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杀死外卖员，是“底层互害”吗？

文 | 李厚辰

突然，进门变成了一件难事。最近，中国有两件“小区进出”的事情引发了热议，其一是北大教授李植提到自己不堪进校闸机人脸识别等打扰，直接跨栏入校的新闻；另一件为一桩悲剧，青岛32岁外卖送餐员希望进入小区，与保安发生矛盾，被保安刺死的事件。

到2023年末，进门成为社会的一种尖锐冲突，实在是很难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

01.

寻找一种非道德的解释

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很容易想到一种“坏事因为有坏人”的解释。例如青岛事件，立马被人联想到“底层互害”，或者像很多涉及保安的争议中，都批判他们“狐假虎威”或“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行为。

这种事情并非和道德无关，但从社会改良和分析的角度来说，道德是太过个人的视角，如果不是真的拥有当事人的人格侧写和了解，恐怕很难在道德命题上得出结论。从一种并不偶然的社会事件来看，值得道德中立角度的分析。

《无名之辈》

青岛事件的矛盾产生并不复杂，我们知道外卖送餐员一定要进入小区的原因，“困在系统里”的送餐员被复杂的KPI系统驱赶，一定要进入小区的动机可能不仅是追赶订单超时时间，还可能希望竞逐达到一定单量的奖励，包括维持骑手“星级”的奖励。因此，从外卖送餐员的角度，希望骑车进入小区实属正常。

从保安的角度亦然，和小区保安打过交道的人或许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被我们领导看到了会扣我钱的”。确实，中国很多小区有十分细节的管理规范，除了各种禁止性规范外，还需要定时“报岗”，保持着装，物业的“领导”还会经常查岗。

因此这不是底层有“互害”的动机，背后可能有一套更大的规则系统。但我们的追问远没有结束，这件事里面有一个有违常理的部分，一般来讲像保安这样的工作，处于社会管理的最末端，且高度分散，按理说是最容易“糊弄”的领域。

实际上，小区进出等事情上保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经验。但为何有些小区的进出管理如此刚性？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保安上级的物业公司需要花多大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考核与监督，才能维持如此的强度？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些别的事例，此前西安爆出对环卫工人的考核，要求“人工清扫每平方米灰尘不超过5克，垃圾路面滞留时间不超过5分钟”。从这些严苛的规定上，我们大概能猜想，保安人员“较真”维持小区进出的强度可能的来由。

02.

泰勒主义遭遇律令细节主义

我们应该都明白，管理越是细节，所需要的成本就越高，管理的难度也就越大。那么投入这样的管理，想实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过去的解释一般又是“道德”的，我们把这种“变态”的细节管理解释为一种“权力欲望”，认为这是一种毫无节制的“控制欲”的结果，形似一种精神虐待。

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黑暗，我依然认为一种道德中立的解释可能更加关键。例如外卖企业对送餐员的管理，就并不是一种“控制欲”，而是一种残忍的效率主义。借由互联网技术，对外卖员进行极端细节的管理，这种管理的目的就是效率的最大化。

《下一个素熙》

它起源自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管理理论。通过任务细分、动作研究、差异化工资系统、标准化工作流程的方式，泰勒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细节的工人管理，对20世纪造成深远影响。我们看到的不惜代价一定要进入小区的外卖送餐员，便是泰勒主义驱动的产物。

这是我们容易理解的。比较不容易理解的是另一端，例如对环卫工人施加的规定，既没有任何利润的可能，甚至缺乏执行的可行性，让人能够感受到的似乎只有“恶意”，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目标和技术之间的脱节，这个逻辑其实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面对社会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支持“重罚”，且支持重罚的原因就是消灭人的“侥幸心理”。也就是说，在被抓住几率不高的情况下，增加惩罚的力度，持续给人以恫吓。

实际上大量行政措施都延续这个逻辑，例如对环卫工人的清洁成效，真的很难像外卖送餐员一样，做基于时间的精确考核。尤其在人流较大的街道，垃圾一直被生产出来，且这样的街道在一个街区有上百条，怎么对清扫效果做实时的监督呢？如果不监督，就有一种担忧，即清洁人员会在侥幸和懒惰下消极怠工。那么解决方案就是制定一个仅仅能够临时“抽查”的指标，且把惩罚设置的足够重，让人不敢“侥幸”。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其中有一个与常理不符的悖论。常理认为，行政末端的资源和人力越少，末端的管理越松散，越容易模糊活稀泥。但恰恰相反，末端资源和人力越少，为了弥补末端监控的不足，反而会发明细节抽检措施，提高惩罚力度，并使用连坐等方式加强恫吓力与犯错成本，让末端变得更加严苛。

在这个背景下，这些临时检查的指标都会显得荒唐，且惩罚会和错误不成比例。对保安也是如此，对于保安的惩罚事项，从出勤、仪容、工作态度，到使用手机、出席会议、小区出入和住户投诉，不仅事项繁多，且一般实行两罚辞退制，也就是犯两次错误就会遭到辞退，因此你就会理解为何很多保安如此不近人情，过于较真。对他们而言，可能面临的是一次失业等级的惩罚。

《无名之辈》

这是一种称作律令细节主义的监管风格，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韩非子在《八说》篇，就提到“明主之法必详尽事”，这极好地总结了秦汉以降中国律令的风格——事无巨细。不仅约束目标，还约束完成的动作，分门别类给予惩罚。

且保安这种职业类型现在招聘难度极大，少有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个工作，导致很多保安换岗时间较长，工作强度极大，可能也是他们态度较差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基层高压和矛盾剧烈的一种原因，极端的泰勒主义碰撞极端的律令细节主义。一边是极端的效率追求，系统内惩罚和扣款；一边是极端的行政管理抽检，与错误不匹配的严惩。双方都活在恐惧于惩罚的边缘，这个被恐惧驱动的底层社会，才会如此紧张。

03.

三种细节规制的不同

看到上述两种逻辑，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毛细血管式权力”的一个典型例证，但这是一种误解，恰恰不是福柯所言说的权力逻辑。福柯所言说的“毛细血管式权力”，更多是一种“自动化”的规训，是一种融入日常举动、态度、话语的权力意志，更强调一种被发明的知识和规范。

典型的例子应该是我们无处不在的“守时”，人际交往的“情商纪律”，对成就、创造、勤勉的自我要求。依然需要一个中心化权力来进行主动惩罚的，并不算典型的毛细血管式的权力，而是一种古典权力运作方式。

需要区分的还有另外一种，如果你看过非常流行的纪录片《克拉克森的农场》，一定会对里面英国对农业的各种细节要求印象深刻，主人公克拉克森也常常被这些巨细靡遗的规则弄得头疼。很多人会因此对“律令细节主义”进行辩护，认为哪个领域都有这些规章。

《克拉克森的农场》

这里的区别非常重要，发展出“律令细节主义”的根本原因是行政监管技术的不足，而荒唐的细节要求和严惩是这种监管技术不足的“补丁”。但农业安全规范却不是，这些规范都是在一次次实际后积累的细节经验。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建筑设计领域，与很多人所想的外形结构设计不同，工作规范更多集中在防火设计，即使建筑符合防火规范。这套通用规范是整体像字典一样厚的系统，其逻辑更像ISO标准质量认证体系，是一种理性标准程序。进入20世纪，我们建立了大量的国际标准体系，而这些体系也越来越复杂和精细。透过这些体系，其实我们实现的是一种“互信机制”，对现在社会风险进行控制和排除的一种“信托机制”。

请注意，这是一种在有风险的社会让我们建立信任的方法，通过建立非常细节的共识，即便跨国之间素未谋面的人，也可以互相合作。但泰勒主义和律令细节主义，却恰恰和信任相反，就是因为不信任，才用惩罚恫吓。在这种末端的“和稀泥”，其实反而是信任，不管是在送餐软件放宽送达时间，还是保安在小区进出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而需要基于信任并开始合作。

当然合作的建立不能基于“呼吁”，更重要的是明白，如何让泰勒主义与律令细节主义不要发生。

04.

抵抗过度监管和惩罚

在海外很多地方，不管是网约车软件还是外卖送餐软件，规则都比国内简单很多。一般而言，外卖送餐软件就由每单奖励、高峰时段奖励、满额奖励（如达成100单）构成。国内的骑手积分、骑手星级制度带来的奖励差异、系统内部的红包单、转单、抢单等制度异常复杂。而转单退单产生的系统派单的惩罚，违规超时产生的积分、现金惩罚更是复杂（我肯定对这个系统到底有多复杂没有足够了解）。

为何这些如此“高效”的措施在国外无法执行呢？我想第一个就是法律的问题，根据骑手等级划分每单价格差异涉嫌违反“同工同酬”，而对劳动者进行薪资扣除在很多国家更是敏感事项。

英国劳动法规定，除非经过立法规定，企业不得设立扣除员工薪资的惩罚。G7国家大多都有称为公平劳动法案（Fair Work Act）的相关立法，禁止企业以员工犯错等理由扣除薪资，如果企业扣除员工薪资一定需要法律裁决。

当然，这种立法之所以可能，不是任何人的恩赐，而是劳动者可以与雇佣者平等对话，以各种方式捍卫自己权益的结果。如果劳动者处于原子化的单向弱势地位，自然会在泰勒主义的逻辑下被逼至绝境。

《麦路人》

对于另一面的问题，例如物业禁止送餐员进入小区，同样是个法律问题。在住户，也就是订餐者允许的情况下，物业真的有禁止任何人进入小区的权利吗？物业作为受到业主委托管理小区的单位，似乎也没有为小区出入设立任何规范和限制的法律地位。如果不是获得小区业主半数以上人、经过业主大会的同意，物业其实不具备设立禁止的资格。

那为何在中国，有些物业敢于堂而皇之地单方向设立禁止规范呢？这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小区安全事务是业主有决定权，还是行政权力有决定权？

尾声.

走向信任社会

我们渴望一个雇佣者与劳动者互相信任的社会，外卖送餐员与保安互相信任的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互相信任的社会。我们也渴望一个不在社会的边缘处因为恐惧互相倾轧的社会。当然，信任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人们互相信任，不是因为他们都变成了圣人，其根本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一个摆脱绝对支配关系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下，人不需要作为圣人，也不需要把做坏事的人想象成恶魔。需要意识到极端情况下，人即便理性也会做出极端决定。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人与人互相制衡，互相监督，允许社会中各退一步，理解和谅解的空间也就会浮现出来。

我们离这样的一个社会还很远，但对这种“正常”多理解一分，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离其更近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