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失业那天，我瞒着妻子在宾馆开了一间房

贷款买房、老婆不上班、孩子读国际学校，被网络戏称为“中产破产三件套”。

作为前深圳互联网大厂被裁的员工，这三件，我曾经是一样也不缺。好在，我挺了过来——

那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下午，我在离职协议上签名，与工作十年的单位彻底作别。

深圳的冬天，一点都不冷，可那天我从皮肤到心脏，都像被寒冰封冻般全无知觉。

离开公司，我到龙岗大道一家宾馆开了间房，吞下一整瓶药，迷迷糊糊中，我体味到了死的和轻松……

1976年，我出生在陕西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父亲曾是乡镇小学的民办教师，后被清退，母亲一直在家务农。我有两个姐姐，她们早早辍学打工，同父母一道供养我读书。

我读书还算争气，一路从县城考入市重点，1994年，我考入中南地区知名的985名校，2001年硕士毕业时，我傲娇地拒绝了高校、央企伸来的橄榄枝，也没考虑家人让我考公务员的建议，毅然投身深圳的互联网行业。

选择去深圳，原因很现实。互联网是新兴行业，收入是高校青年教师的数倍；最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互联网企业，脱离了体制内的环境，相对注重能力，而且这是上了年纪的人无法进入的新兴领域，年轻人的机会更多。

作为普通的网络工程师，我的工作大多是跟机器打交道，编写代码、开发产品。除了平日部门开会，同事之间会讨论工作问题，其他时间，大家主要靠邮件来进行沟通，对于工科出身的我而言，这样简单、直观的工作方式，省去了不少麻烦。

每天工作时间，我只要埋头苦干，完成负责的模块，就非常有成就感了。由于工作强度较大，我没有太多闲暇时间，生活也像大学时一样，三点一线。只不过，如今是早晨从宿舍到园区，三餐在食堂解决，晚上加班到九点以后，再回去休息。到深圳整整半年后，我才有机会去大梅沙看一眼大海的模样。

除此之外，工资卡里不断增加的余额，也让我的内心踏实。2004年初，我全款在老家县城给父母买了套带暖气的三居室，过年回家时，亲戚朋友都夸我：“金成有出息了，在大城市赚大钱。”

那时，我对未来的设想，就是在深圳买房、成家、生子，在繁华的深圳有一席之地。此时，28岁的我，还没有谈恋爱，父母开始着急，催我赶紧找个姑娘结婚。

2005年底，经朋友介绍我与老乡冯晓梅恋爱了，她的父母是老家的基层公务员，从小生活安逸。大专毕业后，她在深圳一家幼儿园当老师，收入不高，工作却很辛苦。

当时，深圳中心区域的房价已经过万，我的收入水平一直与房价赛跑，还很有优势。2007年，我们结婚后，在深圳福田区，她工作单位附近，购买了一套百余平方的商品房，首付80万，贷款120万，加上装修，我手中的积蓄所剩无几。

但那时，真不怕。机会太多了，为了多挣钱，我带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跳槽到另一家互联网大鳄。签约时有了较高职级，年收入也增加了三分之一，并且开始领导一个小开发团队。从此，我们的房贷压力轻了不少，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每个月，冯晓梅都能去趟香港，采购些生活用品，偶尔买点轻奢品，也能承受。

之后两年，我的两个姐姐分别在老家建房、买房，昔日她俩为我早早辍学，如今我经济条件尚好，帮衬她们责无旁贷。我又分别资助了两个姐姐各10万元。

2008年，女儿出生，我的工作依旧繁忙，家里的事根本管不了。房子装修、产检、照顾女儿，都是冯晓梅独自完成。这次，她提出让我父母到深圳来帮忙带孩子。

在此之前，老家的至亲们但凡有经济困难，总会拐弯抹角找到我父母，希望我能给点支援。起初，父母会跟我张口，一两万的支出，对于我而言确实不会影响到生活，为了面子我也都一一应承了。可时间长了冯晓梅不太乐意。

让二老来带孩子，她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父母到深圳不久，她就跟他们念叨：“120万的房贷，要还30年。忙一辈子到退休，我们也就落得一套房子。”她的言下之意很明显，大城市看似赚钱容易，可消费高、负担重，不能总让人觉得我们挣钱多，借钱、要钱无所谓。

父母来之前，我俩曾约法三章，其中就包括向老人隐瞒贷款数额。毕竟，在我们老家，一个家庭年收入不过3-4万，这120万的贷款数，足矣让我父母住在这“豪宅”里寝食难安。

果不其然，冯晓梅透露的消息，把我父母吓到了。我母亲甚至在我加班夜归时，坐在餐厅默默落泪说：“妈心疼你，背着这么多债，孩子又这么小，家里样样要花钱，以后谁也别想再找你借钱。”

那年春节回家，父亲告诫两个姐姐，谁家有事都不能再跟我张口要，并跟两个外甥说：“你们自己好好读书，将来不成器，谁也别想去拖舅舅的后腿。”可父亲越是如此，我越觉得愧疚，每年年底，总要给家里几万元钱，对两个外甥也从不吝啬。

2011年，我已是带领30多人研发团队的项目经理。几年间，我和冯晓梅还清了房贷，并且又有了一定资金积累。为了满足父母抱孙子的愿望，冯晓梅在我的鼓励下，辞职备孕，当年底，我们的儿子在香港出生了。

眼看着房价蹭蹭蹭往上涨，除了挣工资外，不懂其他投资的我们，决定再买套房子。尽管到深圳多年，可骨子里的我仍旧传统，认为作为父母，将来怎么也得给一双儿女，留下些什么。

2012年初，我们在龙岗区又投资了一套房产，再次背上了几百万的房贷。为了照顾一双儿女，妻子再没出去工作，养家的担子，都压在了我一个人肩头。

而互联网行业经过十多年高速发展，市场竞争已进入白热化，一线裸的用户大数据，常会让我彻夜难眠，日夜琢磨未来的发展思路。为了让妻子安心、父母放心，我从不跟他们倾诉工作上的烦恼和压力。每天早出晚归，我只在深夜灯下，能看到孩子们安详的睡容。

女儿曾在作文中写道：“我的爸爸，他没空陪我玩，没空给我读书，对我而言，他是组数字：房贷、车贷、生活费、学费、补习费……”妻子笑着说：“女儿很有才华，写的作文多有诗意！”我也为她骄傲，可这篇作文，却让人越看越心酸，也让我倍加骄傲。作为父亲，难道比让儿女生活得更舒服，更值得自豪的事吗？

中国的父亲，谁不是如此？

2014年春节前，同事张泽伟辞职创业，我俩同年到的深圳，一个宿舍住了两年，他比我大三岁。临行前，我请他吃饭送别。席间，聊到未来，我祝他：“创业顺利，早日实现事业第二春。”

他摇摇头颇有些感慨地说：“在互联网、通讯这些行当，40岁是个坎。上，咱没机会，也没那个管理才能；下，咱们能跟90后拼熬夜、加班？被卡在那儿，晾着的感觉，真不好！可出去创业，鬼晓得会是什么结果？”

那天，张泽伟的话，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两年，行业乱象横生，为了效益，老板们远没有接受电视采访时的淡定。每次内部会议，总会点到一些部门，言语中流露出的全是焦虑。总强调要积极拓展思路，部分项目带头人思路僵化，要给年轻人发声的机会等等。

而且内部培训期间，屡屡以大学生互联网创业菜鸟的成功案例，来一线员工。完全不管不顾这些成功背后昙花一现的结果。

很快，我对于“年龄偏见”的感受，越来越强了。当年9月，我所在的项目组，加入了三位校招的新员工。其中一位，曾参加过知名的互联网创业大赛，并且获得过特别创意奖。

与这些小我将近20岁的新人共事，也时刻提醒着我，曾经我认为的互联网行业是“上了年纪的人无法进入的新兴领域”，如今，在他们看来，我就是这“上了年纪的人”。而我的工作经验、业务能力，在这种偏见之下，常常被人忽略。

后来，公司研发团队的负责人升迁高层，空缺的位置在项目组内竞聘。作为资历最深、业务版块最出众的项目经理，我踌躇满志准备拼一把。

我精心准备竞聘资料，综合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的设计构架和发展思路，写出了数十万字的分析材料。希望用我入行十多年的经验和职业精神，给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点可行的思路。

然而，竞聘当天我被安排在了最后一个出场，待我陈词之时，有位老总竟用手捂着嘴偷偷打了个哈欠。竞演结束，老板象征性地问了几个问题，熟悉我的一位领导跟大家介绍我说：“老温，是公司老员工了，经验是很丰富的。”

从几位老板意味深长的笑容中，我看到了自己职场的尽头。一周后，研发团队的新老板走马上任，比我年轻好多岁。尽管此前，他的团队常因设计疏忽，捅出不少篓子，都是我带着人通宵加班，帮他摆平一切。可这并不是我可以炫耀的资本。

在他新的工作规划下，我的团队被不断边缘化，做着查漏补缺的辛苦活。手下心思活泛的员工，从我的衰样中，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纷纷想办法申请转岗到其他项目。

半年间，我精心打造的团队，就这样分崩离析了。剩下的几个人，不是上班端着手机炒股，就是靠花呗透支混日子，工作就是为了赚钱消费。

开会强调工作纪律时，有人怼我：“混到头，也就跟你一样，买个房子，背一身贷款，干到这年纪就没戏了！”

在他们眼里我俨然已是废棋一枚，可我仍相信自己的认真工作，是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我理想化的自我安慰，很快被公司一系列工作调整给打破了，在新一轮的人事洗牌中，我的职业生涯再次呈现出了泥沙俱下的惨淡。

新的绩效考核标准内，我的收入在逐渐缩水，如果仅仅是工作中被冷遇、被看轻，我还能忍受的话，经济上的苛待，是我的底线。我找到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意气风发的新领导说：“行业不景气，公司盈利减少，作为老员工你要多体谅。”

他完美的打着太极，揶揄我：“你们早买房的前辈，如今原始积累早就完成了。我们这样的年轻一辈，还在为房子拼命。”

忍受着这种憋屈和不被待见的我，想跳槽另谋高就。

私下联系过几家猎头公司，别人看过我的履历和求职薪资后，都没了下文。只有一位猎头劝我：“好好待着，别乱动！你的薪资和年龄不匹配，别的公司都不会要。”

与上次跳槽时，猎头对我趋之若鹜的态度截然相反，如今，我竟成了烫手山芋？我不甘心，找张泽伟了解创业前景，他黯然道：“别辞职，我毁断了肠子。卖房创业，如今一场空。”原来张泽伟创业失败，已经带着妻儿，卖了深圳仅剩的房子，回了江西老家生活。

如果说猎头给了我当头棒喝，那么张泽伟则是让我如履薄冰了，彻底放下了辞职的念头。然而，怕什么来什么，11月，公司高层就透露出要减员增效的念头，并且放出风，愿意离职的给予相关补偿。

即便如此，我依旧认为这事跟我没半毛钱关系。直到12月6日，公司人力资源部，给我发来邮件，通知我已被列入裁员名单，并留下了负责解聘程序的HR的电话，需要我自行联系。至此，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来跟我当面谈谈解聘的事。

看到邮件时，我还在工位上写代码，早晨刚被项目负责人催问过进度。读了几遍，我才停下手头的工作，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

这多年来，我第二次踏入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办公室，第一次是入职应聘。这次，依旧是一堆表格让我填写，包括补偿协议、离职保密条例、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法律条文。

我提笔半天，也没有签下字来。我要求跟作出解聘决定的领导对话，尽管这是无望的挣扎。人力资源部的经理这才出面，他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效益下滑，企业要轻装上阵，员工要多方寻找职业方向。

说完官方理由晓之以理后，他又动之以情地说：“您作为老员工，有丰富工作经验，再说也已经享受多年公司福利，且有了资产积累。要体谅公司的难处，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我怒了，质问他：“什么叫多方寻找职业方向？在这个专业领域，工作了10年，所有的积累和经验，在你们这里，都敌不过年龄吗？”

他呵呵道：“我们没有任何年龄歧视，如果您有疑虑，还可以继续向上投诉，但是裁员的事，不会更改。”

尔后，我又找到部门领导，他直言：“互联网行业研发团队年轻化，这是行业的趋势，你应该清楚，即便是我不到35岁，也在为未来转型做规划了。”

那天，他甚至推心置腹地跟我谈及，年轻时努力赚钱，买房置业。还要兼顾投资、理财，让赚的钱尽快增值，才能对抗中年危机。

我悲愤不已，掷地有声地回他：如果人人都靠买房置业发财，这是对技术人才的侮辱。

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声响。

包括我的朋友。

我执拗地想要与这种行业潜规则做斗争，接下来一个月，我按时保质完成工作后，开始找各层级领导，据理力争。可等待我的除了冷漠、敷衍和闭门羹之外，真的再无任何回旋余地。

那段时间，我的头发白了许多。没敢告诉妻子实情，只是试探着告诉她：“行业越来越不景气，明年可能会失业或者降薪。”她嘴上说着天无绝人之路，却忍不住跟我计算着女儿每年的读书、培优费用，儿子将要去香港读小学或是在深圳读国际学校的花销，还有每月的房贷、生活开销等等。

为了家人，我不能轻易放弃。可接下来两周，我的希望一点点破灭，我一次次找领导申诉，一次次被驳斥。我甚至提出降薪留下，也被婉言拒绝了。因为行业不景气，新的裁员名单已经出来了。

在部门90后同事眼里，满是对我的不屑，他们甚至在茶水间议论：“他有两套房子，起码值一千万了，要我早就提前退休了。”在他们眼里，一个中年男人的职业尊严，早已一钱不值。

于是，我在签完合同的那一天，选择了我认为最愤怒的做法——离开这个世界。

可惜，我连死也没死成。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我头重脚轻、耳鸣，嘴巴发苦干透了，我不断反胃、痉挛……

实在熬不住这样的痛苦，我爬到电话旁，找服务员救我！他及时报警、送医……

出院后，我的妻子、父母，向孩子隐瞒了我这次寻死之旅，让我能在他们面前继续保持一个父亲的体面。

他们也没有哭天抢地的责怪我的轻率，让好面子的我，能够在他们默默的支持下，自我痊愈。

只是，他们都行动了起来。

两个月后，我的妻子重回职场，应聘到一家星级幼儿园担任生活老师，收入可以支付孩子读书和家庭日常开销。

我的父母也留在深圳，帮我接送孩子、照顾生活。父亲交给我一本存折，里面是我工作十多年来，给家里所有的钱，他们一分也没花过。现在，这笔钱足矣支撑未来3年的房贷，可以留给我足够的时间，重新回归到正常生活轨道上。

后来，我注资成立了公司，招募了一批有经验的“中年员工”，专门从事中小型网站制作和维护。经过一年多的运营，我的小公司开始盈利,家庭生活基本有了保障。

这期间，我承受的心理压力，以及高强度工作负荷，只有自己知道。

与此同时，我关注资产增值、理财，就是为了今后不再陷入同样的困境，我开始承认，理，才能给自己和家庭留有更多的储备。

这两年，身边离职的人越来越多，我也是第一次跟妻子和父母谈起那次。

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时代的大浪载沉载浮，个人和行业如同浮木一样飘飘荡荡。生活的艰辛，人人都会尝到。

重要的是，懂得权衡得失。要记得，在死亡面前，亲情、家庭才是迈不过去的“奈何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