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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原名三变。
三变,并非指柳永的名,而是指柳永这个伟大的宋代词人,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变化。
一变:仕宦思想; 二变:词风; 三变:情感; 详细内容见下: 一变:仕宦思想 柳永赴京应试,屡试不中,一怒之下,写了《鹤冲天》,轰动一时。
词曰: 黄金榜上。
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
何须论得丧。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幛。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中,柳永的狂放尽显,以“白衣卿相”自称,又把功名和青春的欢乐并列,表现了对功名利禄的鄙视,这在当时无疑是很出格了。
不幸的是,这词流传开来,连宋仁宗也看到了。
后来,柳永在仁宗初年虽通过了考试,临放榜却又被仁宗皇帝贬黜,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有人又向仁宗推荐柳永,仁宗问明是填词的柳三变后,不用,说道:“且去填词”。
于是柳永便终日混迹于娼馆酒楼,自号“奉圣旨填词柳三变”,这自称中既包含了不满和嘲讽,也不乏辛酸。
这时候的柳永很狂放,很浪漫。
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
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笛家弄》)。
“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赏心何处好,唯有尊前”(《看花回》)。
花费如此,钱从何来?一个来源是为教坊乐工的新曲调写词,这些词有雅有俗。
最主要的来源是歌妓。
柳永为歌妓写词,得到她们的资助。
柳永“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
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
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有妓者张师师 “酷喜填词和曲。
与柳密。
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时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恣君所需。
妾之卧房,因君罄矣。
’”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知柳永是否认为这样混下去不是办法,还是因为年纪渐长失去了年轻时的狂放豪迈,竟最终还是重返了举场。
一旦中举,柳永喜形于色。
考中进士后写的《柳初新》,说明了他中举后的心情: 东郊向晓星杓亚。
报帝里、春来也。
柳抬烟眼,花匀露脸,渐觉绿娇红姹。
妆点层台芳榭。
运神功、丹青无价。
别有尧阶试罢。
新郎君、成行如画。
杏园风细,桃花浪暖,竞喜羽迁鳞化。
遍九陌、相将游治。
骤香尘,宝鞍骄马。
最可悲的是,柳永后来写《醉蓬莱》“遂忤旨”,求助晏殊,又被这位宰相大人讽嘲他写过 “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之类的俗俚之词而拒绝。
为了摆脱困境谋求升迁,柳永竟将名字从柳三变改为柳永。
最终,柳永也不过官至屯田员外郎,六品小官而已。
从潇洒狂放的“白衣卿相”到六品屯田员外郎,这变化不小。
二变:词风 柳永少年读书时,偶然得到民间流行的一首词,调名《眉峰碧》: 蹙损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未足时。
忍便使,鸳鸯只。
薄暮投村驿,风雨愁通夕。
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
这词上阙写分别,下阙写相思。
情感自然流露,对柳永影响很大。
他将它书写在墙头,反复琢磨,领悟作词的方法。
后来柳永科场失意,终日在酒楼妓馆狂放时,写了大量俗词供民间歌妓演唱。
因为俗词是为适应民间演唱的,它便不得不具有民间文艺的通俗性、娱乐性和市民趣味的特点。
在柳永前期的创作中,也写过一些传统的雅调,如供教坊演唱的歌颂升平的词,拜谒权贵时的赞颂之词,一些登临怀古之作,等等。
然而,写得最多也最成功的还是俗词。
这些词中使用着俗语,表现的是市民的生活情趣,表现方式通俗直接而易懂。
这可能跟柳永年轻时受如上面那首《眉峰碧》一类的民间词影响有关,更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
他只是一个“白衣卿相”,他终日厮混的是普通的百姓,他理解并同情他们,他只能写这样的东西。
由于后来作了官,生活环境改变了,柳永不必再去为乐工歌妓作词以谋生,他也就不再去写那些适合市民群众趣味的俗词了。
这时。
词人的审美趣味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对雅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在政事之余,听到官妓唱俗词,柳永甚至惋惜雅词不被重视。
这时候的柳永,写词转向雅,虽不致像姜夔、吴文英等的词诲涩调饰,仍保持着通俗易懂的特点,但不再使用俗语,内容上不再写市民的生活,表现方式上注重了含蓄,讲究了意境。
三变:情感 柳永在名利羁旅中,仍未忘记家乡。
《八声廿州》写道: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有人猜测,那妆楼上的佳人,就是指他的妻子。
《夜半乐》中写道:“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
”也是说与妻子的别离。
《归朝欢》中更有“归去来,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
“算孟光,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定风波》)更让人看到柳永对举案齐眉的梁鸿孟光的羡慕和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然而,柳永离家后,终还是变成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风流才子。
如前述,柳永仕途不顺,一度混迹于酒楼娼馆,与不少歌妓有亲密的往来,其情义之深,从他为她们写的词可看出:“秀秀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英英妙舞腰肢软。
章台柳,昭阳燕”,“有美瑶卿能染翰。
千里寄,小诗长简”,这里的秀秀、英英和瑶卿都是与柳永过从甚密的歌妓。
与柳永关系最密切的是虫娘,柳永写道:“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
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
有画准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
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
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
”(《集贤宾》) 不敢揣测古人情感如何,但从为这些歌妓写的艳词和离家时的怅然叹息相比,恐怕不能说不是一变。
当了官后,从此再不涉足妓馆,亦不可谓不变。
叹息一声 观柳永的一生,有太多的无奈。
离家赴京,为歌妓作词,腆颜求晏殊,改名字,当官后对自己的约束和检点,都有不得不为的成分在内。
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个封建社会中才气横溢的知识分子,在无奈中沉浮。
在这沉浮中,我们时不时看到一些闪光,那是“白衣卿相”对名利的蔑视,那是对民间文学的热爱,那是对处于社会下层的歌妓的同情,那是对国家大事的真知灼见。
然而,这都不持久,未能贯穿始终。
倒是让人对词人随波逐流的多变作良久感叹。
显然,柳永的沉浮,更多地要从他所处的时代找原因,翻开厚厚的《宋史》,竟无一页属于这位大词人,可见那词文在有些人的眼里,并没有那样重要,于是词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打开诗卷,“佚名”们恐怕当年曾不如柳永吧。
柳永已逝,他的才华,他留下的宝贵的词文,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已经不朽。
然而,当我仅把他作为一个人来看时,仍不能不惴惴地提出一些问题: 柳永的一生快乐吗? 如果他当年真摆脱了书宦世家的功名思想,凭自己的才华彻底“沉沦”在酒楼妓馆里,安心写他的俗词,他会不会更快乐? 如果柳永在科场一试得中,他还会写出我们看到的这些自然流畅的词吗? 柳永的爱憎是什么,好像不太鲜明? 与坚决“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而去写出《归去来辞》的陶渊明相比,柳永的情操是高是低? 没有答案。
柳永熠熠生辉的才华,炫迷了我的眼。
于是我想起《桃花源记》的作者写下的这段话: “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胡为惶惶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耘耔。
登东坳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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