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 唐朝《佛说玉耶经》
《敦煌劫余录》
陈垣(1880-1971)
陈垣在出版《敦煌劫余录》时,斯坦因正在悄悄地开始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当斯坦因带着护照离开南京后,时在南京的陈垣得知消息大怒,立即返回北平发动古物保管委员会举行抗议活动,这也许是使陈垣多一层愤慨的原因。
已是欧美汉学界泰斗的伯希和,看到这本书的中文书名,自然感觉不爽。他的、著名敦煌学家戴密微多年以后写道:“当时中国的学者们也欢迎这批(敦煌)写本的发现,伯希和曾在北京为他们展出,并以一些影印件或抄件相赠。但中国后来又指控他或抢劫,如陈垣于一九三一年编制的敦煌遗书目录就耸人听闻地称为《劫余录》,中国人今天还咒骂伯希和为‘法帝国主义的文化’,甚至在法国也有人指责伯希和太肆无忌惮、太过分了,对伯希和的攻击,甚至也株连到了他的老师沙畹。”
戴密微接着说:“伯希和曾在一次晚餐上给了攻击者有力反击,这已成为汉学史上流传的趣闻。”
的确,当时的伯希和不仅在饭桌上发泄了不满,还在他所编辑的《通报》杂志上提出了抗议。
《敦煌劫余录》是这部书的中文名称,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英文书名: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分析目录》)。据中国近古学先驱李济认为,这一英文名称是陈寅恪的主意。李济当时是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第三组)主任,陈寅恪是历史组(第一组)主任。
陈垣所取的中文书名,充分反映了当时国人的悲愤心情,陈寅恪则压住了内心的情感。他在序言中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充分揭示这八千多号劫余经卷的价值,进一步借此伤心史呼唤和激发国人,借此材料研求问题,作敦煌学“预流”。
陈寅恪在序文中写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一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
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今复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就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八千余轴,分别部居,稽核同异,编为目录,号曰《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书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托愤慨之思耳。
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
……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
陈寅恪没有在“劫”字上花费太多笔墨,留存下来的敦煌文书,同样有相当多极为珍贵、极有价值者。他的主要倾向在于主张“预流”,就是利用新出的敦煌资料研究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内不辜负历劫仅存的国宝,对外更能推进世界学术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敦煌文物流散已是伤心史,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不再是伤心史。
陈寅恪(0-1969)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 北宋《目连救母变文》
半个世纪后,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落成,善本部由文津街7号北海老馆,搬往白石桥路39号新址。善本库房于1989年冬至1990年春完成搬迁入库,敦煌文书随同迁移到新馆地下善本书库。当工作人员开始清理原写经组的各项遗留物品时,突然发现一堆手稿本。打开一看,正是当年写经组没来得及修订定稿的馆藏敦煌文书目录及索引。
这真是悲喜交加的发现。而且,发现尚不止此。清理人员还发现了从老馆善本书库搬来的两个标有“残破经卷”的木箱,里面是一个个陈年旧纸包着的小包,有的盖着写经组的印。打开小包一看,竟然是敦煌文书残片。它们是从甘肃运送到北京的敦煌文书——经第一次、第二次整理后剩余的残片。1990年8月,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方广锠、杜伟生、王扬和姚永炬四位研究人员清点这些文书残片,共清点出3614号。
因为的炮火,北图藏敦煌文书经历了多灾多难的折磨。战火燃烧,那些被派往欧洲调查英藏、法藏敦煌文书的中国敦煌学家,又会遭遇怎样的磨难?
本文摘自《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为该书第十三章《敦煌劫余伤心史》,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刘诗平、孟宪实/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