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将交友软件里的年龄调低到14岁: 一场关于性骚扰的社会实验_陕西

原标题:当她将交友软件里的年龄调低到14岁: 一场关于性骚扰的社会实验

一周内，社交软件上标记为14岁的她在陌陌与探探上已经收到了近五百条成年男性的“邀约”。

夜深了，时针走向了12。手机上的红点仍不停地增加，聊天框里充斥着意味不明的暧昧话语、轰炸式的连续追问。看着对话最上方显示对方“距离500m”的字样，她手心冒汗、微微颤抖。关掉手机，她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平静下来，可恐惧消散不去。这些信息在她当晚的梦里，获得了具体可怕的形象：陌生男性不怀好意的眼神。

这是她的噩梦，也是五个成年实验者的噩梦。

6月30日至7月3日，五位实验者进行了一场与“性骚扰”相关的社会实验。她们在社交软件上扮演不同风格的女孩，想要知道不同类型的女性受到性骚扰的程度有无差异。

然而，从扮演一名14岁的女孩开始，实验走向变得不再可控。在她们录制的播客里，参与实验者将这场社会实验描述为“打开了一扇地狱之门”。

播客软件上，这一期播客播放量已破1.4万。

一场与“性骚扰”相关的社会实验

不同类型的女孩受到性骚扰的程度会有不同吗？

周玥今年37岁，是注册在香港的一家心理学社的教师。平时关注性别议题时，她没少见到网络上有人用“受害者有罪论”来攻击女性受害者。这个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她想做一场社会实验，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6月30日开始，她和几个朋友进行了一场为期四天的社会实验。

他们设计了四个各不相同的女性人设：富有且性感的成性、充满个性的酷姐、20岁出头的邻家妹妹型女孩、16岁的女学生。之后，他们将实验成员们进行AI换脸后的照片放在社交软件（陌陌和探探）的主页，其中，前两个人设的照片穿着性感；而邻家妹妹与16岁女孩的照片则衣着普通，不强调身体曲线。

之后，他们分别扮演并统计这四个女孩受到性骚扰的数量。为了保证数据更加客观，周玥还为成员们运营账号列了一些规则：不主动给人发信息；不能在语言上有任何的诱导和好感暗示；16岁女孩必须告知聊天者自己是未成年。

这个16岁女孩，是由五个实验者中年龄最小的赵晓韵来扮演的。赵晓韵今年19岁，她觉得扮演一个比自己小3岁的女孩并不难。看着AI换脸后那个与自己有些“神似”的16岁女孩，她感到新奇、有趣：这个16岁女孩留着齐刘海、扎着丸子头，穿一身粉色的上衣与牛仔裤，双手托脸笑着。她会在社交软件上收到怎样的聊天信息呢？赵晓韵想，应该就是聊聊爱好、分享有趣的事情吧。

赵晓韵之前没用过陌陌和探探。第一天早上她打开软件，消息多得她划不过来：“我划得手都要秃了，就感觉：哇，这软件真强大，人真多啊。”第一天，赵晓韵就收到了48条打招呼的信息。

然而，信息的内容出乎了赵晓韵的意料。

实验者提供的聊天截图显示，在赵晓韵收到的信息中，性暗示、性邀请不在少数。而那些原本在赵晓韵看来属于“正常的打招呼”的信息，也会在赵晓韵简单回复后，逐渐与性扯上关联。

赵晓韵说，即使她表明自己不懂、强调自己只有16岁，都无法让聊天者停止性话题。“他们就非得引到那方面，你不想探讨这个内容，他们都不罢休，就一直提、反复提。”

第一天，“16岁未成年少女”所收到的性骚扰消息是四个人设中最多的。实验者们提供的数据显示，16岁女孩共收到48条打招呼，选择性回复了其中20条后，之后的聊天中有10条为性骚扰。“富有的成性”与“邻家女孩”受到骚扰概率在1/6到1/8之间，而“酷姐”人设所遭遇的性骚扰比重是四个女孩中最少的，约为1/8。

阮梦是一位30岁的英语口语老师，在实验中负责酷姐账号的运营。对于酷姐的数据结果，阮梦推测这可能是因为酷姐面对性骚扰时会立刻反击，让聊天者觉得不好操控，这样一来，“他们的约炮成本、时间成本、聊天成本都是不受保障的，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撤退。”

李骅是团队中唯一一位男性实验者，在负责运营性感成性人设的账号的过程里，他也做了和赵晓韵类似的噩梦。在软件上，他收到了不少中年男性的骚扰，其中有一位男性被拒绝后还提出了“你能不能当我的儿媳妇”的要求，“做梦都是大爷追着我要微信，说‘美女好美’。”

一次，赵晓韵发现骚扰者离她仅有100米。“你可以想象一下，（骚扰你的）这个人有可能是你旁边的邻居，也有可能是楼上的一个人，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擦身而过的一个人。”这是赵晓韵认为最令她害怕的一点。

白天实验中所接收到的信息，化成了赵晓韵的噩梦。梦里，陌生的男性一直在身后追赶她。在噩梦中醒来后的第二天，她再打开软件时感到了强烈的不适与排斥感。当天晚上，实验的第二天晚上，赵晓韵提出退出实验。

未成年女孩的账号由周玥和阮梦继续负责。在分析数据时，周玥认为：“可能十六岁这个年纪还是有点暧昧，给人感觉算是接近成年了。”

周玥决定，将未成年女孩的年龄下调到14岁。

14岁女孩

“我们这个实验就从那一刻开始走上了一条混乱之路。”周玥说。

年龄被修改为14岁后，“她”所遭遇的性骚扰呈指数倍增长，超过了前三种人设的总和。实验者们统计的数据显示，两到三天内，面向14岁少女的108个打招呼中，便有55个性骚扰。截止到实验结束，周玥估计主动来接触这位14岁少女的有四五百位男性。

社交软件上有些聊天者会在明知道女孩的年龄的情况下依然进行露骨的性骚扰，裸的性邀约也不在少数。一次，当阮梦登录账号、代入进14岁女孩的人设时，一个聊天者毫无铺垫地发来了一张隐私部位的照片。“我整个人脑子里的一根弦就崩掉了。”在非常愤怒地用语音把对方骂了一顿后，阮梦连对方的回复都不想看，立刻将其拉黑。

除了直接的性骚扰外，14岁女孩所收到的信息中还有不少“好哥哥”、“好叔叔”类型——聊天者们会假装自己对女孩很好，提醒她提防坏人，同时又不断地用言语、金钱诱导她。

这类聊天者会在一开始提醒女孩“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那些所谓的赚钱， 99%的都是骗子”、“外面的世界很危险，你要注意安全”。其中一位聊天者以“保护”之名，命令女孩把陌生人都删掉：“你现在把你的微信联系人截图发给我，我看你到底删没删。”之后，男人还主动提出给女孩零花钱，让女孩“长大后用别的方式还”。

为了让未成年少女认为这种关系是“正常的”，聊天者会以“社会经验丰富的成年男性”自居，告诉女孩很多“社会知识”。比如，其中一位聊天者说：“如果你同学突然很有钱了，那肯定是陪睡了，不会出现第二种情况。”“养成游戏”、“小女仆”等词汇，也常在聊天框中出现。

周玥还遇到一位自称33岁的聊天对象，他经常提起自己有一个2008年出生的小网友：“ 2008 年的也就比你大一岁呗，她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比一般人都要疯狂。”当14岁的女孩询问这是什么意思时，男人说：“是的时候很疯狂，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当周玥说自己还没实满14岁时，这位聊天者便说等到她满14岁时再来找她。

在中国，性同意年龄为14周岁，任何人与不满14岁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无论女方是否自愿都属于，而超过14岁的女性自愿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则不存在法律责任。

这位知晓法律红线的男性让实验者们“气昏了头”，他们甚至产生了想要调查出他真实背景的“越界”想法。

在实验者们看来，问题的严峻性不仅体现在性骚扰的数量上。实验成员罗海蔚认为：“她收到的骚扰跟我们成年人收到的相比，是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

罗海蔚回忆起自己运营邻家女孩人设时，所收到的性骚扰都很直白，大部分一上来就是“约不约”“开个房”。而14岁女孩所遇到的骚扰类型则更加复杂，“（很多时候）她收到的就感觉更像裹着糖的毒药，不会让人直接地看出来他有这方面的想法。”罗海蔚说。

这个问题也让阮梦十分无力：“一个14岁的、不谙世事的少女，在没有经历过这些之前，当一个人以这样子的面貌出现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她到底能不能分辨？”

“当时周玥进行（下调年龄）这样子的一个提议的时候，大家都太天真了。”阮梦说。

实验阴影、回忆阴霾

周玥至今没有勇气去注销实验用的微信。她不去想这件事，也不去看这个账号。“我没有勇气去看那些不堪入目的话，就算视线只在对话框上停留半秒。”

对于赵晓韵来说，实验给她留下了持续的心理阴影。那会儿，凡是她自己认定是对的事情，如果对方不配合，她就会异常烦躁。在一次打车的时候，因为车型和费用都与预订时有出入，在可以沟通解决的情况下，她却立刻崩溃了。“我直接炸了，跟他说事情不是这么干的。”

阮梦当时为了发泄，把身边的抱枕想象成那些男人的脸，“我疯狂地去打那个抱枕。”

在阮梦上初二的时候，亲身经历过性骚扰。那天，她抄了一条近路回家，就是在那条路上，她遇到了一个男人，盯着她手。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阮梦甚至一清二楚地记得，自己皮肤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当现实和回忆同时袭来，阮梦选择在安静的房间里闭上双眼，问自己为什么这样愤怒和恐惧。最终，她发现并不是现在的自己感到害怕，而是那个被骚扰的十几岁的自己在害怕。在冥想时，阮梦强烈地感受到，这份冲击从未随着时间流逝真正过去，它成为恐惧的源头之一。她试图安抚内心那个小孩，“没有关系，现在有我可以保护你。”

阮梦不是唯一遭遇性骚扰的那个。周玥七八岁时，曾被熟人抚摸过身体。罗海蔚上初中的时候，几个女同学一起结伴去补课，在一条比较黑的小巷子里，一个男人抓住掉队的那个女孩，脱了裤子强行让她看自己的。

被骚扰时，她们年幼懵懂、战战兢兢。周玥说，自己那个时候太小，不知道什么是性骚扰。在周玥的记忆里，也模模糊糊地有言语上的骚扰，但她当时体会不到其中的“深意”。在这次实验里，周玥不得不去面对那个尚且不懂得愤怒的自己。当小时候的那道伤痕再次出现，年过而立的她再也无法回避。十几岁的阮梦并不敢向妈妈提起那个午后被性骚扰的事情，她只是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走那条小路，将遭遇这件事的责任揽向自己。

阮梦说，“在社会的规训下，女孩子更多的是向内求。我们都带着歉意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一旦出了事情，就都是我们的问题。”在她小时候，长辈们一直提醒她作为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说起某个遭遇不测的小姑娘，他们将责任定在“因为她那么晚出门”。

阮梦后来长期在国外求学，接触到了多元的文化环境，带着疑惑阅读了不少女性主义的书籍，比如上野千鹤子的《厌女》。阮梦说，这本书明确地呈现女性在生活中遭遇的那些“不舒服”，并且告诉她，为什么会这样。

实验结束之后的一天，阮梦去外面吃饭，有一个男人一直看着她。在实验之前，她经常遇到这样的凝视，基本是“不在乎”、“眼不见为净”的心态。但是现在阮梦不再忍耐。在那个男人盯了自己好几次之后，她直接以犀利的言辞“回敬”，“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能不能把自己的眼睛放在自己身上！”对方立刻退缩，再也没把视线投过来。

质疑与碰撞

实验结束之后，周玥和阮梦将成员的经历录制成了一期播客，播放量达到了1.3万，在社交媒体上也被多位博主转发。阮梦说，在录制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被这么多人看到。

一位博主转发这期播客之后，阮梦在评论区表达了感谢。很快，几个男人就来围攻她，称这是“钓鱼”和“打拳”。阮梦身边也有亲友像这样看待这个实验。“甚至他们觉得我多此一举，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就没必要去关注这些事。”

罗海蔚的男友对于这场实验同样不理解，在他看来，使用这些软件的人本来就很有可能说出不堪的话语，“正常”的男性不太可能玩这样的软件。

在几位参与实验的人看来，这些软件的初衷是为普通人提供交友平台，只是在发展过程中被严重污名化。而对于孩子们来说，看到软件本身的宣传，觉得能交到朋友，很有可能会去尝试。

除了“疑似煽动性别对立”和“软件选择不当”，实验的严谨性也遭到质疑。在播客的评论区，有些人指出，这不是规范的社会学实验，数据不足，“无法证伪”。

评论区里，还有一些声音不容忽视。在评论区里，有女孩分享自己的经历称，即使是在大家最熟悉的微信和QQ里，也会遇到类似的性骚扰。从留言的数量来看，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女孩子们遇到这些事情的年龄，也不过是十三四岁，或者更小。

在实验开始之前，周玥的男朋友天真地认为，女生在网络上遇到性骚扰应该是少数情况。当看到结果后，他终于相信，对于女性而言，遭受性骚扰是这么普遍。

录制这期播客的时候，阮梦手心不断冒汗，再一次回到那种崩溃的情绪中，最终和周玥聊的内容也比较有限。在看到评论区的女孩子们分享被骚扰的经历后，阮梦体会到了被包容和被安慰。她觉得，分享这些事情是给自己一个出口，以后的人生一定会更好。

今年，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儿童防十年观察（2013-2023）》的报告，提供了一个观察未成年人处境的民间视角。报告指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儿童接触网络的机会增多，且越发呈现低龄化。利用网络儿童的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包括在互联网上的“隔空猥亵”，也包括利用互联网诱骗儿童进行线下侵害。

2018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是，被告人骆某通过网络而非直接的身体接触，对未成年的被害人实施了猥亵行为，被认定构成猥亵儿童罪。而自发布指导性案例以来，截止到2022年9月，检察机关利用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达1130人。这类案件极具隐蔽性，监护人不易发现，而未成年人出于畏惧心理，即使发觉受到侵害，通常不会主动告诉监护人。

有位博主在转述这期播客内容后说道，“如果这个世界上坏人太多，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让孩子足够警惕，我们只能预设到处都是坏人。”

阮梦的外甥女八岁时，曾经在网络上被言语骚扰。阮梦至今记得，当孩子向妈妈询问那些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自己作为母亲的姐姐有多么崩溃。“我相信以我姐姐当时的状态，那一刻她只想告诉自己的女儿，世界上都是坏人，你不要去相信。”

而对于这样的预设，周玥并不完全赞同。如果一个孩子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对孩子本身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如加强儿童的性教育，让整个社会更关注这件事。”

2021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提出，要让适龄儿童普遍接受性教育，将性教育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和质量监测体系，引导儿童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和道德观念；提出要引导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根据儿童年龄阶段和发展特点开展性教育，加强防范害教育，提高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周玥说，“就像这么多人转发我们的这期播客，总有一天这件事会被更重要的人关注。”在她看来，当更多的人都在加入保护孩子的行列中，这件事就是充满希望的。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