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代不婚女性和她们的群居实践

文|李晓芳

编辑|王珊瑚

●浦潇月在西樵益善堂姑婆屋中拍摄 讲述者供图

我的田调（田野调查）是一个大型祛魅过程，因为真正见到一些自梳女之后，我们叫她们姑婆，年纪基本很大了，而且很多生活得不好，发现不是我一开始想的那种独立女性。在清朝中末期到民国出现的，比较鼎盛的自梳女群体，她们的选择其实很被动，掺杂了非常多的不得已。

比如很多是家中的长姐，广东又有“跨头不便，阻头不祥”的封建思想，就是说你作为老大，如果到年纪还不结婚，会阻碍弟妹结婚，她们是要按顺序成婚的。如果家里又没什么男丁，父母也老了，长姐更要作为劳动力留在家里，照顾弟妹，等于是被迫进入了一个男性角色。

更早以前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在县志和学者论文里都有提到，在明朝后期，一些想不婚的女性会集体。因为当时有的女性结婚了会非常惨，你要生育，会被老公打，婆婆和公公会挑刺，你还不能跑回娘家。她们甚至会有姐妹帮，给别人支招，给新婚的丈夫下毒，就是为了让自己守寡，更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梳女这个称呼，但类似的现象太多了，县志等史料里就把她们称作乌衣队，因为都是穿黑色的女孩，成群结队地走在一起。

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推测，在自梳女正式出现以前，女性就有一万种原因想逃离婚姻。但那个时期，她们也没有太多其他选择。

差不多是清末，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桑蚕纺织厂、对外贸易特别活跃，劳动力需求非常大，女性也有能力去就业，可以交易自己的劳动力。有些家庭就会把女儿留下来，以前的婚姻也是一个交易，为了赚彩礼钱，现在女儿能赚钱，结果是一样。我田调的时候听过一户人家，有四个女儿，父母对她们的安排就是，两个嫁人，两个做自梳女。

经济发展之后，女性可以填个空，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但这两者并不是因果关系，经济更像是一个推手，并不是因为经济好了，女性就突然觉醒了，尤其以前的姑婆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所以想象她们通过反思，觉醒了独立意识，这是天方夜谭。但她们有没有那种非常本能的需求，比如我也想自己一个人过得舒服点，不照顾别人？肯定是有的对吧。只是她们个体的意识和反思，不像我们现在期望的那样。

我们田调的时候碰到过家庭条件挺好，但选择自梳的姑婆。有一个老人是眼睛有一点残疾，村里人给她取了个不太好听的昵称。自己长得不好看，但也不想说求着谁娶，向她提亲的人她也看不上，干脆谁都不喜欢，也懒得给自己估价，想躲避被挑选的过程，就不嫁人了。

我们在顺德遇到过一个阿婆，她是下过南洋的。我当时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自梳，她就靠着轮椅，然后特别自在地说，没人爱咯。我和翻译那一瞬间都有点不知所措，因为爱这个字，我们从来没有从老年人嘴里听到过。所以这个群体里也有自主选择独身的，不管她是为了逃避什么，也是她自己选择，她就是不想嫁。

●广州番禺一位八旬自梳女 讲述者供图

●浦潇月在档案馆查阅自梳女资料 讲述者供图

但是区别在于，西方强调的这种独立女性更多是个体的，而自梳女身上，广东一位学者曾经写过，当我们考虑封建时期的不婚主义和独身性，我们要知道的是她选择独身的前提还有一个群体意识。这不像我们如今说这个人选择不结婚，真的就是自己在做选择。

过去珠三角地区有冥婚一类的习俗，“嫁鬼”、“守墓清”、“墓白清”等等，都是指女方花钱买一个死亡男性的妻子名分。因为相对于不结婚，有些父母更能接受一个形婚，总之你得有名分。很多女性也是能接受这种形式的，可以落位，就是你老了、去世了，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安身。可是她们又不能存在于娘家，有些人就选择了买名分。在广义上，这也被划入自梳女的范围，等于是有名无实的形婚。

而自梳女建姑婆屋，其实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所以伍尔夫那句话，如果真的挪用到我们自身的语境里，我觉得它指的是姑婆屋，这个属于女性群体自己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她们不需要取悦任何人，不需要恐惧任何人，她们内部是有身份认同的，有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不需要面对社会的judge（判断）。

姑婆屋有两个很重要的集体场所，一个是佛堂，也是她们的公共聚会场所，她们会坐在这里喝茶聊天。我们之前到肇庆的永远堂，正中间就是佛龛、桌子，墙上挂了8顶草帽，旁边的小桌子上有七八个打水的大暖壶，还有同样数量的茶杯、椅子，可以推测出最后一代同时住在姑婆屋的自梳女数量。

特别惊喜的是，我们后来在这个佛桌下找到一个女孩的名字。我们回去查过去的报道、资料，发现是姑婆屋里一位姓梁的自梳女，收养了一个女儿。女儿嫁人了，又生了一个女孩。女孩后来考上大学，她的外婆，也就是梁姓自梳女在佛堂里给她摆了一桌酒席庆祝，做了供奉，女孩的名字就被刺在佛堂。那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应该也是永远堂最后一次有那么多人聚集。之后这位自梳女也跟着养女搬走了。

我们当时还进到永远堂一个房间，里头大概有25个遗像，还供着灵位。姑婆屋里都有这种类似祠堂的房间，放着牌位，写着名字。我们收集了600多位自梳女的姓名，主要就是去姑婆屋的灵位上抄，像保存最好最大的益善堂，一个牌位上就有90多个名字。

这对应的其实就是男性宗祠，以前女性是进不了祠堂，上不了族谱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姑婆屋这种女性群居空间，并没有摆脱父权体系，她是挪用过来，然后重新赋予了自己的一些功能和意义。她们并不是完全的反抗和拒绝，而是在原本的体制里找到一个缝隙，然后在缝隙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我其实是在前几天翻看图片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点，因为姑婆屋的牌位上是贴着一张纸，所有去世的人的姓名写在一张纸上。我发现我不知道谁是年纪最大的，谁最小，这和男性宗祠里按辈分摆放牌位非常不一样，她们是没有等级的。

●小组成员在姑婆屋中休息 讲述者供图

●自梳女阿转做了一桌子饭给项目小组成员送行 讲述者供图

前几天我跟阿转打视频电话，她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啊，我就开玩笑说等你介绍啊。我跟自梳女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会讲我也不想结婚，然后所有人都会劝，说要结婚。因为她们最熟悉的还是那套传统的婚姻叙事，她们当初的选择很多也不是出于主动，所以把现在对独立女性的期望放在她们身上，其实挺不公平。

我最开始的时候会问她们，你后不后悔自梳？但很快就不问了，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用，每个人的情况太复杂，根本不是给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就能判断的。她现在也改变不了事情的结果，所以大部分人就倾向说不后悔，可是你跟她聊15分钟，她又开始抱怨现在没有人来看她，你说这到底是后悔还是不后悔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梳女这个习俗就慢慢消失了，当时说的是女性撑起半边天，女性也工作，也不是非要自梳这个仪式对吧。

而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过去的事情？一个是单纯想留下更多历史记录。香港一位学者把这个习俗称为“主流中的次文化”，这其实就表示了这个群体的人数曾经是非常多的，但她们同时又被置于社会边缘。而且以前的史料都是男性写的，我不是说完全否定，但你不得不有一个警惕，比如过去就会有文章妖魔化这个事，觉得自梳女是，我们现在都不能断定，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另一个我还是想通过她们和姑婆屋，就像照一面镜子一样，来看现在。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没有一个固定团队，都是各个行业的小伙伴感兴趣了，加入进来，但大部分参与进来的都是女性。大家都会想到自己的未来，比如我们也有不想结婚的想法，不想要后代，然后大家直接接触到现在还活着的自梳女，她们的生活状态也确实不是太好，我们就会去思考，她们当时的社会鼓励不够，各种养老保险、社会机制都不完善，那我们不想老了以后也是这样，该怎么办？

我也关注过现在的一些女性搭伴养老的试验，尤其是居住类型的实践，但没有看到持续结果。我们似乎还是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想到一个人步入老年时，还是会恐惧和担忧。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去进行各种实践、讨论，发挥我们的自主性，或许最后能摸索出一个可行的社区模式呢？我也在跟朋友聊，想做一个工作坊，让大家自己做或者合作，制作居住模型。我很好奇更多女性了解这些故事之后，她们会怎么想象自己以后的居住空间，要满足自己的什么需求？

这个想象非常重要，在最开始，自梳女们也没有想过能建起自己的房子，也不会想到建了以后，这房子能住，最大的还能同时容纳300多人。她们之间并非亲生姐妹，甚至非同乡，但集体居住、娱乐、拜神、百年，在这里构建出了多元且独特的女性空间。这就是姑婆屋的历史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