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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浅在高校沙滩上的……美国“青椒

2023-12-01 17:39:03来源:
导读 《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美]赫布·柴尔德里斯著,杨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版,348页,68.00元赫布·柴尔德里斯(Herb C...

搁浅在高校沙滩上的……美国“青椒

《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美]赫布·柴尔德里斯著,杨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版,348页,68.00元

赫布·柴尔德里斯(Herb Childress)的《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原书名The Adjunct Underclass: How America’s Colleges Betrayed Their Faculty, Their Students, and Their Mission,2019)是一部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著作,其书名原意是“底层的教师:美国大学如何背叛了他们的教职员工、学生和使命”,直接就是从该书核心内容中提炼出来的关键词,而且书名中的Underclass明确揭示了教师在学术界与社会的底层地位。中译本书名改动幅度有点大,但从中译本出来之后的反应来看似乎更切合国内“青椒”读者的痛点——博士生的选择、焦虑、生存困境:作为高校学术临时工的“青椒”最终能否进入正式编制?在阅读中,我也的确看到了那些熟悉的“青椒”小伙伴们不懈奋斗的身影。在这种阅读者语境中,“学历之死”的确是更直接指向了博士学历贬值的问题,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比较接地气的翻译选择吧。

实际上在该书中关于“学历之死”的论述只是内容之一,“博士消亡史”则只是触碰到而已。作者自己有一段话是对该书内容比较全面的概述:“本书旨在揭示学生和即将入行的教师如何进入不同层级的教学体系,以及不同层级的教育分别提供了什么样的职业机会与人生际遇。这将帮助那些正在择校的家庭了解他们即将进入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又由谁来指引子女的学术成长之路。同时,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大学的重心已经转向资源配置而不是教师聘用,也能帮助研究生认识到,对于教师的职业发展而言,他们一味追求的高学历是否至关重要。 这是一本我父母当初考虑送我去念大学时应该读一读的书,也是我当年打算报考研究生院时应该读一读的书。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解答这些根本问题:大学是什么?大学教育是什么?作为大学主体的师生,为何有人过得甚是安稳,而有人却始终前途未卜?”(31页) 很明显该书并非只是论述作为高校临时工的“青椒”问题,而是一部以这些教师为中心视角论述美国高校整个体系的根本性变化与未来前景的“美国高校忧思录”,也就是副标题所讲的“美国大学如何背叛了他们的教职员工、学生和使命”。被“按需而定”的大潮席卷而来然后就一直搁浅在高校沙滩上的美国“青椒”——书中还写了不少永远进不了终身教职编制的“老椒”——只是这种“背叛”中的受害者群体之一,最终的、也是最严重的“背叛”是对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的根本性背叛。

“按需而定(contingency)和“教师”是该书的两个核心词。前者指的是在外包作业、临时工经济、消费者思维、市场流动与劳动力需求、技术创新以及代际人口结构变迁等等时代性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招生数量、经费数额、学生与家长的需求以及全美教育与就业趋势都在变化,这些都是“按需而定”的依据。因此大学的教学岗位更多是按照临时性需要而设定,终身教职岗位成为大学里固化的金字塔顶端。所谓“教师”也就是短期聘用的教师,又有多种称谓:教师(adjunct faculty)、讲师(part-time lecturer)、 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博士后研究人员(postdoctoral fellow)、实践类教授(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 驻校艺术家(artist in residence)。作者说“它们掩盖了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隐性条件: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常常少得可怜,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文雅的措辞使人们越发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我们不妨直截了当一些: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a pickup job ),就像给优步(Uber)当司机,或是在‘跑腿兔’网站(TaskRabbit)接单一样,本质上毫无区别”(第9页)。这就说得够清楚、也够残酷的,令人想到那些守在饮食店门口一边看手机一边等着接单的“美团”小哥。

二十多年前我在课堂上讲世界文化史的时候,曾经对学生说,作为一种职业生涯的大学教师的最大乐处就是教书育人、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学术研究,而只要下决心学好小语种,研究像西亚史、中亚史这些方向,经过读博之后肯定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术生涯。在当年这么讲还是对的,在今天如果还这么说恐怕会把学生带到坑里去了。就像作者在书中采访的一位教师所讲的:“我的(硕士论文)导师鼓励我投身学术事业……你真的很适合这行……我就这么陷进去了。”(101页)由此想到我最熟悉的一位青年学子的经历,他在美国文理学院主修的是古典学和哲学,读完本科之后也曾经很想继续在人文学科深造,但是他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美国人文博士的出路困境,最后还是选择了进法学院攻读J.D.(法律博士)学位。但是在他自己的阅读与研究中仍然没有放弃对于人文学科的执念。

所谓“陷进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模样?书中有几个真实故事。大学教师海伦在两所大学任教,每周至少讲述四门完全不同的课程,上课、改作业、驱车奔波,全年收入只有三万美元,没有任何健康、退休保障。2013年秋《匹兹堡邮报》报道了八十三岁的沃伊特柯因患癌症死于家中,她曾在大学任教师二十五年,每年至少要教六门课,但是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两万美元。2019年4月《大西洋月刊》杂志讲述的年轻学者西娅·亨特(Thea Hunter)的故事同样悲惨。她有哥大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只能在几间学校任教师,由于没有医保,只好自己用治疗哮喘的方式治疗肺疼,最终被癌症夺去生命。更悲催的是2017年《卫报》的一个报道,一位已届中年的女教师由于所教课程被砍去一半,为了弥补原已微薄的收入出现的缺口而从事色情工作,她自己说“不过是而已,能有多糟呢?”这事掀起了舆论热议(12页)。《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出声讨:“大学虐待教师罪不可恕!”(There is No Excuse for How Universities Treat Adjuncts”)《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也为这些“一次性的学者”发声。听起来真的是每个“青椒”心里都有一本血泪账啊!

陷进去的教师的“模样”除了看得见的报酬很低、福利全无的待遇和极度辛劳等之外,还有更多的创伤是外人难以看到的。在大学的学术舞台上他们就像是隐形人,没有任何发言权。在学生面前被称作“教授”,既是获得一种心理补偿,但也是一种诱惑,“让你很难公开这一切:自己其实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力”(22页)。心理上的折磨其实很可怕。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愿者上钩”,工作极为努力、上课效果好的“青椒”会受到院系主任的表扬,满心以为会有希望转为正式在编的终身教职。有的学校开设了几门课程,并暗示他们有可能“很快”成为长聘人选——由于措辞含混,法律上无可指摘。在作者看来“诱饵就这么下好了,圈套就这么布好了”(112页)。这话有点难听,实际上是实情,因为这种“按需而定”的高教体制已经不可能让博士后人员或教师转为终身制教职了。

那么难道这些“青椒”都是傻子、都不知道这种状况吗?柴尔德里斯的解释更让我感到难受:“重回课堂的感觉真好,‘.edu’结尾的电子邮件地址也叫人心满意足,一听到上司高度评价你的工作,一看到课程打分时学生的溢美之词(对你,也对他们自己的能力),就更是冲昏了头脑。”(113页)年轻人谁没有过这样的热血与纯真!况且,虽然说“从教师转正为终身制教师的概率微乎其微到毫无讨论的必要”,但是教职还是有可能会转成“全职的非终身制岗位”,这也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作者举例的是他曾经待过的杜克大学博士后小组里就有四位“全职的非终身制人员”,“正是这寥寥数人成了‘托儿’,把我们其他人都留在了赌桌上,荒唐至极地赌上一把毫无胜算的赌局”(215页)。

因此,身为大学教师,为了学生的工作前景着想的话就不要轻易鼓励读博,就如作者引述教师妮可所说的:“有学生问我是否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总是劝他们打消念头。我这一代是牺牲品,因为都是别人在做决定。博士学位毫无价值,我一直在劝退那些想要以身试法的学生。如果你纯粹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并且拥有足够自立的经济实力,那你就去读吧,去读就是了。如果不是的话,请你放弃,马上放弃。”说得很决绝,她甚至说“也许,这个体系走向瓦解才好”(16页)。柴尔德里斯由此讲到作为一个大学博导的责任:“凡论文答辩期间,没有持续、全面地帮助每个学生成功跻身学术圈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课程项目,都有失职之嫌。他们的罪过在于,把价格不菲的教育产品兜售给天资聪颖、不乏潜力的学生,一经出售,概不负责。在泡沫经济时代总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房产销售人员总想洗脱自己的罪责,然而,污点是洗刷不掉的。”(108页)显然这说得有点过了,要“持续、全面地帮助每个学生成功跻身学术圈”,恐怕很多教师都是有心而无力。

作者指出,“以有朝一日能被长期雇用为诱惑,让人抱着如此渺茫的希望前往某校任教,这是不道德的”(114页)。这是对美国大学的严重指控。但是,作者也意识到这是一场“没有凶手的犯罪”。虽然“者的人生故事固然骇人听闻,我们却找不到始作俑者。你会说,教师的‘斗争史’与罪恶的管理者或保守的立法者脱不了干系,但这样的问罪逻辑经不起仔细推敲。真实的情况恐怕还要更糟”(29页)。作者阅读了大量美国大学文献、媒体报道资料,数十次采访美国高校里的教职人员、博士后科研人员、在读博士生等,也结合了自己和妻子共同的博士经历、就职生涯和共同被学术界抛弃的个人经验,揭示了在“按需而定”的大局控制下美国大学的体制化生态。正是由于“按需而定”被认为是大学教育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正确道路,而完全没有意识或顾及这一道路与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存在严重冲突,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上稍为动摇所带来的结果是何等严重,因此才会发生似乎是无数善意的决定却造成了如此糟糕的结果。

柴尔德里斯所描绘的美国大学多元景观是这样:美国高等教育正朝着数十种竞相角力的方向发展——科研重镇、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小型体育职业联盟、公民孵化器、商业磁石、房产开发商、地方就业去向大户、加时版的青少年日托中心……。这些相互竞争的理念模糊和虚化了大学的核心目标所在, 产生教师大军提供了搅动机制(churning environment)。第四、第五章主要分析这些临时教职工的具体产生原因,比如学生和家长成为购买学分的消费者、学生本科转学的普及趋势、入学人数的波动、学分互认的商业化、公共财政拨款的减少等等,更重要的是当大学同时也进入一个集流动性、创业性、风险投资性为一体的投资环境的时候,教师在满足教学课时方面的性价比远远高于那些终身教师。同样残酷的是,让教师担任的博士课程之所以存在,与其说是为了研究生还不如说是服务于院校机构和其终身制教职人员的利益——大学有更多获得科研资助的机会、终身制教师不但可以推掉部分教学工作还可以拥有批义务劳动的教研人员……

作为比较,第六章“象牙塔里的‘饱汉’”论述了终身教师这一阶层。作者提出的问题真是尖锐:“为什么哲学终身制教师和院校管理者一样,在培养和维护学术同行方面毫无作为?为什么摒弃数百万坠入深渊的同行竟这般不费吹灰之力?”(174-175页)虽然说这些话显然是很带情绪的,但是柴尔德里斯并非没有证据和道理,他用了“特权的保护”的小标题来回应上面的两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稳定的利益群体(终身制或长聘教师及学校行政官员)都有十足的理由去稳固自己的利益地盘,在经济不济的大背景下要努力维系群体内部的利益分配。对“按需而定”的教学临时工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也是一种寻求自我安慰的情感需要,只有这样才能认定自己之所以比那些人幸运是因为他们的学术能力的确不如自己。而在这座象牙塔的周围还有众多“影子机构”的存在,如行业协会、智库、私人基金会、立法机构及认证机构等,终身教授、学术大咖在这些机构中如鱼得水,利益回报不菲。从任何意义上来看,金字塔顶层的居民实在没有必要为那些隐形的临时教师击鼓鸣冤。

因此,柴尔德里斯还是有理由继续吐槽:“分崩离析的高教生态50年过去了,我们目睹百万有余的讲师和博士后奄奄一息地搁浅在学术的沙滩上,他们扎堆地挤进社区学院和普通州立大学,争先恐后地抢占写作课程和大学预备课程的教席;他们被排挤在深深渴望的知识分子生活圈之外,食不果腹地干着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粗活累活,好让高他们一等的终身制教授不必亲力亲为。”(242页)“奄奄一息地搁浅在学术的沙滩上”这话说得很形象,但是也太真实、太残酷了。

那么,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最后一章“我们该做些什么?”提出了作者的建议——首先是“当下环境的生存指南”,由三封信组成。“致未来的本科生及其家长”,要他们认识清楚大学所能提供给他们的教学真相;“致未来的研究生”,要他们谨慎申请,必须知道只有少量课程对就业有帮助;“致大学及其管理者”最重要:“每当教师向你询问他们‘转正’的可能性时,请如实相告。请你摸着良心发布招聘广告,千万不要对任何无法兑现的可能性给予可实现的暗示。……如果你手头有一项重大的科研任务,请你尽可能地考虑雇用更多专业的实验室研究人员,而不是依赖‘像韭菜一样割不完’‘一次性’的博士生。”(252页)这一段真应该打印出来贴在学校行政大楼的入口大厅。

然后柴尔德里斯提出了四项指导原则,最后归纳起来就是:“一所具有价值的大学致力于培养和尊重其人际关系网络,这样的大学是一种由全体教师创造和引领的文化,它将所有人置身于不断学习的环境中,并要求定期地、公开地展示学习成果。”他认为这四项原则会让“按需而定”的职业状态不复存在(265页)。同时他告诫同行不要试图通过艰苦斗争、组织工会或集体谈判来消除“按需而定”,因为这么做只能为教师讨来更高的薪水却丝毫没有赢得更多的尊重;也不要寄希望于增加财政拨款或政府监管来消除“按需而定”,唯有通过改变定义和价值观念,通过培养尊重的意识,去肯定那些才华和美德,才能消除“按需而定”(266页)。

这是非常理性、睿智的观点,虽然作者内心一直难以平静:“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一直试图把重点放在与己无关的事实部分,讲述身边发生的事,寻找客观依据,梳理内在联系。然而,我内心流露的悲伤却难以掩饰:没能在高等教育领域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尽一切所能之事却依然敲不开一扇为我开启的门……”(270页)更令我感到唏嘘的是作者驱车经过学院之时,“我心头再次浮现出曾向往过的生活:成为一位和蔼、睿智的长者,引领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步入收获颇丰的成长旅程,保护他们不受一切外界事务的干扰。优秀校园所散发出的那种韵味,总是令我心驰神往,哪怕只是短暂地沉浸其中,也会让我意识到,求而不得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272页)。

最后这段话似乎是说给全世界所有的“青椒”的:“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讲师、博士后学者、‘另类’从业者……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是被驱逐的流亡者时,故事的结局才算完整。我们寻觅过无数条出路,内心却始终牵挂着失去的家园。我们中有许多人,仍会在各奔东西的漫漫长路上,默默悼念那个不复存在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群体。”(273页)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他们的故事,但是对于那个失去的校园、那个曾经属于我们自己的群体,同样充满了眷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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