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3年国际局势，主打一个“拧巴”

2023年在国际局势的动荡和演进中结束了，在过去的一年里，俄乌战场继续在泥潭中挣扎，巴以冲突因为突发时间而陡然加剧，世界经济在艰难复苏中寻找破局的出路，新技术的诞生和爆发也承载着人们的期待……

“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即将到来的2024年是全球范围内的选举年，以美国为代表涉及全球的民粹主义如雨后春笋般冒头.

2024年第一期《逸语道破》，沈逸老师以访谈的形式谈了自己在跨年之际对于世界局势背后深层原因和未来发展的看法。

观察者网：回顾2023年的国际局势，很多人表示有一种非常“拧巴”的感觉，您是如何解读这种“拧巴”感？

沈逸：确实有一种非常“拧巴”的感觉，很多事情发生之后，人们总是有一种“世界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的感叹。

首先必须要说的就是美国，作为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所谓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政策就是典型的“拧巴”——明明正确的路径非常清晰，但它一定要硬凹着往相反的方向走。

这种情绪让我想到了福山，在2016年特朗普赢得共和内提名的时候，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美国在走向衰败还是重获新生？》。之前我的分析中也多次引用这篇文章的观点，我觉得这篇文章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在持续上升的。

然而，一年前当我见到福山本人，问他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时，他的回答让我十分惊讶，他说：“这篇文章是错的，你不要看。特朗普的胜选有另一套框架来解释——俄罗斯黑客用社交媒体散布虚假消息干预了选举”——这样的回答就诠释了这种非常拧巴的感觉。

一句话总结福山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特朗普现象的兴起是阶层取代身份的结果，而这种阶层是美国推广的“超级全球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财富在美国国内被0.1%的人拿走，而剩下的99.9%承担了成本，却没有获得感，由此产生的怨愤和不满催生了阶层或者说叫阶级。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你就会知道导致美国国内出现问题的核心是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美国的金融资本进入垄断后与信息技术革命相结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进行了一轮扩张，这轮扩张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浪潮，我的理解就是资本主义又回到了亚当·斯密所主张的古典自由竞争时期，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资本没有任何节制，不考虑社会成本，不考虑社会福利的安全底线，从而最大化地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和剩余价值的过程。

因此，美国要去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正确途径要么动所有制，如果动不了，最简单的也是需要用政策触及分配的调整——正如当年美国一位年轻的女议员曾经出席一个晚会时，穿了一条印满了“ Tax The Rich”（向富人征税）标语的裙子，但是在美国这些都落不了地。特朗普政府拿出的办法是回归里根新保守主义，他认为虽然现在穷人出现了问题，但解决的方案是先对富人减税，然后通过所谓的“涓滴效应”把财富渗透到底层。然而事实是底层并没有获得感，财富就被中间的金融市场吸收掉了。

想法很好，落地很难

于是特朗普时期就朝着另一个拧巴的方向走，那就是China，China，China，把中国设置成假想敌，只要把中国打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美国的所有制决定了它追求的利润必须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才能维护——打又不能打，好又不能好，就又陷入了拧巴的状态。

特朗普拧巴了四年之后，大家觉得也许换了拜登这个“正常人”一切就能恢复如初。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仍然在回避正确答案——没有彻底拿掉关税制裁，同时又叠加了认知博弈和渗透，还有在科技领域对中国“小院高墙”的纠结——我们看到虽然美国的宏观数据看着挺好，但是普通美国人依然没有从中受益，拜登在民调中一直上不去的支持率，就是美国民众朴素的切身感受的直接反映。

从更广义的全球来看，欧盟作为美国的紧密盟友也呈现出一个非常拧巴的状态，俄乌冲突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欧盟在自己给自己放血——俄罗斯和欧盟之间从默克尔时期建立起来的、基于地缘和资源的大宗商品比较优势的关系，对于欧盟是利益最大化的。但是欧盟一定要打压俄罗斯，因为那是一个“邪恶的存在”，同时由此产生负面后果时，却又怪普京面对欧盟的攻击和制裁没有“纳头便拜”——你居然敢把天然气价格涨上去？！

这套自我固化的拧巴逻辑，本质上折射出的是西方一种道路性、制度性的困境。西方走的这条路整体性是错的，但他们永远不承认自己是错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底子还在，整体的实力还占优势，所以还可以继续倒腾和拧巴下去。我们且看各国通过2024年的选举如何调整，继续拧巴出什么样的结果。

观察者网：2023年我们除了看到西方世界一通“损人不利己”的操作，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以G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似乎给了人们很大的希望，大家渴望通过技术的跃迁解决所有的问题，带来社会革命性的改变。

沈逸：如果无法改变所有制和分配，要实现所谓生产力的跃迁，就只能把总体增量做大，这时候就需要所谓的技术革命。在我看来，信息技术革命和我们熟悉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样真正产业级别的革命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0.5次革命，它的真正作用是和原有的产业结合，为之赋能，从而推动一种产业生态性的重组。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古典保守主义的回归，加上西方人那种期盼救世主降临的宗教情绪，人们内心希望的解决方案就是：出现一个万能的技术，实现重大跃迁。你说的ChatGPT和一度被炒作的常温超导就是类似这样的技术。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被困在沙漠里，他们要开一个罐头，物理学家说我可以找到什么材料把罐头打开，化学家说我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化学原料通过化学反应把罐头打开，经济学家说，如果我手上有一把开罐头刀，我就能把它打开——大家会说，这不是废话嘛，而经济学的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如果”之上的。

我们这个世界不缺“如果”之后的结论——如果常温超导实现，如果ChatGPT打开了人工智能的大门，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但这个如果前面的难题其实我们并没有解决。如果达不到前提条件，你再论证这个解决方案如何地高妙，又有什么意义呢？

另一方面，大家的这种渴望也显示出，在生产资料和制度变迁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大家只能把大量的投入到这种想象之中，即使不能真的做到这一点，通过畅想也可以缓解一部分我们的负面情绪和焦虑。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全世界对于技术的讨论呈现出一个爆发式的高峰。

在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中，还有一种实现跃迁的方式就是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通过危机中的破产、产业的变革和调整实现市场的出清。这样的出清看上去是断崖式的下降，但下降到谷底开始反弹的时候，社会就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繁荣－危机－萧条”周期。

然而从2008年、2009年开始，美西方国家已经表示，要动用政府一切的手段去阻断这种断崖式危机的出现，把垂直下落变为一个漫长周期的萧条——通过发行货币、修改经济学理论等方式拿到一个好看的宏观经济数据。这种方式就催生出一种充满焦虑，甚至是半绝望的情绪——大家都在慢慢熬，在这种漫长的煎熬中比拼耐力，比拼对于危机和压力的消化，成为了一种新常态。

观察者网：说到煎熬，大家都会想到正在进行的两场——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这两场危机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反过来又都作用到了美国身上。您如何看待这两场及其产生的影响？

沈逸：俄乌冲突已经快要两年了，在漫长的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俄乌冲突的爆发是美国在欧洲安全治理机制失效的结果。进行到这一步，你很难再去说这是美国战略的“成功”。

俄乌爆发之后，美国原本希望的“大胜”是通过一波决定性的投入，帮助乌克兰守住，甚至把俄罗斯反推回去，最好能促成普京下台，然后上台一个亲西方的领导人。后来，当瓦格纳出现军事上的异动后，西方觉得这个预想的场景终于可能出现了，然而并没有。

他们预想中还有一种所谓“中等”的胜利，就是2022年9月份哈尔科夫的那波反扑之后，版图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当时有消息传出，现在已经辞职的美国参联会米利将军建议和俄罗斯开始谈判。是的延续，而不是一方一定要彻底消灭另一方，当达成一个有限度的目标，比如说乌东四省的归属，然后通过谈判缔结一个合约，宣布事情告一段落，维持一段时间的稳定也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结果。但是这个机会美国也没有把握住。

身处顿涅茨克前线的乌克兰士兵（图片来源：ICphoto）

现在，显然局势正在发生变化，美西方可支配范围内能够援助乌克兰的都已经给了，地主家真的没有余粮了。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拨款的90%是留在国内的，美国国内的军火商大发横财，但是收益并没有进入美国民众的口袋。马上选举年就要到了，拜登对选民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需要美国民众勒紧裤腰带援助乌克兰的必要性，但在俄乌战场的军事行动又绑定了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的可信度和美国的领导权问题，所以俄乌战场实质上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撤离的烂尾项目。

至于巴以冲突，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冲突，但是这一次通过新媒体、短视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浮现在人们面前，尤其是中国受众面前。

为什么这一轮的巴以冲突能够在中国的网络空间掀起对巴勒斯坦如此显著的共情？是不是某些势力说的是所谓“义和团情结”和“被害妄想”？事实上中国人对近代史是有自己的集体记忆的，在这个集体记忆中，每一个象征性的节点在这次的巴以冲突中都被精准地踩到了。

于是我们的情绪被唤起了，情绪之后还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一个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原本高大上的形象被打破，前5次中东中狂飙突进的碾压局面没有出现，整个局势泥潭化；第二是以色列在宣传中表现出的那种霸道、蛮横甚至愚昧的巨婴形象，不加掩饰地出现在中国受众面前，形成了巨大的。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巴勒斯坦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不仅是中国民众，而是全球范围内的不满情绪被全面唤醒。

更重要的是，大家不仅看到了人道主义灾难，更看到了这背后美国反复举起的那只手。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了美国的霸权才是制造人道主义威胁的来源——美国霸权的那层人道主义的价值光环在迅速地贬损。

巴以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掀起了全球范围内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不满情绪（图片来源：ICphoto）

说实话，如果现在执政的是特朗普政府，这种贬损对他的影响是不大的，但问题是执政的恰恰是民主拜登政府。拜登政府第一强调国际合作，第二强调意识形态，第三强调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价值观。目前，这种局面对2024年大选的直接影响与其说是共和的选民在增加，不如说是民主的选民在游离——给了他们一个额外的理由不支持拜登。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波巴以冲突其实是拜登看到中国推动的中东地区的和解在这一地区好评如潮，他眼红也希望在中东地区得分，再加上原先自己作为“样板房”的俄乌冲突眼看就要塌房了，也急于建造一个新的样板房，没想到这个新的样板房索性就直接栽泥坑里了——不仅让与和平的困境再次浮现在人们面前，也让大家借助新兴的短视频渠道看到了现代的野蛮。这不仅是美国国内的风险，也是全球治安领域美国霸权衰退所表现出来的迹象。

总之，拜登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收益0.5，基本回到了原点，外交上能称得上政绩的只有气候变化了。从现在的民调看，在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年轻人中，拜登正在全面落后，原先压倒性赢特朗普的地方现在都落后4—5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趋势。

观察者网：所以肉眼可见的，特朗普要回来了。2024是世界范围内的“选举年”，曾经很多人觉得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只是个例，但是现在全球各式各样的“小特朗普”正如雨后春笋般冒头。对此您怎么看？

沈逸：可以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散得有多嗨，这一轮特朗普式的民粹化人物的反扑就有多强。

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美国在这一轮超级全球化中遇到了阶层和身份的问题吗？不是，所有在经济、制度和文化上美国模式的国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套用一句话：“一切问题都是制度问题”，在这种制度下就是会出特朗普式的煽动家，这就是到处都出“特朗普”的原因。

说到特朗普，现在离2024年美国选举开始还有十个半月的时间，在这十个月内有一半的时间是看特朗普能否确定拿到共和提名候选人。民主在这段时间内要做的就是不断阻击特朗普，阻止他抵达终点，哪怕最后特朗普只剩一格血，民主的整条防线都有被突破的风险。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竞选宣传活动中，支持者在讲台下放置的“应援礼物”（图片来源：ICphoto）

民主的第一招，劝说特朗普“识大体、顾大局”主动退出，显然已经无效了。

第二步就是打法理牌，让判决特朗普没有选举资格，前段时间在科罗拉多和缅因两个州的操作就是明显的示范。

但这样做在程序正义上需要先确定三件事：第一，你得认定1月6日的冲击国会山事件为叛乱；第二，你得认定在这件事中特朗普式深度参与的，第三，你得认定当时依然在任的特朗普是不能被任何的法律形式所豁免的。州作出判决后，特朗普一定会上诉，最后的决定权就移交到了联邦最高。

所以这件事的本质就变成了一个宪政危机。这件事如果上诉到联邦最高，最高谈不上偏袒，只要在它不去承担责任的情况下都不会轻易下结论，因为围绕美国宪法的每一句判词都会被放在聚光灯下审视。一旦认定取消特朗普选举资格合法，只要一个州通过，全美立刻遍地开花，随即就会引发共和要求取消拜登民主初选资格的诉讼。到时候，即使不发生“红蓝内战”，红蓝彻底撕裂的场景在法律意义上就会出现。

第三招那就是物理意义上让特朗普消失了，正如日本安倍晋三那样的事在美国“昨日重现”。如果这样，美国将要发生的毫无疑问是大规模的动荡。更何况，对于拜登而言，他上一次大选当选的最大筹码就是因为“不是特朗普”，如果现在特朗普都没了，大众更找不到理由选他了。我想拜登不至于为了除掉特朗普如此“高风亮节”，为他人作嫁衣。

所以目前看来，围绕2024年大选，美国的宪政危机几乎已经躲不掉了。

观察者网：如果总结一下大家对2024年的展望，也许让大家感到不安和焦虑的恰恰是种种不确定性。

沈逸：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世界上目前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修炼内功，补足短板，坚信我们坚信正确的事，把这样的事做好，就是第一位的。

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其中的确定性就是这条路并不容易，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不应该因为对于不确定性的焦虑和恐惧，而相信和尝试那些所谓一劳永逸的“魔术”。只有提升我们的韧性，才能应对这个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的种种挑战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