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一传记出版：重新认识“中国莎士比亚”

熊式一是20世纪海外最知名的中国作家之一，陈寅恪曾以“海外林熊”之句将他与林语堂并举。他在1934年将中国传统剧目改编为英文戏剧《王宝川》，曾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莎士比亚”，《天桥》也被翻译成多个语种。而在中文世界，熊式一的名字在很长时间里“消失”了。

近日，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荣誉教授郑达为其所作传记《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出版，让他的故事呈现在更多中国读者眼前。在近日的一场新书分享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与罗岗从熊式一的传奇人生出发，回望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世界相遇的历史。

毛尖与罗岗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一是林语堂，二是蒋彝，三就是本书的作者熊式一。”学者陈子善在《天桥》的序言中写道。1932年，30岁的熊式一赴英国东伦敦大学攻读博士，与英国作家萧伯纳、巴里等人结交。在莎士比亚专家尼科尔等人的建议下，熊式一尝试写中国戏剧，创作了英文话剧《王宝川》。1943年，他出版长篇 《天桥》，被认为是他英文创作的第二个高峰。通过李氏家族的兴衰展现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向西方介绍彼时中国的现实。1937年抗日全面爆发，回南昌探亲的熊式一被困，最终带着妻儿回到英国。1991年，熊式一去世，他一生几经辗转，直到2011年，骨灰被安葬在北京。

《熊式一》

“中国莎士比亚”

熊式一的《王宝川》由京剧《红鬃烈马》改编而来，保留了京剧的精髓，如虚实结合、象征手法、简约的舞台布置、左方上场右方下场等。从伦敦西区到纽约百老汇，熊式一的中国戏剧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罗岗认为，《王宝川》的成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上世纪30年代，梅兰芳将京剧带出国门，让西方看到中国戏剧，并受到欧美世界的认可，而熊式一精通中西文化，既了解西方人的口味，也知道如何在改编的同时保留京剧的韵味。

在《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一书中，有一张熊式一和梅兰芳的合影，1935年5月梅兰芳访英期间，熊式一竭诚招待并陪他四处参观，介绍认识了不少英国文化社会界的名士。梅兰芳在伦敦时，恰逢《王宝川》上演200场，他也应邀出席观看。

1935年5月，梅兰芳访英期间，熊式一竭诚招待 左起：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梅兰芳、熊式一

毛尖指出，和莎士比亚一样，熊式一的很多剧本都有源头可循，正如《李尔王》《哈姆雷特》《麦克白》那样，熊式一的《王宝川》《西厢记》到《梁上佳人》也都有原型故事。与此同时，除了同为剧作家，熊式一和莎士比亚的人生经历与个性也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经历过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人生，但都是谈笑风云。“我们可以看到熊式一身上所饱含的这种时代的剧情感和戏剧性，在这点上，他的莎士比亚性还是非常强烈的。”

给西方人看中国故事

“《王宝川》进入欧美世界的时候，是进入了一个文化旅行，”毛尖说道。她将《王宝川》和《西厢记》作比较。在英文世界旅行的时候，《王宝川》的故事会比《西厢记》更受欢迎，西方人更能接受《王宝川》里改编后的情节，“进入西方世界的时候，对他们文本的接受其实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熊式一也拓展了现当代的一个研究领域。比如我们对《西厢记》的接受是这样的，但是西方对《西厢记》的理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毛尖认为，如果以熊式一作为个案展开研究，探讨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本的接受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领域，“这也是今天我们可以重新打开‘中国莎士比亚’、或者说中国式莎士比亚的另外一个原因，不光是他的生平，还有他笔下的戏剧故事，在全世界的一个旅行，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罗岗指出，熊式一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对于用英语写作，写给西方人看。“他给《天桥》写的序里面就讲了，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用英语介绍中国的，一种就是西洋传教士，还有一种就是可以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他不想写刻板印象里的中国形象来满足外国读者的猎奇，而是想尽可能呈现现实。如同郑达在书中所写，熊式一写《天桥》，是为了“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另一方面，当时不少英美外交官来华，也开始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而非中国文化里被异国情调化、被奇观化的那一面。罗岗认为，熊式一的这种写作也是“生逢其时”，当时他还当了BBC评论员，作为中国专家参与评述事件。

作为双语作家，罗岗认为，熊式一的确应该被纳入中国文学史，另一方面，世界文学中一直有双语写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将熊式一放到世界英语文学的脉络中，可能也会打开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945年，陈寅恪到英国牛津任教时，受到了同为江西老乡熊式一的帮助。他曾给熊式一写了两首七绝、一首七律，其中一首绝句写道“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对此郑达写道，这其中或许有客气的成分，不过熊式一对此非常自豪，还常常用毛笔抄录送给子女。罗岗认为，陈寅恪对于熊式一尤为赞赏，其中当然包括对于家乡江西的归属感，“‘爱听天桥话故乡’是一语双关，名字叫《天桥》，写的那个地方也在江西。”他指出，从中能看到熊式一在中国的渊源。

罗岗还提到，《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在中国香港出版的推荐语中，有一位写《老舍在纽约》的英国学者安妮·韦查德。“为什么请她写推荐语？我的理解是中国的现代作家在西方的世界其实有完全不同的形态，老舍在伦敦，包括老舍在美国，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罗岗认为，随着跨文化或者跨语际的研究，实际上有很多新的材料可以被纳入进来，重新研究，“包括熊式一、老舍、林语堂等，这本书虽然是传记，但是就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而言，实际上也拓展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值得进一步的挖掘。”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陈子善写道，研究一个作家，建立关于这个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鲁迅、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张爱玲……早已都有传记行世，有的还有许多种。以熊式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应该而且必须有他的传记，让海内外读者通过传记走近或走进熊式一，对熊式一产生兴趣，进而喜欢熊式一的作品，甚至研究熊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