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留给现代人的疗愈方案

2023-11-22 17:10:37来源：

导读在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我们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落入人生的低谷、无法与自己和解、掉进回忆的泥淖……回望一千年前，苏轼一样经历了...

在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我们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落入人生的低谷、无法与自己和解、掉进回忆的泥淖……

回望一千年前，苏轼一样经历了种种挫折，无论是乌台诗案身陷囹圄，还是被贬黄州踽踽独行，一波三折的人生故事并没有湮灭苏轼的精神高地，他为我们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自洽方案”：“洗身洗心”的反思法、和古人对话、保持好奇心和对生活的热爱、与朋友交流等等。

人生当如苏东坡，自洽、酷、随遇而安。

下文摘选自《苏东坡万有应用商店》，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反思，可以净化灰暗的心境

元丰二年（1079），42岁的苏轼遭遇生死劫，乌台诗案让他在狱中待了100多天。43岁，他被贬到黄州，最初只能寄居在定惠院里，并经常去安国寺。他倒是真的开创了一个方法，叫“洗身洗心法”。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黄州安国寺记》

与其抱怨人生、抱怨别人，充满不满和悔恨，不如平静。面对越大的事情，就越应该静下来，反思。反思，可以清空、净化曾经灰暗的心境。洗身，据说人在洗澡时，思维最活跃、最新颖，我们的思维开始漫游，而我们紧随它之后。洗心，就是很有心理仪式感的事儿了，以水洗水，物我两忘。

人要审视自己的外部环境，内观自己的灵魂。“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人应该在裂缝里窥见真实的自己，反思自己的过往、性格、行为、弱项、短处。越痛苦，越要直面。

刘旦宅《东坡取泉图》

他写《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其背景是，从狱中出来，长途跋涉到黄州，寄居寺庙。突然来到了信息有巨大不对称、未来有巨大不明朗的陌生环境里，生活突然很寂静，“幽人无事”“清诗独吟”，他的内心也会空、会虚。他因言获罪，想想还是后怕——“醉里狂言醒可怕”。

还有他日后说的“吾平生最得意诗”《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里提到，“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他找到了知己海棠，风姿高秀，兴象深微。

内心投射出一朵花了，好像静的效果，有了一些。人应该在一段时间内安静下来，然后沉潜，去抓住一些新形成的灵魂气象。还有《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寂静中，他又找到知己孤鸿。内心是纯净、纯粹的。认知到了这一点，并笃定自己的追求，那净化流程算是基本完成了。孤独其实很珍贵，知道如何独处，懂得自己陪伴自己，会让你更加自信，也知道如何面对外人与外境。

《黄州安国寺记》里写道，“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你看，他也在求药方，人在低谷的时候，就是要寻找药方，疗愈自己。“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你看，“洗”字出现了，为的就是净。

你看，他说不改掉那些致命短板，后面还是会“复作”。挑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去面对，就是用对劲了。活在当下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

苏轼真是现代友好型古人，重要的过程、概念，他会反复强调。他还总结成了《安国寺浴》这首诗：

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衰发不到耳，尚烦月一沐。

山城足薪炭，烟雾蒙汤谷。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

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

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

荣辱洗了，身心安了。跟自己的心灵对话完成了，阶段性地与世界和解了。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净化自己，思己过，然后开始韬光养晦。他常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境地。他给朋友的信中也会提到，自己要变得低调，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时常讥讽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个性，保存自己的“不合时宜”，但应该经过深刻的分析、选择，而且自己的意识一定要保持提升。

保持提升的办法，不是在痛苦之后，知道对自己好、怜惜自己，而是让痛苦也成为至宝，所谓“美好出艰难”（苏轼《和陶西田获早稻》），能够让自己克服身上的局限性，锤炼更强大的内心。

内心强大怎么来的？是知道要靠自己，并且愿意重新了解自己、看待自己。后世的王阳明也厉害，他34岁为了忠义人士得罪太监刘瑾，被廷杖四十，入狱的60多天中，他在狱中打坐；当他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的时候，他静坐在一具石棺面前，努力参透生死，终于悟到“吾性自足”，完成了苏轼未完成的反对理学禁锢人心的解放实验，所以明代董其昌说，王阳明的心学源头是苏东坡。

我们现代人都会说，在低谷的时候，要懂得对自己好、保护自己、爱自己，其实它忽视了一个步骤——解剖自己，反省自己，分析自己的痛苦和挫折的来源，净化自己，这样才能有更高级版本的自我诞生，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逃避对自己的反思，还会重复原有的痛苦。人类需要身体和心智上的挑战和，否则就会退化。使我们心神不宁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对其意义的解释。所以，自己的境界和格局为什么重要？那是让自己心神安宁的实质力量。

迷失时，要选择艰难的路。做艰难而正确的事情，才能拥有长期主义的“安”。

在现代心理学中，有一种认知疗法，步骤大约如下：写下感受；给痛苦打分；明确到底发生了什么；纠结和拧巴在哪儿；理由和证据是什么；幻想一个超级对话者；再次确认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描述新感受；再给痛苦打分。

其实苏轼疗愈自己的过程也差不多：非常明确地写下感受，然后感受痛苦和疼痛，剖析自己，找问题的症结，经常给人写长信，后期还和完了所有陶渊明的诗歌，他的对话者是多个、多元的，更新自己的生命领悟，也活出了新的生命版本。我们也可以啊！

东坡的酷：放纵与理性间的平衡点

在现代人眼里，“酷”一般指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代表非同凡响、有品位、有魅力。

齐得失、超生死，苏轼的这种心态在现代看来就是酷。放下一颗计较的浮躁的心，不去处处争抢，其实就是“酷度”在增加。

在现代社会中，排行榜、指数、流量更加直观地量化出人世间的游戏规则，在规则面前，所有人都是“寄居棋子”“数字拥有人”。能跳出这个游戏规则体系，不困于系统中，追求自己独特理想和安正的人，在我眼中就是酷。

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觉得除了“倚杖”这个最直观的靠自己的精神之杖的苏轼形象外，“逆旅行人”就是我脑海里浮现的他的第二个形象，是一个背影，与困境逆境狭路相逢，勇敢直面，孤单地深入虎穴，真酷。

刘旦宅，东坡执杖背影图

我告别过一些曾经很好很亲的人，记得的总是自己的转身和他人的转身。我觉得不纠缠、不牵连，坦然接受分别，留个潇洒的背影，也是一种酷。

人不能太纠结在拥有和失去上，人生就是一套流程，终究都会经历，也终究都会过去。即便是面临死亡，也要全然接受。

所以，酷是一种深进和超越，是一种对于自我的笃定和坚守。“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赤壁赋》）

酷也是一种强行认定解脱、后来真的慢慢习得解脱的，强烈的风格。

我还特地去研究了现代“酷”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酷是简单低调。简约风格是外观，酷也包含了内在情感世界。酷不会是热的，不会是过多的，也绝非色彩缤纷的，而是一种故意的“过少”。最好不要说话，对自己说就好了，一个人行路，一个人照镜子，酷的角色是人海中的孤岛，“倚杖听江声”。自持自重，找到自己内心不枯竭的力量，好像就是酷吧。

乔尔·迪纳斯坦在《酷的起源》中提到，其实“酷”概念的发展在现代世界有实际性的支撑。酷的存在，就是把异质体之间的相通性找出来，酷将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与白人文化各自崇尚的男子气概合而为一。

怎么理解呢？首先，它从英国那里学来了处变不惊——这是自维多利亚时代流传下来的上流社会品质，是一种典型的绅士风范，英国人自嘲是“被上帝冻住的面无表情之人”。绅士文化强调的酷，背后是一种自律。自律是一种美德，而且可以后天培养，这种平等性让所有人欣喜，每个人都可以修炼，这也是斯多亚主义能够盛行于欧洲的原因。

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随后“二战”带来的幻灭感，让人们充满了阴暗、压抑的负面情绪，各种非主流思潮诞生了，特立独行成了某种暂时性而又必然的救赎。那些爵士乐手、玩世不恭的歌舞艺人、铁面无私的侦探等新角色纷纷登场。

总要有一个词总结这些人的特质，人们就说，那是cool ！酷！

你看，酷也是一种对立统一，也是一种自洽。到了20天写就12万字的《在路上》的凯鲁亚克那里，他代表了垮掉的一代，体悟到“涅槃即是酷”。

苏东坡之于苏轼的超越和再生，也是一种涅槃的酷。生死劫，不是谁都能度过、体验的。虽然苏东坡依然困在权力系统里，但他的人生实验出了一个新版本。

涅槃状态，就是沉浸在冷静沉着的思维状态中；涅槃之人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寻找到冷静的思维空间。禅定就是心如止水，是精神平衡的理想状态。

酷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有力量，凭一己之力坚守自己的性情、自己的个性，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仍然有自己的内心世界。

从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清谈、服用五石散开始，颓废和灵性形成了一种别致的酷。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被全新地开启了。

苏轼从小接触道教，道教名山青城山离他的故乡眉山也就100多公里。母亲程夫人在他8岁时就把他送到道士张易简主持的天庆观学习。学了三年，他跟陈太初两人是学得最好的。苏轼学什么都是数一数二的。

有时候，逃跑和逃避也是人性自然的选择，但有些人选择更加勇敢地直面。“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苏轼《初到黄州》），口出狂言、头脑发热是酷，安安静静地转到另一个冷清的世界做一些清净的无用的努力，比如黄州时期搜索奇闻逸事写《东坡志林》，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之外调剂一下，也是一种清新无用的酷。

苏轼曾表达对北宋宰相王曙的父亲王景纯退居隐逸生活的羡慕——景纯弃官回家，只是为了多读书，买的、抄的加起来都有了一座藏书楼——于是写道：“养气如养儿，弃官如弃泥。”（《赠王仲素寺丞》）

苏轼对于道教其实也是客观看待的，他本人曾成功地炼出了朱砂，虽然“欲玩物之变”，但“决不敢服也”。他认为，如果修行不足、道德不备，还服用了丹药，就会遭遇失官、死亡等可怕的灾难。

所以，他只是永远保持着好学和好奇罢了。只取用所有现存哲学知识体系中与内心相契合的那部分。他好像从来都能把自己从绝望里打捞出来，就是因为他对宇宙和人世还留有好奇心。

所以这里也能非常明显地看出，他的酷是一种平衡，放纵和理性之间的平衡。黄庭坚在《题东坡书道术后》写道：“东坡平生好道术，闻辄行之，但不能久，又弃去。”

他喝酒也维持着某种平衡，酒量不大，喜欢看着别人喝，总是醉，又醒来。“酒醒却咨嗟”（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酒醒”之后，他不是逃离世界，而是在有限的处境中，借助诗情酒意去领会无限的人生意义，“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他总是酒后画竹，更畅通无阻地表达艺术。

所以，在他那里，酷还是一种酒神精神，敢于承担生命自身的无意义、悲剧性而并不消沉衰落。

黄州，苏轼的“自洽”之地

苏轼在黄州的心态经历了一个由不适、求适到安适的过程。

离开湖州，在东京经历一番生死劫后，他来到黄州。留了一条命，虽悲伤、难过，但至少命还在，新的自我总会慢慢发芽的。

他能做什么呢？把少年时候就想做的研究学问之事做了吧。至少现在，时间比以前多得多了。研究自己的哲学之根，会让他的文学、艺术等迸发出全新的精神力量。

他写成了《东坡易传》，试图解决身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在最适合的时间、最困顿的心境里，研究最适合自己的学问，这也是人生乐事吧。

在研究《周易》的时候，他思考着“幽人贞吉”“通二合一”和“无心而一”等命题，思考着这个世界的起源。他觉得，阴阳交合为水，水万变，人的生命也如水，随物赋形，随遇而安，水到渠成。

他试图最透彻地理解性命情、儒释道、悲情柔情，他自洽了。

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形成了隐约而不愠的心态，至一而无我、物我两忘的心境，以及静以待其定的进退之道。宋神宗比他小11岁，他的前途黯淡无光，明流暗流汹涌是必然了，但除了安静、等待、忍耐、努力做自己喜欢且有价值的事情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

王利军《听竹》

苏轼独特的易学思想，不仅以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出现，更转化为其黄州时期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

不愠不躁，任何时候都要安静，在低谷也要安静，煎熬也要安静。不是说不能情绪发作，将悲伤、愤怒尽情释放，而是明白了，释放完了，得有源源不断的静气补充，得知道自己此生的“真己”。

是的，他做到了，无论是学术研究的大部头著作《东坡易传》，还是最经典的宽慰自己也抚慰世人近千年的诗词，如《寒食雨二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赤壁赋》《后赤壁赋》，还有著名的行书《寒食帖》，都诞生于这一时期。

黄州，好似他的精神原乡，雪堂就是这个如水、崇水的让人安定的地方。他在这里习得“幽独”，他这种如水的精神，在此刻安静的等待中晶莹剔透，更加笃定。

所谓“幽独”，最早出自屈原《九章·涉江》：“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无怪乎刘禹锡将庄子和屈原精神相结合应用于诗文。在这样的大江大河边，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可以感应到很多气息。

在我的研究和假设中，我认为苏轼自己有一个人物序列，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庄子一脉的人物，庄子—嵇康—陶渊明—王维—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还有颜回。

在黄州，他的处境更像颜回，没有俸禄，却还在这个体系里，但还是能做到“孔颜乐处”，那是学者安身立命、心灵安栖的精神家园。唯有充分认识到个体自我生命的重要性，积极追求自由的体验，才能在劳世中休闲。

“舞雩风流”，追求的是个体性、自由性与超越性。

日常是功利的、忙碌的、非本真的，要有超越日常经验的认知。知足、自得、行修于内。当人以自我的内在超越为人生价值意义所在时，便不会在意环境的变化。

颜回的精神是什么呢？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审得失而不惧，养自己的胸襟和志气。

黄州时，苏轼从公共事务回归到私人领域，他在写给司马光的信《与司马温公》里说：“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与王国定》里他说：“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

以赛亚·伯林说，当世界残酷而不公，当一个寻求幸福、公正或自由的人觉得无能为力，当他发现太多的行动道路都被堵塞之时，退回到自己便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

“美恶在我，何与于物？”（苏轼《答毕仲举》）

韩愈认为，颜回之乐是哲人之细事。颜回在唐玄宗时期被尊为亚圣，而韩愈尊孟抑颜，苏轼在徐州时候，对韩愈进行了驳斥。你看，到了黄州时期，他还用自己的亲证，证明了颜回精神的实效。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趋乐避苦，安于享乐，颜回能于微陋间自得其乐，正是其人生境界高昂的表现——“我求至乐，千载无偶。执瓢从之，忽焉在后”（苏轼《颜乐亭诗》）。

语言是历史的倒影。只是颜回留下来的东西都散落在别人的典籍之中，多是传说和象征，不免可惜。我更喜欢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事物和言语，现代人在意逻辑上的细枝末节，因为那样更方便于学习和普及，不然什么都要靠心领神会，太玄了。

黄州时期，还应该想到的是夜游，最著名的是那篇《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在低谷，与朋友在夜间清雅的活动中疗愈自己，倒也是我们现代人可以学的。他在密州领悟的超然精神，在黄州得到了实践，真正需要乐观积极、随缘自适的时候。在贫乏中发明新鲜事物，大概也是一种自觉吧。

黄州还有什么值得特别提起的呢？哦，各种各样的真心朋友来探望他。很多人因为怕牵连，都不敢靠近他，但那些真正以诚相交的人出现了，以少时好友巢谷最为典型，他陪在苏轼身边，据说还在雪堂里教授苏轼的两个孩子苏迈、苏过。

巢谷有一个家传的防疫的方子，很珍惜，连儿子都不传授，但在苏轼苦苦央求下还是给了，巢谷对兄弟真是没话说。巢谷把药方给苏轼的时候，让他指江为誓，秘不传人，但苏轼还是把圣散子方用于疫情治疗，并且传给了庞安，庞安把它写进了书中（见苏轼《圣散子叙》）。

巢谷宽宏大量，原谅了苏轼。在苏轼晚年又被贬海南时，73岁的巢谷还是千里奔波而来，死在路上。《宋史·卓行传》里写道：“巢谷于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难。行其所难而安焉，岂非卓乎？” “行其所难而安”，这就是巢谷的精神。

在黄州，苏轼的乳母任采莲于元丰三年（1080）去世。元丰四年（1081），苏轼纳朝云为妾。从熙宁六年（1073）带回朝云至此，8年之间，他亲自教朝云各种学问，这个知己也是他自己培养的。

他先住在定惠院，元丰三年五月到驿站临皋亭，最后在当地官员百姓的帮助下营建起东坡。而后，他在东坡修建了雪堂，还游览武昌西山，在西山修亭子，并在游玩时寻得石菖蒲来制作观赏景观。此时他的内心，应是安静闲适的了。

在黄州，他又开发了许多新技能，种地做饭，酿酒养鱼，还能治鱼的皮肤病，更是房屋设计师、微缩景观设计师等。

刘旦宅《东坡种茶图》

《黄泥坂词》就记录着，他从临皋亭出来，经过祠庙，经过黄泥长坂，到达雪堂。“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他表达着悠然、喜悦与旷达，还有艰辛和回朝无望的悲凉。

在营建东坡的时候，他向大冶长老求得桃花茶要栽种于此。各种丰富的植物品种，都是在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想到的人给他的。《记游定惠院》中写道：“道过何氏小圃，乞其丛橘，移种雪堂之西。”他喜欢一整天都待在定惠院商家花园，回家路上在何家见到橘树，就要了几株回家种在雪堂西畔。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真的安定了每天的时光。

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有对东坡全貌的描写：堂前有苏轼亲手栽种的柳树，树前是修浚的井口，西面有小泉，在堂下则是苏轼种植作物的地区，有稻田、麦田、桑林菜圃和大果园，雪堂后面是菓菜堂，农舍后是四望亭……

黄州是苏轼版本升级的关键所在。

知行合一，可洗身心

苏轼在乎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跟我们现代人推崇的慢慢地向内求、注重过程也是相合的。

他的性命论是“无我无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因物赋形”，“无心而一”，“随缘放旷”。

这么一看就知道，他是真正的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就是念头一起便去做了。所以苏轼才那么强调“无心”。

他强调“常静而无心”，在这样的精神体验中休憩，获得温柔而坚定的源源不断的力量。佛家说，我当下空无。

道家说，我返归天地。

儒家说，我就在这里。

但“这里”充满了不确定和变数，充满了吉凶、悔吝、得失，所以需要澄净念头的方法，需要在天地自然中的休憩。

《东坡易传》实现了三教融合，进入了“无心而一”的思维场域。

当被贬惠州时，他以这套方法“自用”。以静处变，观物之正，感物之情，神与物交，获得一种无心的精神体验，然后带着这种体验重新回到现实，应物而作，身安自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