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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裸辞的年轻人,还在假装上班”

2023-05-11 16:30:23来源:
导读每天回家和父母打照面,她整个人会被心虚填满。为了不说漏嘴,杨灿减少了和父母说话的次数。之前,她喜欢和父母分享工作中遇到的大事小事,...

“事业单位裸辞的年轻人,还在假装上班”

每天回家和父母打照面,她整个人会被心虚填满。为了不说漏嘴,杨灿减少了和父母说话的次数。

之前,她喜欢和父母分享工作中遇到的大事小事,诸如拍摄了什么内容、遇到了什么人。辞职后,这个话题从饭桌上蒸发了,父母说起来,她会下意识地不耐烦,然后打哈哈应付过去。

屡上热搜的“假装上班”似乎说明,选择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了。

仿佛一盘磁带,播放A面,年轻人装作早出晚归的普通上班族;换到B面,则成了另一番光景:他们出没于公共场所,点一杯饮料,打开电脑,打游戏刷剧,或是看书做题,消磨一整天的时光。

离开职场,不外乎那些老生常谈的原因:加班、领导脾气差、内容不合适、工资低、裁员……只是,工作中的烦心事,却不能和亲近的人一吐为快。与其让家人担心,饱受唠叨,还不如装作一切都好。

假装上班的日子里,有人吃喝玩乐,尽情释放疲惫;有人在铆足精神,埋头准备答案;也有人陷入择业迷茫,在不同选择中摇摆。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假装上班并非生活的最终形态。每个人都清楚,这不过是一个过渡期,在谎言被拆穿之前,得快点找到下一站。


早上8点半,杨灿像往常一样,收拾好自己,跟父母道别,走出家门。

只是这次,她的心情格外忐忑。就在一天前,她刚刚辞去工作,父母对此毫不知情,还在提醒她路上注意安全。

走在路上,领导劝她慎重离职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他问我,一个女孩子出来以后能干什么?说得好像我离开这个单位,就活不了两集。”

杨灿是一名00后,本科毕业前夕,她通过校招进入市电视台,成为一名新闻策划。

稳定、体面、离家近,足以满足长辈对好工作的期待。

杨灿的父母也不例外。有段时间,她觉得家庭氛围格外和谐,“主要原因就是这份父母满意的工作”。

杨灿此前就职的电视台|受访者供图

入职3个月后,杨灿产生了离职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掰扯了很久,父亲还是非常不理解,“他觉得我在这个单位很安全,放弃就要面对许多未知,他很恐惧。过去他拒绝走出那个圈子(体制内),现在也不想让我出去。”

让家人“兜底”的打算泡了汤,加之不愿破坏家庭和谐,杨灿选择假装上班。

9点,杨灿来到附近的商场,打算在咖啡厅泡一天。

商场10点营业,她来得太早,只能在停车场“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开始做事——离职后,她加入一个做文物保护的组织,工作还在起步阶段,一切靠“为爱发电”,只有接到项目,才有钱可拿。

杨灿拍摄的雾中商场|受访者供图

当日的工作并不顺利,项目要得很急,但停车场实在不是办公的好地方,影响了效率,“节奏完全乱套”。回想起来,杨灿觉得刚辞职那阵子像“渡劫”一样,一直被坏运气萦绕,“这可能就是对父母不坦诚的后果”。甚至,她的猫也生病去世。

不同于“驻扎”咖啡厅的杨灿,孙悠悠的活动要更丰富,“我学架子鼓和钢琴,还去学滑冰,有的时候会去朋友家,有的时候去公园遛狗,还会找个地方研究中医书籍。”

孙悠悠去得最多的是健身房,作为一名“退役”练习生,27岁的她在运动和学乐器时,更能找到以往的影子。

孙悠悠在健身房|受访者供图

因为频繁去上课,健身房的老板已经认识她。有天,老板拉住孙悠悠,想请她做有氧健身操教练。

“非常好笑,明明我是花钱上私教课的,不过我是一个社牛,做动作的时候不会不好意思,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来做老师。”

架子鼓老师同样对这位随时有空的学生充满好奇。她周二去上课,听到老师嘀咕,“你为什么星期二来?”老师有事需要调整上课时间,孙悠悠的答案永远是“没问题”。有几次,老师满脸狐疑地问孙悠悠:你到底多大啊?

孙悠悠学架子鼓|受访者供图

被问得多了,孙悠悠觉得,年轻人工作日不工作,好像真的挺奇怪的。

然而,孙悠悠并非个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全国16-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均值为18.3%,创下近5年内同期的最高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就业市场中迷茫、困顿的失意者。

失意的也不止年轻人。36岁的罗莹刚刚裸辞,开始了假装上班的日子。

因为有考证的打算,她对自己假装上班的地点有一定的要求。

罗莹考察了离家较近的图书馆,座位上满是闷头学习的年轻人,桌面上摆着厚厚一摞书,多是考公考研的复习资料,“图书馆免费又励志,不好好看书,自己都鄙视自己”。

她在附近转了转,发现周边还有饭店和公园,相当便利,非常适合白日学习。

罗莹常去的图书馆|受访者供图

去考察那天,天气晴好。离开难捱的工作,又找到容身之处,罗莹的心情和天气一样明媚。中午,她特意请自己吃了一顿广式茶点,算是小小的庆祝。

她也尝试寻找其他场地。有次,罗莹和朋友约在咖啡馆小聚,顺便体验了咖啡馆的环境,感觉“有点吵”。她也去过付费自习室,但是那里房间小、人又多,空气不流通,罗莹每每去学习都有“窒息的感觉”,学习效率反而降低不少。

罗莹租的自习室位置|受访者供图

罗莹想考建造师证,为此制定了严格的复习计划,准备用一个半月,拿下四门答案。

备考并不轻松,她必须学完一门课、看完一本书,再继续下一科,因为连贯的逻辑更有助于记忆,“这个年纪,记忆力确确实实是会有影响,这个是很实在的问题。”

尽管工作日按时出门,但罗莹常常会觉得“装不下去了”。她之前经常加班,现在六点半就能到家,由于轻松了不少,还胖了七八斤。

她猜测,公婆早就有所察觉,只是没把话挑明。


说到离职,杨灿反复强调两个字:内耗。

她承认,客观来看,自己的工作哪哪都好:领导负责、同事友善、压力不大、甚至挣得也不少。

只是她实在喜欢不起来。

做节目策划,选题是工作的基础。杨灿负责时政新闻,但她对时政着实不感兴趣。无数次,找不到选题的杨灿枯坐在办公室“硬想”,时间一点点流逝,工作却毫无进展,她陷入深深的自我拉扯中。

辞职那天,杨灿走出电视台大厦,拍下和那栋楼的最后一张合影。她记得,照片里自己看起来很丧——离职并没有带来巨大的喜悦,反倒是对独自面对未知的担忧,早已萦绕在心头。

假装上班后,看书成了杨灿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受访者供图

应付父母,是第一件要紧事。从小到大,杨灿自觉是“讨好型人格”,总是在心里猜测应该要怎么做,才能让父母开心。

她一贯听话,小时候努力学习,长大后,无论高考志愿还是毕业求职,都遵从父母的期待行事。大学时,杨灿想去留学,父亲一句“你上学已经花了家里多少钱了?”打消了她出国的念头。

父亲的思想比较传统,杨灿有些畏惧,和母亲的关系,同样不够亲密。在杨灿的记忆里,母亲对她,可以说是“任性”。

小时候,杨灿很容易咳嗽,母亲觉得咳嗽声烦,生气地指责她,“又在咳、咳、咳!”因此,在母亲面前,她只能尽力忍着。

有一次,表妹来家里做客,在争执中伸手打了她,想到爷爷奶奶教导“大的要让着小的”,她没有还手。这一幕被母亲看见,她气女儿不反击,就像“发疯”一样,面部狰狞地给表妹鼓掌,让她使劲打杨灿。

辞职一事,杨灿不知道如何向父母解释,怕父母生气,更怕父母担心。思来想去,只能暂时瞒下,一切负担,她一个人慢慢消化。

家人的关心乃至责备,成了压在失业者身上的另一座大山。假装上班的人,被关进“就业”和“家庭”的双重围城。

父母的担忧,也是孙悠悠假装上班的理由。

她24岁离开练习生行业,满心不甘,“我做了4年练习生,发过歌,上过节目,不可能不想要一个结果,但年龄已经在这了。”

此后,她的生活失去了目标,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除了偶尔帮人培训舞蹈,其余时间躺在家里玩手机摆烂。

看到女儿终日无所事事,孙悠悠的父母很是担心。有段时间,父亲每天回家都面无表情,一句话都不愿多说,低气压盘旋在房间上方。

古板的他不好意思直接跟女儿沟通,让老婆出面,孙悠悠的母亲经常面带焦虑地碎碎念,“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能行吗?我们有多着急你知道吗?现在没收入将来怎么养老?”

起初,孙悠悠会暴躁回怼,“你们别管我,也别再问这事了。”时间一久,她也开始反思,整天窝在家里确实不行,哪怕出去走走也好。

她抬出落了灰的自行车,决定从锻炼身体开始。

孙悠悠在跳舞|受访者供图

反正每天都要出门,她索性说自己以后会稳定带舞蹈课。为了让老公对女儿彻底放心,孙悠悠的妈妈自发完善了这个“谎言”,“她跟我爸说,我去直播公司上班了。”

罗莹主动步入假装上班的境地,则是因为受够了前司。

她用“官僚”形容上一家公司,作为乙方,她的工作是为甲方提供设计作品,许多资料需要甲方提供。公司要求大小事务都要走审批,每个流程都要找不同的人盖章、确认,有时填写的审批人有误、有时领导不在,往往一两个月下来,连对方是否有资料都无法确认。

折腾半天,还是公司领导给甲方去个电话,这才解决问题。

此外,公司鼓励员工加班。罗莹记得,一位同事的亲人手摔断了手,需要人照顾。但公司要求加班时,这位同事还是来到了岗位上。老板大张旗鼓地表扬了这位员工,“领导说,他为了公司愿意抛妻舍子,我当时觉得,这三观有点扭曲了。”

罗莹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拍摄的上班大军|受访者供图

其他问题尚可忍耐,罗莹无法接受的,是薪资骤降。

她的薪水是项目分成制,很长一段时间里,受疫情影响,公司很多项目的合同都签不下来。而且,此前承诺过的分成比例,也变得很低。

孩子今年8岁,正是花钱的时候,公婆是下岗职工,只有微薄的养老金。罗莹考虑再三,觉得在“发工资像”的公司继续呆下去已经没有意义,果断地辞了职。

尽管罗莹有自己的规划,家中老人也向来随和,不会过多干涉,但她知道,长辈们难免会因关心而经常询问,带来无谓的压力,索性直接瞒下来,假装还在工作。


在旁人看来,假装上班宛如站上平衡木,终日战战兢兢,维持着谎言的圆满,让生活平稳运行。

焦虑固然存在,但也有向好的一面:假装上班的他们,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自假装上班起,杨灿每日的心情,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每天回家和父母打照面,她整个人会被心虚填满。为了不说漏嘴,杨灿减少了和父母说话的次数。

之前,她喜欢和父母分享工作中遇到的大事小事,诸如拍摄了什么内容、遇到了什么人。辞职后,这个话题从饭桌上蒸发了,父母说起来,她会下意识地不耐烦,然后打哈哈应付过去。

愧疚被留在家里,出门时,杨灿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爽、开心、自由自在。”

她喜欢参加当地的“体验工作坊”,没有固定主题,组织一群人,即兴开展活动。

最近,他们去了“活的艺术馆”,在那里,游客不仅能参观艺术品,也能参与到创作中。在杨灿看来,这和工作坊一样,“非常包容、非常有创造力。”

杨灿和工作坊的小伙伴参加活动|受访者供图

杨灿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她满脑子都是选题,无暇顾及身体。现在,她有意识地多吃蔬菜、少吃碳水,每天去自家的菜园子里逛逛,看看有哪些蔬菜成熟,还打算动手给父母做健康餐。

每天吃住在家里,杨灿没有经济压力,手头的事虽然暂无收益,但有事可做,至少不会感到焦虑。

她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探索未来的方向,“我想做一些自己擅长的、同时也对大家有益的事情,做成一个事业。”

杨灿在咖啡厅工作|受访者供图

假装上班,也让孙悠悠的状态变好了。

在家待业的两年,只要父母表现出些许不高兴,孙悠悠就会失眠,饱尝日夜颠倒之苦。每天出门“上班”后,她从“问题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懂事孩子”。

平时,她去给别人上舞蹈课,有时没收入、有时能挣个两三千,偶尔能上万。虽然不稳定,但也能覆盖生活开销,每个月还会给家里一部分钱。

父母开心,孙悠悠也越来越懂事,如今,她经常宽慰父母,“我不花家里一分钱,也不用你们给我买车、买房、攒嫁妆,所以放心吧,别操心太多。”

出门的孙悠悠|受访者供图

眼下,孙悠悠正考虑着,找个稳定点的工作。她不清楚想做什么,但知道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类型,“我受不了必须要遵守一个规则,就是给你卡死、完全不能协商、不能灵活变通的那种。”

比起“体面的好工作”,她更想继续系统地教舞蹈,或者摆摊卖海鲜、蓝莓、蛋糕。海鲜和蓝莓是家乡特产,“我会卖品质特别好的,价格优惠,绝不坑人。”

她曾经的“同行”,一位小有名气的练习生,偶像梦碎后,选择摆摊卖包子,孙悠悠觉得,这个决定很好、很接地气。宅家两年,她认真研究过甜品,市面上的网红蛋糕她几乎都会做,只是还没迈出摆摊那一步。

孙悠悠做的甜品|受访者供图

“我之前一直很激进地拼搏,打击来了,有点受不住。不过,或许正因为不顺利,才能停下来多尝试、多体验。路绝对是越走越宽的,不可能20多岁就完了。我以前觉得人生完了,现在不这么想。”

罗莹也在寻找出路。

因为带小孩的缘故,她接触到“自然教育”,一种让孩子在自然条件下、按照天性开展教育的教育方式。罗莹看好这个行业,每每参加相关的活动,都会主动和主办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她因此认识了“此前接触不到”的人,视野也变得开阔。

罗莹和自然教育的老师一起去赶海找到的海镜|受访者供图

尽管对未来的设想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罗莹逐渐找到可以驶向明朗的小船。

辞职后,罗莹明显感觉到,自己要考虑的事情变多了。上班时,自己只负责执行,工作有公司推着走,现在,她要为所有的决定负责,“考证,考虑究竟是跨行还是创业,还得强迫自己多社交,认识新朋友”。

焦虑就像一座不定时喷发的火山,时不时在她的心中投下阴霾。日子还在继续,罗莹经常在不安中入睡,但第二天睁开双眼,还是要放手去干。

(应受访者要求,杨灿、孙悠悠、罗莹均为化名。)

作者丨Monica

编辑丨桑桑

出品丨如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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