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玲励志减重百斤，让当前中国人最大的焦虑不攻自破

✪ 陈蕊 | 文化纵横新媒体

✪ 迦然(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近日，由贾玲执导并主演的电影《热辣滚烫》大热，她为电影减重100斤的蜕变引发热议。有评论指出，对瘦身成功的赞颂，可见经营与塑造身体已成为潮流。2022年某国际咨询公司发布的《健康消费图鉴》显示，超过60%的中国消费者视健康为头等大事，这一比例远超发达国家。健康关乎生存，关心健康无可厚非。然而，当对健康的追求被转化为健康消费，当健康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足见一种系统性的健康焦虑正在弥散。一个突出表现是，近几十年来“亚健康”这一伪概念广泛流行，国人健康焦虑不断凸显，商业化炒作与健康生意乘势火热。

近年来，癌症慢病化、慢病年轻化、精神疾病弥散化等问题逐渐涌现。这构成一个吊诡的悖论：经济发展似乎带来反向的健康后果。对此，需要认识到：一方面，患病与衰老相关。随着寿命延长，依靠先进技术发现疾病的速度和效率大为提升，就有了慢病化、青年化的现象。另一方面，20世纪70-80年代左右，中国人的疾病谱发生变化，总体由传染病转为慢性病。在疾病谱转型以前出生的中老年群体的健康负担，进一步复杂化。而青年乃至少年群体，不仅面临营养摄入与消耗不平衡导致的“慢性病”，也可能因精神与心灵上的孤寂感，陷入身心症状叠加的健康问题中。

总体而言，“医疗化”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趋于明显。公众逐步接受自己患病或成为“潜在”病人的认知，而医生也因“泛医疗化”催生的巨大需求而压力日重。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疾病和健康问题，有必要关注症状背后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多重因素。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社会观察专栏特稿，由作者授权发布。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社会观察

2024年第2期 总第175期

“上火”的中国人？

——丰裕时代的健康与疾病

▍系统性的健康焦虑

近年来，健康问题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从席卷全国的养生保健热潮，到眼花缭乱的医疗健康资讯，从频频肆虐的新型病毒变种，到竞争激烈的生物医药研发，讨论健康问题俨然成了一枚社交货币。据2022年某国际咨询公司发布的《健康消费图鉴》调查显示，超过60%的中国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视健康为头等大事，这一比例远超发达国家。健康关乎生存，关心健康无可厚非。然而，把对健康的追求转化为健康消费的投入，并不断延展健康问题的范围，折射出社会中弥漫的系统性健康焦虑。

这种系统性的健康焦虑的典型表现之一，是近几十年来“亚健康”概念的流行。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青岛医学院的中医教授王育学根据中医提出的“未病”理念、苏联学者提出的“第三状态”理论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结合《国际疾病分类》，自创出“亚健康”概念。作为这一概念的创造者，王育学并未给出明确定义，只特别提出，造成亚健康的主要原因是疲劳症，并把众多属于焦虑症或情绪类疾病的身心征兆视作亚健康状态。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项针对人群健康状况所作的研究，曾受到青岛海尔药业资助。

1996年，“亚健康”理念开始走红，《健康报》甚至专门开辟学术探讨专栏。当这一概念被医学话语吸纳，媒体报道、产业营销、政府健康干预也随之跟进。有论者犀利地指出，归根到底，这一伪概念在世纪之交迅速发酵，是商业化炒作的效应，是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危机、医疗改革、生活更新等剧烈社会转型的副产品，背后反映了国人深深的焦虑与不安。

在“亚健康”之外，公共健康领域的诸多发展动向，也都深深地印刻在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成为当代就医体验、医疗实践的一种缩影。例如，自2005年以来，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逐渐升级，医患甚至发展成恶性“医闹”事件。又如，2016年，因相信百度搜索的竞价排名广告，年仅21岁的魏则西在“莆田系”医院接受无效的抗癌治疗后去世。这些案例都曾引发大规模讨论，对社会人心造成不小冲击。再如，近年来精神疾病弥散化、年轻化趋势明显。《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40%的中国青少年感到孤独，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50%，大学生轻度焦虑风险达38%。

事实上，健康焦虑已不单单是一种个人对自身及亲友健康状况的担忧，更指向广泛的健康与医疗危机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潜在威胁。那么，公众的健康观念和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人们为何对健康与医疗需求愈发迫切呢？

▍健康生意火热的根源

纵观当代中国人的健康认知与医疗实践，一方面，以西方生物医学为核心的西医实践逐渐占据主流，另一方面，人们仍旧向传统中医药、仪式治疗等多元医疗寻求帮助与支持。事实上，对健康的认知内在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健康与医疗实践都指向“健康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

在近代中国，国民的健康与救亡图存运动紧密相连。健康想象与民族自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一个强大、自主的民族等同于健康、有纪律的身体”。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健康与国家重建息息相关。基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原则，国家将卫生工作纳入到经济和社会重建的整体事业中。建国以来，我国在低收入条件下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聚焦预防、控制并消除传染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确保基本药物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同时建立和实行城乡国民卫生保健服务体系，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初级保健服务体系。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公费医疗加劳动保险）占80%以上，患者自付部分低于20%，这使得人民群众尤其是部分贫困群众的健康水平和卫生状况得到改善。这一时期的健康叙事，既以国家统一为前提，又是国家开展建设的手段。国家的责任包括预防疾病和减少病痛。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响应毛发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投身赤脚医生队伍。

改革开放后，医疗领域的改革开始引入市场化机制。1985年中国启动第一次医改，改革的主要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只给政策不给钱”、“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等等。在新思路下，公立医院转而采取“以药养医”等策略来创收。

历史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03年卫生总费用达6623.3 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0%左右上升到5.65%。从结构变化来看，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上升很快，从1980年占卫生总费用的20%，一直攀升到60%左右。居民人均医疗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成为仅次于食品、住房的第开支。政府的卫生支出却从36.2%下降到 17.2%，平均每年降低约1个百分点。

这种结构变化反映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市场化转向。市场化不仅在制度层面上改变了医疗供给系统，还在观念上激发民众对健康和医疗的个性化欲求。

首先，当凭借经济能力选择医疗服务的逻辑主导供需市场，健康问题的责任向个人转移，自主健康管理观念也逐渐蔓延。在市场化的环境下，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运动、饮食、睡眠等都和健康指标关联，营养学、食品科学、运动科学等领域源源不断地生产健康知识，指导人们进行健康管理和自我监测。其次，市场竞争逻辑向个体传导，促使个体为了提高自身能力和市场价值，服用保健品、补益药，健身锻炼等成为潮流。最后，市场失灵、金融危机、社会风险等触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以抵御风险之名，健康保健市场成为长盛不衰的吸金领域。

有学者将这些现象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扩散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推行后给个体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感，如弹性积累带来员工流动性与短期工的增加，劳动者不确定感加深；对竞争力的强调使人们常处在高压状态中，罹患精神疾病风险增加；贫富差距扩大，相对剥夺感增加，还有跨国流动频繁所形成的食品与传染病的风险增大。”

当不安感被频频制造出来，健康生意的火热趋势势必不会衰减，而是愈演愈烈。今天，运动健身、保健、有机饮食、西医手术、中医调理、心理治疗、情绪消费乃至求神拜佛，各种指向安定身心的方法都能一呼百应，各种宣扬助益健康的活动都能被成功商品化。健康需求摇身一变，成为一股源源不绝的消费动力。

▍丰裕时代的病痛悖论

与社会中的健康焦虑情绪形成对应关系的是，癌症慢病化、慢病年轻化、精神疾病弥散化等问题也陆续出现。这是一个颇为吊诡的悖论：经济发展似乎带来了反向的健康后果。经济明明在发展，医疗技术明明在进步，健康投入明明在增加，人均寿命也已显著提高，整个社会正从匮乏时代进入丰裕时代，但疾病问题却加剧涌现。对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国民健康状况的复杂性，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把握。

一方面，患病与衰老相关。依靠先进技术，人们发现疾病的速度和效率大为提升。以癌症的发生机制为例，当人体的正常细胞在无数次分裂后发生突变，引发了不受限制的增殖，就会产生癌变。这意味着，患癌从来就是一个概率事件。随着寿命延长，人们使用更加发达的医疗检测技术，患癌检出率自然会升高。相比医疗资源匮乏时，患癌一检测就是终末期，治疗选择也相当有限，当下通过常规体检排查早早发现病征，可以及早介入治疗，也就有了癌症慢病化、青年化的现象。

另一方面，按照患病率或病发率对疾病进行排序，中国人的疾病谱发生了变化。当下人们面临的健康威胁，总体由传染病转为慢性病，并逐渐转向退化性疾病（例如阿兹海默症、帕金森综合症）。201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15岁及以上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为34.3%，与2013年的24.5%相比，慢性病患病率快速上升，且农村增速超过城市。其中，55岁至岁人群慢性病患病率达48.4%，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发病率达62.3%，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重大慢性病占我国疾病经济负担超90%。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指明慢性病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一类疾病，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与急性病和传染病相比，慢性病起病隐匿、病程较长、病因复杂、难以治愈，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长期影响。在长期的疼痛与不适中，慢性病的患病状态会侵蚀个人的身体、意识、自我认同乃至信念。这意味着，与病痛共存成为生活的常态。

事实上，我国城市居民的疾病谱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变，农村居民相应推后到20世纪80年代。在疾病谱转型以前出生的，主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成长期经历过物质匮乏和营养不良，当社会经济日渐丰裕后，又经历了营养过剩，再加上年龄增长，“富贵病”便会找上身。他们面临双重病痛的困扰，一方面是以关节炎、椎间盘疾病为代表的“过度损耗类慢性病”，另一方面是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代表的“过量摄取类慢性病”，有的则是两者叠加。这意味着，老龄群体面临的健康风险增加，健康负担也进一步复杂化。

而在疾病谱转型后出生的青年乃至少年群体，虽然已经告别温饱问题，但习惯久坐、频繁熬夜、重口味饮食、高热量摄入等生活习惯，以及体力活动大大减少，也导致他们开始遭遇各类“慢性病”的困扰。他们不仅面临着身体营养摄入与消耗的不平衡，也可能面临精神与心灵上的孤寂感，身心症状叠加，使他们也陷入健康问题的纠缠之中。

▍“泛医疗化”语境下的病痛

系统性健康焦虑的扩散、健康生意的火爆、中国人疾病谱的转变以及病痛悖论的出现，其实反映了“医疗化”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由此带来复杂后果。“泛医疗化”在多个层面都有体现：

第一，在疾病认识层面：

医学知识不断扩张对疾病或不健康的定义，以至于出现疾病扩大化趋势。一些非医疗问题或违反社会规范的偏差行为，也被医疗化定义与治疗，如多动症、强迫购买症等。这使得原先不是症状的身体现象，都变成了症状。

一些社会层面、个人性格层面的问题也转为医疗定义下的疾病，由药物或医疗机构对人进行管控。例如针对“反社会人格”、“边缘性人格”等，有人通过药物甚至是电击来治疗。同时，利益相关主体以健康、公共卫生之名，形成科技、 政策与药企的复合体制，在围绕疾病防治的社会治理过程中牟取利益。

第二，在医疗体制层面：

医疗体制的官僚化、科技与医药产业过度泛滥、专业垄断、决策权过于集中、将生命与社会问题归为医疗问题等等，都使医疗变成管理社会的体制，对临床、社会、文化造成反效果，如过多的手术与药物摧毁身体自愈能力、医疗主宰生老病死的经验，扼杀人们学习面对疾病、生命议题的能力。

第三，在个人层面：

医疗由原先的疾病治疗，扩大为牵涉生存各层面的生活形态医疗，它成为个人社会认同与存在的基础，也成为行动者解决具体困难的策略。

“泛医疗化”的结果是，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公众最终接受了自己患病或成为“潜在”病人的认知，以至于愿意接受生活方式管理、医疗监控或医治行为。

而提供医疗救助的普通医生，实际上也在“泛医疗化”所带来的巨大医疗需求潮中，面临日益加重的压力。与医疗化的大规模扩张相比，医疗系统所能提供的诊疗服务，显得越发窄化。

首先，就诊被处理成围绕生理症状展开的诊断和治疗，并把治愈的可能性作为行动依据，疾病带来的痛苦甚少被看见。经医学术语裁剪后，患病由一种社会性遭遇转为一种生理表征，医患之间难以在同理心的基础上建立联结，冷漠背后滋生着潜在的不信任，从而埋下医患关系紧张乃至冲突的祸根。

其次，求医行为被窄化为消费支出行为，个体与家庭应对疾病所需的支持与照护被忽视了。以慢性病为例，患者身体上的疼痛与不适固然需要及时治疗，患者如何顶住压力、重建自我，如何保持与亲友的关系，如何把握生命和生活的状态，都是患病后面临的挑战。而这一切的背后，还需要病人之外的照护者不断付出。

最后，疾病背后的社会根源被忽视。片面从生物医学的解释框架做出诊疗，回避疾病背后的深层危机与苦难，无益于缓解生存处境的压迫性，反倒可能加剧病痛。

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使用疾痛（illness）一词，以区别于疾病（disease）的涵义。疾痛，意味着鲜活的身体体验和切身感受，“意在表现人的难以避免的病患经验：可怕的症状、苦楚和困扰”。疾痛，是指

“病人及其家人，乃至更广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接受病患事实，带病生活的，又是如何对付和处理病患的症状以及由之引起的各种困苦烦恼的”。

就此而言，我们今天对疾病和健康问题的关注，有必要从生物医学的诊治框架，转为关注症状背后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多重因素，理解患者的生活环境、心理认知和情绪状态。只有将患病的生理过程与病人的意义世界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才能有助于缓解疾病带来的苦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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