由于经验所限,在面对学生时会更加小心翼翼。
有一次,花妹在监考时,看见一个学生作弊,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把他当众叫起来,因为“怕伤孩子的自尊心”。而对于那些不认真上课的同学,花妹也只敢抓很调皮的男生当典型,对于说小话却又“脸皮薄”的女同学,她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担心“学生受批评之后,心理会产生一些影响”。
她希望自己作为老师,能给学生们起到好的影响,但作为实习老师,她还拿捏不准影响是怎样起效的。
花妹让上课不听话的学生罚抄错字的小纸条,收上来之后还有学生调皮的回复
学生往往是一面折射社会与家庭环境的镜子。去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报告。虽然和前两年相比,孩子们的抑郁风险在数据上降低了,但仍然占到14.8%,在这其中,家庭因素密切相关。当老师们在学校处理学生问题时,面对的往往是一整个家庭的问题。
花妹就遇到过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天,她在班上表扬了所有答案90分以上的同学,结果下课后立刻被一个孩子追问:“老师,我妈妈说我也考了90分,为啥你不表扬我?”
再次核查了孩子的分数后,花妹确认他只考了68分。她猜想,应该是孩子的家长提前登录了成绩系统,为了不打击孩子,骗他说上了90。但显然,家长把道德难题留给了老师——“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既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又不破坏家长谎言背后的善意?”
而阿美则遇到过更为糟糕的情况。她班里有一个孩子,常常吞吃大量的胃药来故意伤害自己,因为孩子希望“我如果真的病倒了,就可以去医院住院了,这样爸爸妈妈就能真的关心关心我了。”
她也跟孩子的家长了解过情况。父母两人是名校毕业的研究生,给了孩子非常优渥得到物质生活,但因为性格相冲,在家里总会因为小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孩子在目睹了父母吵架后,心中十分痛苦,也只能在和老师阿美谈心的时候才能倾诉出来:“我跟同学在一起就非常快乐,但周末回家都很痛苦,我不想跟爸妈在一起。”
对于大部分的老师来说,现在的他们既像是“保姆”,也是“心理医生”。承担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却并没接受过严格意义上的岗前培训。
在阿美印象里,三年前她刚入职的时候,有一周的时间用来参加各种讲座和会议中。讲座上会有代表教师发言,也会派发一些教学工作手册,但内容基本都是大而化之的教育空话——“强调爱,强调关心,强调师道”。讲座结束之后,新教师们还要提交两千字纸面材料作为培训感悟。
但对于阿美来说,当她面对每个性格各异的学生时,这些培训的作用几乎为0,“等你到现实工作中遇到具体问题时,那些大而化之的道理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做,一切都得自己摸索。”直到现在,阿美都时常会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眼下,教学日历即将翻来12月,这个学期也来到了尾声。花妹马上也就要结束这一份实习工作,从老师的身份变回一名学生。
她想起自己在教师节时,收到过一张来自学生的贺卡,上面写着:“希望跟您度过快乐的三个春秋。”手里拿着这张卡片,花妹感到很是心虚:“因为我真的就是临时上岗,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只带一个学期。”
但她从来没跟学生们提过这件事。因为同事提醒过她:“如果学生知道你只带一个学期,他们在课上会不那么专注,作业也是随便应付应付就行了。”
花妹在教师节收到的贺卡上,学生写着:“我期待着与您共度3个春秋。”
“实习老师”终究也只是一个讲台上的替补演员,花妹知道,无论自己与这批孩子建立了多么深厚的情谊,时间一到她就得离开。而学校关于教师编那充满不确定的入职承诺,让她也不得不考虑换一座城市就业。
那这一批可爱的学生到底之后谁来接手呢?学校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安排。有的说会把他们转到另一个校区去上课,也有说借调新的老师来接手,这都是花妹打听到的消息。
老师和学校,似乎都在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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