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人生》边上：一个人应有理想，但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

最近，随着央视黄金档电视剧《人生之路》的热播，路遥的经典中篇《人生》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如今，不少文学作品凭借根据自身改编的电视和电影圈粉无数，甚至一度登上热销书榜单。殊不知，1982年《收获》杂志发表的这篇路遥的成名作，在全国范围内曾引发了多大的轰动和热议，当时无数人被高加林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所打动，以至于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在1984年拍摄的电影版《人生》造成了万人空巷的盛况（全国观影人数超过2亿），《人生》因此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同时，陕北青年路遥也凭借着这部作品斩获茅盾文学奖，一跃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在一片赞美和质疑声中孤独前行，以惊人的孤持和毅力完成了史诗巨作《平凡的世界》三部曲，将由《人生》所开创的人生之路推向巅峰，却也因此耗尽了自己的一生——他将所有的理想、情感和心力全部倾注其中，终因肝硬化腹水于42岁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电视剧《人生之路》剧照

《人生》中的人生

所谓优秀作品，就是许多人在书中读到了自己；而所谓经典，则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书中读到了自己。是的，经典有着超越时间的伟大属性——人们可以从《包法利夫人》中读到人类根深蒂固的愚蠢，从《红与黑》中读到爱情的本质，从《达洛维夫人》中读到成为自己的渴望，从《追忆逝水年华》中读到记忆的召唤，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读到灵与肉的挣扎……而路遥的这个经典中篇让我们读到的是：人生的选择。他在《人生》题记中专门引用自己的偶像、著名家柳青在《创业史》中的话：“人生的道路固然漫长，但要紧处却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或许是觉得意犹未尽，他紧接着又引用了一句柳青的话做进一步阐释和说明：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以上的这段话，正是《人生》这部中篇悲剧的逻辑起点。所谓命运，就是你一辈子注定无法抹去的底色——一个人永远无法超越他的出身。所谓选择，就是在这抹底色之下你仍有改变个体人生的可能性。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这两者之间的角力中徐徐展开。于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一个自以为有才能的年轻人（高加林甚至认为自己是半个知识分子），出于种种原因想要离开生长的环境外出闯荡（高加林基于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希望未来能压高明楼一头，因为他民办教师的岗位被高家儿子顶替了），怀着各自天真的愿望，试图跨越阶层固化的壁垒，去外面的世界取得成功。对于缺少社会资源和上升途径的高加林，利用爱情和婚姻，几乎是唯一的路径，这也构成了整部叙事的源动力。刘巧珍和黄亚萍这两个女人就像农村和城市的化身，她们共同出现在高加林的人生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他选择和哪个女人结合，就意味着未来将度过怎样的人生。

在路遥对黄亚萍的人生设定中，特意强调她是一个南方姑娘。如果仅仅讨论农村和县城的二元对立，这样的南方情节并非必要。在这里，南方代表着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代表着北方人对南方富庶繁荣和美好风光的想象与渴望。然而，这样一种企图通过婚姻改变自身命运的尝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和德·纳瑞夫人的悲剧，巴尔扎克《交际花盛衰记》中吕西安与艾丝苔的悲剧都是如此，以至于亨利·詹姆斯中篇《华盛顿广场》中的那位父亲宁愿拆散女儿的婚事，也不愿让她嫁给一个看中自己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在《人生》中，高加林因为和黄亚萍的关系得罪了后者前男友张克南的妈妈，导致他工作走后门被人举报，很快又坠落谷底。这正是《人生》要叩问的终极命题：人是否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人的自由意志是否可以和注定的命运相抗争。

与许多西方经典中走向复仇和毁灭的结局不同，《人生》的精彩之处在于路遥没让高加林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而是让他回到他原本的位置——农民。那一年，高加林才24岁，未来的路对于他而言，还很长很长。于是，在那个“并非结尾”（作者语）的终章，路遥让高加林在回村的路上遇上德顺爷爷和一些老乡，大家没有因为他曾抛弃巧珍而骂他是负心汉，反而七嘴八舌地安慰他，说得高加林热泪盈眶。德顺爷爷看着失魂落魄的高加林，鼓励地说道：“我虽然没有妻室儿女，但觉得活着总还是有意思的。我爱过，也痛苦过；我用这两只手劳动过，种过五谷，栽过树，修过路……这些难道也不是活得有意思吗？——拿你们年轻人的词说叫幸福。幸福！”曾几何时，社会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知识改变命运，路遥用一记响亮的耳光打了它的脸（曾自诩为半个知识分子的高加林，在失魂落魄中竟被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单身汉一语点醒，真是讽刺至极！），而在婚恋改变命运的路途上，《人生》同样向我们展示了其中充满着各种变数，随时有跌落谷底的危险。于是，在第22章（倒数第二章）路遥为人生选择的限度给出了清醒的现实界定：

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

高加林现象

《人生》的最成功之处，在于路遥所塑造的“高加林”成为一个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经典符号——高加林不再是路遥笔下的一个虚构人物，而成为了一份集体记忆，一种社会现象，甚至是一个专有名词。正如毛尖在一篇短文《卖了良心才回来》中所写：“20世纪80年代有一本风靡中国大陆的，是陕西作家路遥写的《人生》。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就像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费金一样，人名变成了词汇。”从此，高加林的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人们对他既认同又否定，既赞赏又惋惜，既批判又辩护，多少人从他身上自我投射，既读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超越时代的东西。

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

在第15章，路遥借黄亚萍之眼对高加林做过一番细致的描述：“她现在看见加林变得更潇洒了：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事实上，这两位经典人物正好反映了高加林人格的两个侧面：一个是保尔·柯察金，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投身集体事业的奉献性，和青梅竹马的富家女冬妮娅因志向的不同而分离；另一个则是于连·索黑尔，为了向上爬不择手段，不惜以上流社会的女人为跳板。他们的共同点是充满奋斗的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强烈渴望——在一个更大更广阔的舞台上，他们渴望成为英雄或野心家。

然而，那些西方经典往往都是写一个外省年轻人如何到巴黎、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闯荡的传奇故事，而《人生》所写的则是一个到不了巴黎的于连的故事。在路遥的笔下，高加林对这个世界的探险仅止于“一个万人左右的山区县城”。即便如此，这个“蓝色雾霭中的县城”，也只是停留在梦中，就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那道如梦似幻的绿光，是无法跨越的阶层鸿沟，就像人们渴望却注定失败的许多事物。由此看来，《人生》有着更为浓厚的悲剧意味，无数的高加林们前赴后继，却往往连从农村到县城这样的跨越都难以实现，更别说那光怪陆离、令人目眩神迷的大都市了。让高加林回归黄土地，似乎是置身于社会和时代洪流中的主人公难以摆脱的宿命——一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在急于提升其社会地位的过程中总是容易忘却初心（与文化程度无关），以至于迷失自我。就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那句名言：“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于是，透过高加林这个人物，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人的出身等第，更是人性的弱点。自始至终，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深深的自卑感就如影随形地纠缠萦绕在他的身上。作为不正之风的牺牲品，高加林极端痛恨高明楼之流，在不得不做农民时，他故意穿破烂的衣服，把手弄烂出血。然而，这种与不公命运的抗争夹杂着太多的复仇情结（人在年轻时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这让他在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冒险征途中渐行渐远，不仅实现了从刘巧珍到黄亚萍的爱情转移，更是通过走后门的方式在县城里当起了通讯干事，却最终因被告发而回归原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高加林所深深痛恨的不正之风，曾让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又带他飞上半空看了一眼人世繁华，最终再次让他坠落地面。这出悲剧的真正根源，正在于这种人性的弱点，它绝不仅仅只是高加林所特有的，而是普遍性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这正是广大读者面对高加林时内心五味杂陈的复杂况味。

在如今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骂一句“渣男”总是那么轻松写意，但当所有这一切统统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每个人所能做的未必能比中的高加林更好。黑格尔说：“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高加林的性格就是这种复杂的矛盾和矛盾的多方面组成的统一体——既有自尊、自信、自强的一面，又有自卑、自负、自私的一面；既有乐观、倔强、勇于追求的一面，又有悲观、懦弱、虚荣的一面；既有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这种高度的矛盾性和丰富性，正是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经久不衰的原因。

两种经典观

路遥离世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奇观：一面是他的作品在市场上的火爆（《平凡的世界》三部曲长期占据畅销书排行榜，人民文学社2005年版在豆瓣上的评分人数超过30万），另一面则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缺席。窃以为，这种巨大反差的背后隐藏的是两种经典观的对立和碰撞，这为今天的人们阅读乃至重读他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视角。以笔者手边这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的《人生》为例，醒目的腰封上排列着著名作家李敬泽、格非和王安忆的推荐语，所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人生》与每个人的生活、命运乃至如今的社会那种紧密的联结感，没有人谈《人生》的文学性，以至于王安忆直言：

我想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路遥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

如果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放大，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非作家群体乃至普通人对《人生》的推崇乃至感恩。贾樟柯曾说：“《人生》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路遥对我来说是一个启蒙者，他让我有了一点怀疑精神，对我深信不疑的世界，开始懂得一点怀疑。”在一次被记者问到“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走到现在，又是怎样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呢？”时，马云的回答是：“18岁时，我是蹬三轮车的零工，是《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1981年，路遥在陕西省甘泉县政府招待所仅用21天写成的《人生》，却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改变了无数年轻人的命运。这正是无数人尤其是普通读者将之奉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其背后暗含着一个朴素的经典观：文学作品是反映现实乃至改变现实的利器，这种功能乃是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的重要体现。在这种意义上，《人生》是毫无疑问的经典。

《人生》

然而，当我们翻看几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或教材时，不难发现路遥和他的作品基本都被“冷处理”，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杨匡汉、孟繁华《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这些书中路遥要么被一笔带过，要么甚至只字不提。只有许子东《重读20世纪中国》（香港商务印书馆）为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留了一个小节。为此，有不少网友为路遥鸣不平，认为他的缺席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重大缺陷。窃以为，这种缺席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经典观。在《没有客观标准，人文经典是如何确立的》一文中，笔者曾给出关于经典的四个定义，其中第三个定义尤为重要：

所谓经典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能与先前的某部或某几部第一流的经典构成真正的竞争关系，在惨烈的竞争中最终幸存下来（包括极少数沧海遗珠在长期的埋没中再现江湖），并在思想、语言、体裁、风格、结构等方面对后世作品产生重要影响。

事实上，很多作家和学者所信奉的正是这样一种经典观。于是，我们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先锋文学”的时代，以苏童、余华、马原、格非等为代表的一批先锋文学作家致力于探索新的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极大地改写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命题，甚至是本身的定义。就在《人生》发表的同一年，马原自愿报名进入西藏工作，并开始写作中篇《冈底斯的诱惑》，由此掀起了中国当代叙事的革命。在那个先锋文学和现代派风起云涌的时代，路遥显然是一个异类，他秉持着传统的观念和技法，用文学去观照那个时代以及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窃以为，这背后有路遥对写作初心的坚持，也有对叙事革命的漠视。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路遥的这份坚守和孤持让他赢得了千万读者，也让他在当代文学史上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创作《包法利夫人》的古斯塔夫·福楼拜是公认的“现代”鼻祖。他在150年前就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作者应该完全隐身于他自己的作品后面。因为在福楼拜看来，只有让内在的逻辑推动叙事发展，并辅以精确、客观的语言，而没有任何作者的评论和干扰，才能让作品摆脱历史和时代的局限。然而，《人生》中作者的各类评论俯拾即是，而在《平凡的世界》中，更是常常出现作者与读者的直接对话——通常以“尊敬的读者朋友”开头，类似于中国古典里的“各位看官”，对于现代读者来说确实显得有些落后。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承认路遥的作品是伟大的，他常常是一边写作一边流泪，《平凡的世界》中写到田晓霞的死亡，路遥曾痛苦不已，让人不由想到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吞砒霜死亡时也曾痛苦得抽搐，满嘴竟是砒霜味。尼采曾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王国维译），斯言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