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围棋的基辛格，有哪三个“另类”之处？

核心提要

1. 中国对基辛格的态度往往是肯定其在中美关系改善进程中的功绩，认为他是中美关系改善的“桥梁”。然而，基辛格的功绩其实更多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而非基辛格个人的对华友好态度。在去世前，基辛格甚至曾表达出中国崛起会冲击全球权势格局的担忧，并建议美国考虑联合俄罗斯以共同制衡中国的崛起。

2. 相较于中国，美国对基辛格的态度复杂得多。美国的自由派和左翼政客肯定基辛格退出越战、与苏联搞缓和的政策，但对基辛格有些无视美式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提出激烈批评，认为基辛格是应该被的“战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对基辛格用权力思维制定美国外交的做法深表赞同，但对基辛格与苏联大搞削减美国核武库的缓和政策非常不满，甚至攻击其“叛国”。

3.基辛格思想的另类之处在于，第一，基辛格非常反感把美式价值观和道德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更反对以价值观来指导美国外交。第二，基辛格反对“解决”（solve）危机，更喜欢“管控”（manage）危机。第三，基辛格喜欢将对历史的认知灌注到他的外交决策中，他的政策主张带有明显的“历史感”。

4. 同时，在美国当前坚定对华战略竞争的新“时势”下，出现一位新的“基辛格”几乎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家本来就被美国主流外交界所排挤，在当前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在对华政策方面“鹦鹉学舌”式强硬的背景下，出现基辛格这样既具有人格魅力又具有魄力的外交家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

作者丨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北大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副研究员 孙冰岩

编辑丨刘锦恩

基辛格去世后，中国和美国都对其外交思想和遗产进行总结、悼念。美国媒体对基辛格的评价是“毁誉参半”式的。美国的自由派和左翼政客肯定基辛格退出越战、与苏联搞缓和的政策，但对基辛格有些无视美式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提出激烈批评，认为基辛格是应该被的“战犯”；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对基辛格用权力思维制定美国外交的做法深表赞同，但对基辛格与苏联大搞削减美国核武库的缓和政策非常不满，甚至攻击其“叛国”。美国战略界承认基辛格在外交和战略方面的深度与经验，但大都基于各自的美式价值对基辛格的功过表达出非常复杂的态度。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功绩是时势造就的

与美国媒体相比，中国媒体对基辛格的评价带有明显的敬意和温情，因为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基辛格所扮演的角色似乎都是积极和正面的：首先，在中国人看来，基辛格是改善中美关系的探路者。基辛格1971年的秘密访华行程，为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打下基础。中美关系从此进入四十多年的“接触”期。就此而言，基辛格是中美关系现代化的撬动者；其次，基辛格在离开白宫后继续扮演促进中美战略沟通、连接中美高层的桥梁。这种桥梁作用在中美关系出现下行、高层交往骤减的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频繁来中国倾听中国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并将这些观点带回美国政界和学界，是中美高层继续进行隔空对话的“传声筒”。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桥梁作用，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在有效地运作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基辛格在本次中美旧金山首脑会晤的前期沟通工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传话”作用。可以说，无论基辛格的功过是非有多复杂，其对于中美关系、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功绩是确定的、正面的，其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也是中国人民和媒体对基辛格抱有温情和敬意的原因。

▎ 2023年7月19日，中共局委员、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但是，如果跳出中美关系来更全面地分析基辛格对中美关系改善的意义，可以发现基辛格的功绩更多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而非基辛格个人的对华友好态度。基辛格确实领导参与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外交活动，但其改善对华关系的动机，从目的来说是维持美国的权力优势，从政策方法来说，是执行联合中国制衡苏联的权势战略。

在上世纪70年代，冷战处于苏攻美守阶段，美国需要团结可以团结的大国来共同制衡苏联。在中苏进入敌对状态以后，中国领导人同样在考虑进行外交战略调整，包括改善对美关系的调整。在这样的时势下，中美关系在70年代初的改善实际上是具备充分的国内、国际形势条件的。因此，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与中美关系的改善，更多地源于当时美苏冷战的背景、中苏关系的敌对以及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就此而言，改善中美关系的外交成就更多是“时势”所造，而非尼克松政府或基辛格本人对华友好的个人意愿。

▎ 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约翰·H·霍尔德里奇与周恩来在北京会面。

事实上，基辛格的对华政策不能片面地被解读为友好政策。基辛格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本是现实主义的，其目标是维护美国的而非中国的权势和利益。基辛格向美国政界解释中国，是希望美国高层在熟悉了解中国的情况下更好地指定维护美国利益的政策，其对华政策无论是友好还是强硬，都是基于维护美国权势这个目标的。基辛格担忧台海地区成为引爆中美军事冲突的火药桶，主张中美就台海问题进行对话，甚至倡导中美达成第四个涉台联合公报，其目的是维持美国既无须为台海介入大国又维持台海稳定“现状”，而非促成中国的国家统一目标。

在2018年与特朗普见面时，基辛格对特朗普表达出中国崛起会冲击全球权势格局的担忧，他建议特朗普考虑美国采取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的政策，最好是联合俄罗斯共同制衡中国的崛起。在去世前，基辛格在文章中对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给出建议，认为美国要继续防止全球各地区（包括印太地区）出现地区性霸权国家（暗指中国），暗示拜登政府在联合印太“伙伴”共同制衡中国时，不能只根据价值观选择美国的盟友。基辛格的这些观点说明，其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源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大国权力制衡，出发点依然是维持美国的霸权权势。只是他的制衡思想比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更少意识形态敌对色彩，更具有风险管控意识，更具有操作上的回旋余地。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另类”在哪儿？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使其在美国外交史中确实显得非常“另类”，这些“另类”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基辛格非常反感把美式价值观和道德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更反对以价值观来指导美国外交。基辛格认为，以美式价值观指导外交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和错误，导致“好心办坏事”的结果。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仰，基辛格的有些外交决策引起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信仰者的极度不适和反感。例如，为加强美在越战谈判中的筹码，基辛格支持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轰炸，为避免伤害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基辛格对巴基斯坦70年代在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的大规模屠杀熟视无睹。基辛格对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以及在采取残忍军事行动时表现出的坚决，在其退出政界后仍受到美国学界的批评挞伐。

▎在接到尼克松的电话后，基辛格监督了对柬埔寨的空袭，恰逢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谈判开始。

第二，基辛格反对“解决”（solve）危机，更喜欢“管控”（manage）危机。基辛格认为，很多国际冲突和危机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即使是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无法解决，美国应该对危机进行管控，维持其引而不发的状态。美国外交官也不能自作聪明地设计彻底解决国际危机的方案，并利用美国的强权去推进这些方案。基辛格喜欢在外交过程中“顺势而为、依形而动”，而不是提出一劳永逸的方案（这也许是基辛格推崇中国“围棋”思维的思想根源）。因此，基辛格的外交思路是“负反馈”式的，他反对美国设计出一套完美的世界秩序或规则（就像威尔逊所做的那样）来维持世界和平，也不主张美国轻易对一些已经运行很久的稳定秩序进行打破，而是主张在均势被打破或接近临界点，或者冲突已爆发的时候，采取维护均势和管控冲突的做法。

▎ 2015年3月，年逾九旬的基辛格在北京参加国务院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专程与中信董事长常振明讨论围棋之道。 基辛格曾用围棋阐述了中西方战略思维的差异之处：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围棋棋手不仅要计算棋盘上的子，还要考虑到对手的后势。围棋高手在棋盘上占“空”，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下国际象棋练就目标专一，下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第三，基辛格喜欢将对历史的认知灌注到他的外交决策中，他的政策主张带有明显的“历史感”。基辛格喜欢历史，从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就撰写关于历史的论文，到后来在哈佛读博士时还在撰写关于历史的论文。基辛格喜欢欧洲外交史上著名的权势均衡，如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英国的卡斯尔雷子爵和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对他们的均势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和高度赞扬。

对历史的研究使基辛格对道德的虚弱带有悲观的判断，对权力的必然带有马基雅维利式的崇拜（基辛格曾说“权力是最极致的”）。但这种历史感让基辛格在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处理对华事务时，具有其他美国政客所不具有的先天优势，这种优势是外交中的“润滑剂”，让中美关系在1972年的改善更加顺利自然。历史感让基辛格不简单地以“共产主义国家”来看待中国，他更能通过多元视角看中国，抱着尊重的态度倾听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历史感让基辛格明白，任何协议的达成都需要基本的平等和相互尊重，这使基辛格在与中方谈判1972年上海公报时愿意在文本上做出调整；历史感让基辛格认识到中国的国情是复杂的，这使基辛格不会像其他政客那样在对华认知方面“过早闭合”，以自信自傲的态度相信自己已经“认清”中国。在认识和理解中国方面，基辛格从未终止他的认识演进之路，始终在基于新的认知修正其对中国人、中国和中国外交的看法，始终拒绝以麦卡锡主义式的思维来解读中国的政策和意图。

▎ 1972年2月28日，基辛格在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后谈论上海公报。公报内容在台海问题上达成了重大突破，宣称美国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

正因为基辛格的这些“另类”特点，笃信自由国际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主流对基辛格并不“感冒”，他们表面上尊崇他为外交元老，私下里却诋毁非议他、抨击他甚至试图遗忘他。 基辛格离开白宫后，其后来提携的外交政策界的后辈如Ashley Telis等人，并没有进入美国外交决策的主流，反而是被两的外交决策精英不断排挤，在美国外交界处于越来越边缘的地位。

▎基辛格去世24小时后，拜登发表声明悼念基辛格，称两人在职业生涯中经常出现分歧，但赞扬基辛格有敏锐的智慧和深远的战略定力。

对中美关系来说，会有下一个“基辛格”吗？

基辛格改善中美关系的贡献被中国人民铭记，是美国外交战略调整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产生共鸣的结果，是时势使然。在美国当前坚定对华战略竞争、在各领域全面布局对华打压措施的“时势”下，出现一位从结构上改善中美关系的新的“基辛格”几乎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家本来就被美国主流外交界所排挤，在当前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只会在对华政策方面“鹦鹉学舌”式强硬的背景下，出现基辛格这样既具有人格魅力又具有魄力的外交家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

然而，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贡献还包括另一方面，即在中美高层交流中扮演的桥梁作用。无论中美关系走向更危险的敌对还是重复1972年的缓和，中美高层都是需要“桥梁”来沟通战略意图、交换意见、进行再保证、消除误判、构建合作的，“桥梁”是中美关系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就此而言，未来可以在中美关系中扮演桥梁作用的新“基辛格”依然会持续不断地出现。因此，只要“桥梁”持续存在，中美关系就永远存在可能改善或向好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