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版《西游记》视频截图
“长春真人是金元之际著名全真道士丘处机,他远赴西域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讲道,随行李志常将他这一经历详细记录,编撰成一部行记,即《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记》是神魔,现在一般认为是吴承恩所作。”查洪德说。
两书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但却一度莫名其妙地攀上了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人说《西游记》的作者是丘处机。查洪德认为,这源于清朝初年的一次“作伪”,作伪者是汪淇,他与黄周星合作,将《西游记》命名为《西游证道书》(全名《古本西游证道书》),加以评点刊刻,伪造了一篇元代诗文宗主虞集的《西游记序》放在卷首。
这篇序言中说,有位衡岳紫琼道人,拿了一部书稿请虞集作序,说该书是“国初邱长春所纂《西游记》”。成书于明代的《西游记》,作者就这样变成了丘处机。其实,不仅《西游记》的作者不是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作者也不是丘处机。
那么,是不是《西游记》与丘处机就毫无关系呢?查洪德说,间接的、深层的关系还真能找到。著名学者陈洪曾进行过考证,从总体上考察了《西游记》与道教全真派之关系。
“比如中引用了若干全真创作的诗文;使用了大量的内丹修炼术语等等。”他解释道,“这些都说明,《西游记》在创作与流传中与全真教关系密切。”
笔记故事中的佳话
“辽金元笔记”数量较多,堪称一座资料宝库。元代笔记多为文人着意撰著,直书无隐,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散落其间。比如,《和林广记》已佚,但仍有一些佚文保留在其他文献中。
《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大象出版社供图
宋濂的《萝山集》中说:“《和林广记》所载:极西北之国曰押剌者,土地卑吉湿,近海,日不没,无昏夜,日唯向北转过便曙。”据推测,这应该是关于北极“白夜”很珍贵的记录。
此外,元代的世风、士风接近“魏晋风流”,文人们或雅集诗酒自娱,或相约逍遥山林,一些趣事亦传为佳话。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与文章宗师姚燧有关的一则故事,题目叫《玉堂嫁妓》。彼时,姚燧是翰林学士承旨,有一次在翰林院设宴,歌妓罗列。
“其中有一名歌妓,风度秀丽娴雅。姚燧便把她叫到跟前,询问出身来历,才得知她是宋代大儒真德秀的后人,不幸被卖入娼家。”查洪德说,得知内情后,姚燧就派人向丞相求情,想恢复她的良人身份。
丞相应允了,随即命令教坊司为她除名。姚燧对身边一位小吏黄㻖说,将这位女子嫁给他做妻子,“我就是她的父亲。”黄㻖欣然从命。这件事在京城传开,一时成为文坛盛事,还有人写诗赞颂。
哪些文献可以入选?
《全辽金元笔记》是一部大型断代笔记丛编,具有独特的价值。比如,通过这些笔记,人们可以进行多视角观察,才可能对当时的宋辽、宋金、宋元关系得出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
“单部笔记亦有特点。读金代中期王寂的《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感受到的是儒雅风流。这也许会大大改变人们对金代社会与文化的认知。”查洪德说。
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域外地志、西北行记,多是前代所不曾有。元人游前人不曾游之地,入前人不曾入之境,其中的异域感受和异域想象,新奇而特别。
在具体工作中,查洪德发现,该套丛书的编纂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笔记”这一概念和收书范围。
“可以这么说,笔记是随见随录,随手记录或摘录,不具备严格体例,非系统性,非有严密体系的著述。”他说,学界对此虽有基本共识,但具体到某一部书,往往还是会出现相当大的分歧,只能见仁见智,各持己见。
《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大象出版社供图
由于要给“笔记”划出绝对清晰的边界很困难,因此,查洪德和编纂团队只能依据辽金元三代笔记文献的具体情况,按照自身对笔记的理解,从宽掌握,确定入选书目,“编纂工作的其他方面,有比较严格的凡例。所有这些问题,都愿意接受学术界同仁的批评和建议。”
未来或继续修订
就整体规模而言,《全辽金元笔记》计划汇编、点校现存能搜集到的全部辽金元三代笔记文献,依撰者生年为序统编,分4辑陆续出版,每辑10册,其工作繁复程度可想而知。
此外,该书所收笔记凡有一定规模之作,整理者均撰写一篇提要性点校说明,内容包括撰者小传、成书情况、所用底本与校勘概况,以及其他需介绍之情况,并搜集了历代学者的序跋、题记、叙录等有价值的文献,供学界研究。
不久前,看到《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顺利出版,查洪德高兴中掺杂着一丝紧张,“在整个编校过程中,项目团队与编辑团队认真对待每一部笔记和每一个问题,尽己所能做到最好。”
他说,书稿编纂期间的交流,更是频繁且细致,有时仅仅是一个字、一个标点、一条校勘记,就反复商讨,查找依据,共同确定。
“但笔记整理难之又难,问题和失误几乎无法避免。”查洪德说,“我们愿意在出版后继续修订,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