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镇戏剧节比赛归来，我决定暂时先不演戏了”

△汪世伟

01.

《武烈河边》：

每一次和亲人告别，都是一幅世界名画

离开乌镇前的那个晚上，我和同伴一块儿，再次把整个景区溜达了一遍，我想再看看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条街道，争取用眼睛记录下乌镇戏剧生活的最后画面。景区里就像学校放了暑假，空空荡荡，同学们都离开了。

几天前，西栅的大街上还人潮汹涌，初秋的天气依旧火爆，戏迷们在小马扎上排开，或是席地而坐，汗涔涔，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剧场。

我们在乌镇戏剧节度过了浓度极高的16天。期间，我们团队四个人都挤在一间四人间里，屋里只有两个上下铺的床架。虽然平时大家关系一直很紧密，但像大学室友似的生活在一块儿，还是头一回。

戏剧节官方提供的排练厅使用时间只有一次，三个小时，于是其他的时间里，我们就在乌镇的犄角旮旯里随时随地地排练，没有人会觉得诧异。这样大块、完整的排练时间，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存在，我们特别珍惜。有一次我看乌镇的厕所也特别豪华，厕所外面是带沙发的，我就说“我们在厕所的沙发这儿排吧”。于是，我们从厕所、路边一直排到楼顶、小花园，在这里，仿佛全世界都可以演戏。

对所有戏剧人和戏迷而言，这都是一场盛大的节日派对。今年的青年竞演正式开始前，黄磊老师和吴彼老师站在舞台上，对观众说：希望大家在剧场里尽量不要玩手机，因为，青年竞演是可能改变这些年轻戏剧人命运的一件事情。可能因为台下掉了一部手机，谁的屏幕忽然亮了一下，演员就分神了，就失去了表演的流畅度。于是，在剧场里，真的几乎就没有人玩过手机，大家一直在认真地看戏。

△《武烈河边》公演剧照

“在武烈河边上，大太阳晒着，咱俩支把小伞往下边一坐，最肥最长的蚯蚓我直接挂钩上，你送我的六千多的鱼竿我这么一甩……”

忐忑焦灼中，我和团队的作品《武烈河边》正式亮相了。平日里，我做演员，也做戏剧制作人，但作为一部话剧的导演，还是第一次。而它的命运，就寓于这些观众的目光之中。幸运的是，戏剧节的观众特别保护我们。观众的反应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自己都没想到这部戏有这么多笑点和泪点。只要有一点点笑料，一点点动人之处，他们就会及时地给出笑声、眼泪和掌声。观众如此保护演员的状态，在我们平时的巡演当中并不多见。

这是一个关于父子告别的故事。养父被确诊了癌症，希望儿子回到自己的亲生父亲身边，故事就从儿子临别前夜的场景展开。养父子之间积攒多年的情感和心思，在这样一个最日常、最简单的场景里克制地爆发。

我作为导演，在台下看着吴峥和吴迪演戏时，脑子里总会跳出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哎！台词怎么就往下接了？心理活动怎么全没了，全部奔着结果去演了。”但在很多时刻，我的忍俊不禁和热泪盈眶，还是和在场的观众同步了。我们的两位演员，他们不“耍”，很真挚，很笨拙地把这个故事讲完了，这让我很感动。

在戏的尾声，吴迪饰演的儿子，在和自己的小孩玩儿摔跤，规定谁输了就喊对方一声“爸爸”。小孩问他，“这主意是谁教你的？”，他说，“一个老头儿”。小孩又问，“那你后来叫他爸爸了吗？”吴迪的眼前旋即浮现起养父的样子。那个画面，我看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在这个原创故事里，有很多我们团队真实经历的影子。今年5月的巡演结束之后，我们所有的活儿都处于一种完全停滞的状态。因为有一些队友的家人陆续被查出了癌症，身体不太好。从一开始去检查，到确诊、找医生，再到试着接受现实、进行治疗，这个过程中，我全程参与，陪伴着他们，也见证了整个过程中所有的慌乱、痛苦与坚强。

这些经验是我们在生活中真实经历着的，亲历的和编排的，在表达和感受上都完全是两回事儿。虽然没有预设的泪点，但很多观众都哭了。看到大家的眼泪，我们会很欣慰，会自信踏实地往下继续演。

△《武烈河边》团队合照

今年的青年竞演以“火车票、世界名画、马”为创作三元素，很多人看完我们的作品，都匪夷所思，为什么没有看到“世界名画”？第二场演出结束后，我们发现如果把结尾的台词简化为一个动作，它升华所产生的东西会更有力量。于是，在戏的结尾，养父指着小孩儿问儿子，“那个是你的孩子？”儿子点了点头，养父竖起了一个大拇指，灯光照在了养父身上。就是这个画面，我们把它隐喻成世界名画。

在我眼里，每一次和亲人告别时，他们的模样，都是一副世界名画。我的家在辽宁鞍山，可我常年在北京，每年和家人也见不到几次面。我和奶奶特别亲，她年龄大了，更是见一次少一次。每次离开的时候，我总会怕她发现我在看她，但我总会在脑子里努力记住她最后和我告别时的姿势、表情和衣服。我特别害怕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我要把它们永远留在脑海当中。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所有人的世界名画。

在这个故事的剧本刚刚完成的那段时间，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到妈妈生病了。在梦里，我一直喊她，可她怎么也没有回应，我浑身使劲儿地到处找她，可是她就是要离开我了。我把自己吓坏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赶紧给她打去了电话。但关于这个梦，我什么也没说。

02.

我和我的天才朋友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乌镇戏剧节了。上一次来还是在2019年，那一年，刘添祺带着他自编自导的作品《鸡兔同笼》来参加青年竞演，我则以他的朋友兼灯光师的身份跟着来看戏、旅游。“鸡兔同笼，一道难为过所有小学生的最基础的数学题，却是对于人类命运最温柔的概括。”那一年，添祺的《鸡兔同笼》广受赞美，获得了青年竞演单元最佳戏剧奖，而我，则清楚地知道这个园区里每个嘉年华的演出地点。我们凯旋而归。

获奖的第二年，他参加了国内首档戏剧人真人秀《戏剧新生活》的录制，由此迎来了一个更好的向上走的机会。又因为都在艺考班当老师，添祺、吴迪和我很快成为了生活中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又在排戏的过程中认识了吴峥，由此构成了今天的团队阵容——Better戏剧工作室。团队刚成立那阵，演出确实不挣钱，生活挺吃紧的，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一开始我们也做培训、接些实景演出的活儿。

△Better戏剧工作室团队合照（图源：男人风尚LEON）

这次在乌镇，添祺又和我一块儿来了。只不过这一次，是他陪我打仗来了。

在我为《武烈河边》的参赛异常焦灼的时候，添祺却玩得很开心，他还向我炫耀，说自己遇到了世界各国的戏剧巨匠们，一起喝了酒、吃了饭、讨论了表演，还要了签名。

添祺始终是我心中一个特别天才的朋友。2019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在横店跑龙套的无名小卒。他是在天津工业大学学的表演，在我一个戏剧学院的人看来，那儿毕竟没有我的学校专业。但是，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在所有中戏我认识的学生里，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热爱表演。

那时候，他来我们学校参加一个研究生剧目的排练，那是一个默剧，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教室里猛练了整整两天。平时吃饭、休闲的时候，他都在B站上不停地看表演视频，姜文、李安的电影片段和采访，一些好的外国戏剧表演，他都会反复看。他也喜欢读表演相关的书，喜欢和人探讨表演。

这次在戏剧节，我们都兴奋不已，看了很多世界级的成熟巨作，也发现了很多青年竞演的优秀作品。虽然并没有进入决赛，没有获奖，但我们依旧满载而归。比赛像一个菌落培养皿一样，它能把我们自身存在的所有问题全部放大、快速发酵，加速我们自我认知和进步的时间。

这次暴露出的问题主要在台词和形体这两方面。这些表演技术上的问题其实都是由我们在生活中的问题所导致的。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都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戏剧演员。比如吴迪在生活中就总是喜欢穿拖鞋，导致他在舞台上时整个形体都很散。又比如，在排练时，我们总是图省事儿，没有在演员的表演中加入真实的充电线，那么在舞台上时，给手机充电的这个动作就极易不流畅，极易成为表演中的断点。

如果我们要继续做现实主义的戏剧，那么，忽视细节，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很多时候，人物、角色的生活其实是远远高于我们的，我们没有他们的经历、生命和智慧。但我们常常是轻视他们的。为了真正理解角色，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去观察无尽丰富的细节。

作为导演，我尤其在乎的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演员能否把台词说明白。我在中戏度过了本科加研究生整整七年的学习生活，自认为对台词的思想意识到达了一个高度。我始终希望我们团队的演员说出去的台词，能让观众不用思考和反应，就能直接听到画面、听到感受、听到情感、听到意思。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话剧，有几乎80%的台词，演员是说不明白的。演员不知道这句话说完之后，要影响对方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他就把这句台词念出来了。他们不理解，也不珍惜自己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这很可怕。

我们正在排的戏中有这样一段台词：“他们死后就漂在水面上。他们的身上开出了花，他们的身上长出了树。”我就会对演员说，“我听完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假的。”为什么假？从他的台词里，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听到“他们”离我有多远，他们身上具体哪一个地方长出了树，树要长到多高，长到多粗。这些信息在台词里被展现的时候必须极其具体。

这对演员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可添祺就特别天才，基本上他只需要按照这样的思维练二十几遍，就能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团队的其他队友也终于开始认同我对台词的认识，开始注意自己的台词能否说明白和听明白了。我很开心。

遇到添祺以后，我对表演的理解也会升维。指导别人演戏我挺擅长，但轮到自己演的时候，就非常受挫了。

2022年，《GOODBYE》三部曲（《鸡兔同笼》《巴西Brazil》《小上海2054》）巡演的时候，其中的一部《小上海2054》是由我出演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表演非常不满意，沮丧到一度想罢演。那阵子，添祺给了我很多指导和鼓励，他的天才并不会打压你，而总是会给你空间，让你自己摸索着往前走，让你成为你自己。

△《GOODBYE》三部曲巡演现场

如果拿目前戏剧市场上的标准衡量，我那时其实演得也还过得去，但是当我在戏剧节上看到像《H-100秒到午夜》那样的表演时，我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差了。我自认为我目前还不太够格上台表演。从乌镇回来之后，《GOODBYE》三部曲的新一轮巡演又要开始了，我已经找到新的演员来替换我的角色了。

我想我缺少的是生活的阅历，我的思维需要再提升，需要更有智慧。我的人生很幸运。从小老师就喜欢我，公费出国交流的紧张名额也能有我一个。我长得也不差，决心学表演后，专业课成绩也不错，最后拿到了去中戏和军艺的资格，后来又保研上了研究生。我的人生太平滑了，很多事情我父母都替我解决掉了。我想我需要多经历生活、多经历糟心事儿。所以现在，我对一切挫折和挑战，其实都抱着开放和兴奋的态度：来吧，都来吧。

03.

制作一部戏，就像搭乐高

所谓的成长，则需要我自己去大量地解决问题，而我也正巧很喜欢解决问题。我从小就爱下棋，爱做一些运筹帷幄的博弈。我发现，比起做演员和导演，我其实更擅长做制作人的工作。

平日里，我承担了我们工作室戏剧制作人的工作。虽然目前还比较业余，对这个行业的各种细节依旧不算特别了解，但为了让剧场、观众和团队三方都满意，我硬着头皮让自己算。我开始了解剧目收益的分成结构，计算每一场演出的前期成本、演出费用，安排最合理最划算的巡演路线……

譬如今天早上，起床之后，我忙着和14个城市的剧院对接，我需要计算怎样安排路线，才能协调各剧院的时间，又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运输成本。我算得越细致，就能给团队多留下一点钱。

计算和安排的过程，就像在搭建一个错综复杂的乐高积木，我乐在其中。这是一件很爽的事，比起表演，我更擅长干这个。

据我的观察，如果一场戏的上座率能达到60%，收益就已经很可观了，而我们团队的戏基本上能达到80%，甚至100%。三部曲的演出完成一场，公司大约能剩一万块钱，但是因为我们演的场次并不密集，所以没有挣到太多钱，但也没赔过。这出戏的成本确实不高，所以收支情况还算可观。我们已经非常幸运了。

但是，当我们开始筹备未来的原创新戏《大鸟》（《孔雀日》三部曲第一部）的时候，困难就出现了。《大鸟》是个特别了不得的戏，我看完剧本的瞬间，脑子里突然有了“当代经典”这个概念，我想我就算是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拉到投资。这部戏的剧本是刘添祺和他的老师李彤一起完成的。它的台词富有层次和哲思，注定不是一个大众容易买账的戏，但它足够深奥，有足够的厚度沉淀为经典。

可这部戏所需的成本和我们之前排的戏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因为钱，我每天都快愁死了。现阶段，我们只能靠巡演挣来的钱来养下一部戏。在离开乌镇的第二天，我们就抵达了长沙，投入了《GOODBYE》三部曲接下来的巡演计划。

戏剧是个相对小众的行业，“大腕儿”级别的人物过得肯定没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腕儿”，基本上过得都不太好。在乌镇期间，有一回朋友请我吃饭，我看到一瓶苏打水，挺想喝的，但一看菜单，一瓶苏打水居然要12块钱。我立刻说，“算了，这是我买三瓶苏打水的价钱了，我就不喝了。”

我们的生活的确比之前更富裕一些了，也有很多人根本不会在乎生活里无数个“一瓶苏打水的小钱”。但我还是觉得太奢侈。我希望自己在该省的地方省，未来才能在该花的地方花。

如果是为了看像《H-100秒到午夜》这样的话剧，让我花1500块钱买票，我也觉得值得。

这部戏是这次戏剧节的开幕大戏，我会永远记得它给我带来的震撼。罗伯特·威尔逊被誉为“20世纪实验戏剧的灯塔”， 在这部剧中，他受到霍金的科学研究的启发，展现了人类思想翱翔于无垠的自由。舞台的布置极简而美，演员们也基本没有什么动作，有的话也是比较缓慢的。他们不停地用台词讨论着宇宙：“Is there a god？”大量重复的台词让很多人犯困，我却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画面。

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我真的就像去外太空开了一场会一样。我第一次觉得有人在舞台上给我演了一场电影。直到魔法谢幕，我也不知道这场魔术到底是怎么变的。在这种伟大表演的“降维打击”面前，我会觉得自己极其渺小。但同时，我又会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观众是何其幸运。它所给我的震撼程度让我觉得，我几乎看到了一场极光。

我这辈子一直有一个小梦想，就是去看极光。我会经常想象自己看到极光时的画面，我觉得我会哭，我会忍不住地想要大叫，或者完全安静下来。我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特别特别小。甚至于，我光是想想极光我就会哭。比如现在，我就有些热泪盈眶了。

真的，我感觉自己太渺小了，太渺小了。对于这个伟大的世界，我依旧一无所知。

那么，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去看真正的极光呢？

也许是等我买12块钱一瓶的苏打水，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