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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还是生孩子,女性在学术界会遭遇什么?听几位妈妈教授说

2024-03-09 16:41:02来源:
导读图源:Pixabay编者按为什么人们总是要求女性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对男性的相应要求却没有那么严苛?因为后者不会怀孕、不需分娩、不能哺乳...

图源:Pixabay

图源:Pixabay

编者按

为什么人们总是要求女性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对男性的相应要求却没有那么严苛?

因为后者不会怀孕、不需分娩、不能哺乳。

这是《妈妈教授》一书序言中的一个回答。在那本书中,即便在大众印象中,有着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更自由的工作时间,更多地使用头脑而非体力来从事工作的高知群体中,女性仍不免遭遇职场的晋升困境,而这一切的源头,通常是生育、孩子、家庭。

我们曾邀请了《妈妈教授》的两位译者,两位同样遭遇着上述困境的高知女性,来讨论职场女性所遭遇的困境。今天,在这个属于女性的节日,我们决定重发这篇文章,讨论妈妈教授们“文”还是“生孩子”的困境,也是讨论所有职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不易。困境因何而来,而要改善这些,女性该做什么,社会该做些什么?

撰文丨苏惟楚

访谈者丨李明倩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妈妈教授》译者

宋丽珏丨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妈妈教授》译者

在看到《妈妈教授》的封面时,我下意识哀嚎,“在学术界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这个问题好像一再被抛给女性。近年来,每当媒体把类似问题提给职业女性时,总会引来冷嘲热讽。

但看到《妈妈教授》一书开篇的序言,我的不满很快被抚平。序言作者李秀清说,“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其实一直存在,无论何种职业、哪种性别、只要男人不会怀孕、不会分娩、不会哺乳这些生物学上的机理没有改变,女性对此的感受必然也会更加强烈。”

对于这本书描述的群体 —— 女性学者来说,它与公众对高校教师职业自由轻松、有更多闲暇照顾家庭的刻板印象反差鲜明,同时也强化了女性学者的困境——在学术职场努力谋生存的同时,还要面对家庭成员对其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期待。

尽管舆论一再抵触对职场女性提出“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问题,但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困境一直存在,我们不能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不独是中国,在全球学术界中,女性学者都面临相同的职业晋升困境。在许多领域,职业发展被描述为一个发展管道,但管道会发生“泄漏”现象,女性被泄漏了出去,随着人们通往更高职业道路,男性比例上升,女性比例下降。

2019年,我国博士生在读生42.4万人,其中女博士17.5万人,占比达41%。同年,男女科研人员的数量比例为100:38。

后一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2022年发布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科研人员画像》。报告提到,在中级、副高、正高职称中,男性数量远高于女性。2017年,中国中级职称男女数量比为1.57,副高职称为2.01,正高职称男女数量比为3.92,女性晋级难度随着职称提高而加大。

在基金申请方面,男性申请人数量也多于女性。尤其是优青、杰青两个重要人才项目,2015年~2019年杰青项目男性与女性申请人数量差异高达6.8~7.8,优青项目差异为3.9~4.7。

女性如何一点点从管道中漏了出去?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优秀的女性学者突出重围,成功实现事业发展,这些女性固然值得敬佩,但并不能让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这些成功经历意味着女性学者没有面临障碍(包括性别歧视障碍)。

《妈妈教授》一书的两位作者,Rachel Connelly任职美国顶尖文理学院鲍登学院,身处学术界已38年,在她最初入职时,鲍登学院里都是男性教授,直到今日,她已成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而另一作者Kristen R. Ghodsee曾是她在鲍登学院的同事,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系任研究教授,屡获殊荣。本书的创作想法,始于Kristen剖腹产下女儿不到一个月,接到面试通知,横跨整个美国参加校园面试,在短暂间隙里躲进厕所挤奶、并烘干外套上的奶渍,最终,她获得了助理教授的职位。

作者花了一定篇幅介绍美国学术背景下,女性学者在实现“工作和家庭平衡”面临的困境,同时,作为“前辈”,突出重围的女性学者们也提供了诸多指南给后辈女性,减少她们的弯路。

我们需要中国版的《妈妈教授》,我们不应该仅仅告诉女性自身如何努力和顽强,还应该呼吁社会和机构提供支持,为女性的职业发展消除制度性障碍。

近日,《知识分子》邀请了《妈妈教授》的两位译者,在这篇对话里,你会看到女性学者对所处困境的思考,其中一些性别歧视以非常隐蔽的形式存在,但充斥着我们的日常。同时,女性学者们不仅仅是直陈困境,她们在经历了工作和家庭事务的手忙脚乱后,试图总结一些方法来应对。

而最打动我的,还有两位女性在学术和生活中互相欣赏和支持,我们也想借此告诉所有职场女性,“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知识分子:什么原因使两位决定翻译这本书?

李明倩:我一直对女性主义话题比较感兴趣,雅理译丛的负责人田雷老师向我推荐了这本书,在了解了这本书的题材、容量、两位原作者的介绍和书大致的内容之后,我觉得它不仅符合我的兴趣点,而且能够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度。

因为原书的作者是两位女性学者,田雷老师建议译者最好也是两位女性,这样就好像四人连奏。我立即想到了我的 best friend,丽珏老师。我想这本书肯定会让我们两个有所共鸣,就去问她有没有兴趣,她一听我对书的介绍,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

我们两个私人关系非常好,所以一直期待,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合作做点什么事情,这正好是一个契机。

宋丽珏:我也是第一次听明倩完整地叙述选书过程,我选择这本书有80%的原因是因为明倩。那是在一个春日午后,明倩带着这本书的英文原稿兴高采烈地跑到我的车上。她对我说,有一本书,我们俩一定要译。我对明倩的学术眼光,一直都非常地欣赏,也非常信任。她翻开书,跟我说,“你就看第一段。”

那一段描写的是,原著作者之一Kristen分娩出院不到一周,就接到求职面试的通知,面试中她溢奶了,那种尴尬窘迫场景的描写,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孩子刚出生不久的回忆中。

我们俩很兴奋,在车里聊了起来。我说这本书真的很好,我们可以一起做。

现实生活里,我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在寻找合作的契机,因为学科差异的原因,很多时候找不到合作的那个点。这便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我自己算过,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刚好是我们俩认识的第10年。这个时间点特别好,我一直希望能留下一点印记。

《知识分子》:在翻译的过程中,这本书的哪些内容会让二位格外触动?或者在其中照见自己的影子?

李明倩:刚才丽珏提到溢奶的事情,我自己也经历过。产假结束时我还没有断奶,就只能带着吸奶器到松江校区。我会在学校的招待所开一间房,中午跑到招待所的房间里去吸奶,真的是无奈但又让人难忘的一段经历。

第二个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书中提到了对女性学者的认知误区。比如,很多人认为女性由于工作轻松,才选择了这个行业,学术工作方便育儿,照顾家庭。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也是这样,会由于我的工作时间比较有弹性,就认为我的工作特别地轻松,还可以在家带孩子,每次见到我都会说,大学老师就是好,一周只用上一两天班。

第三点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里面提到女性学者是否应该把这样的困境说出来。这是一个两难境遇,如果不说出来,可能永远不会打破这个困境。可是如果说出来,可能会被学术界的其他同仁认为这是你自己本身不够优秀,却拼命为自己找补的一种表现。

宋丽珏:我特别同意明倩的观点,这些细节都是我们自己深有体会的,此外我再补充一点感触颇深之处,那就是对于女老师的刻板印象。

我在翻译后面一个章节时,书中谈及学生们对于男女老师,宽容度是不同的。对于学生心目当中学识学养深厚、又特别富有权威性的教授形象,往往不是一个女性形象,而是一位穿着西装、肘部缝着花格子布的绅士。

很多时候,学生天然对女性老师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她会更温柔更好讲话,更容易沟通。所以,当女老师表现出严厉态度或严格要求的时候,学生会表现出反抗或表达上的不尊敬,明显区别于对待男老师的态度。此外,人们对于女老师的期待和男老师的期待也不同,在管理层面也是如此,这确实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刻板印象。

《知识分子》:书里提到了Kristen求职的尴尬,Rachel感觉自己在经济学系被孤立,书里花了一些笔墨直陈学术女性的困境。二位可以分别聊聊,在你们的体会和观察中,中国学术女性当下普遍面临的困境吗?

李明倩:我觉得第一个是生育时间。就像这本书里提到的,“生孩子没有一个好的时机”,可能任何时候都是好的时机,也可能任何时候都是不好的时机,它总是面临着取舍,面临着抉择。

不仅是学术妈妈,所有职场女性可能都面临这个问题:可能你手里正握着一个项目,可是你突然怀孕了,这时你的精力不济、体力不济、精神状态不济,那怎么办呢?这是现实的困境。

第二个更加直接的困境是育儿支持。目前在国内,家人是育儿的主力。就我而言,主要是我的妈妈在照顾我,帮我一起带孩子。我的先生也非常积极参与,没有让我沦为“丧偶式育儿”的一员。可是,国家和社会在这一过程当中,能介入到什么程度?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才能直接帮助到女性?我觉得这是最棘手,也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我比较期待能看到情况有所改变。

第三个是大家的观念,很多女性学者怀孕之后,常常会被同事或朋友好言相劝: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带好孩子,还做什么研究呢?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带好孩子”变成了怀孕女性最大的任务,但是为什么它一定是最大的任务,而不是跟其它任务并行呢?。

宋丽珏:我回忆了一下,从怀孕休息到生宝宝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有一种焦虑:我停下来了,我能停下来吗?恐怕不能。我跟明倩也经常聊,如果一段时间不看书不写作的“后遗症”。如果这个时间区间被拉长,以年为单位,一年、两年,到第三年恐怕就难提起笔。

学术是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需要连贯的、不断深入地反思和发掘,这是文科的形式。理工科则可能天天需要泡在实验室,坐在计算机前。但育儿给妈妈们带来极大了极大挑战,我们深入的学术思考和写作被不停揉搓,被搓成了碎片。

但对于男性同仁来说,在这件事可能不像女性体会得那么深刻、真切和痛苦。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李秀清老师提到,她在一次科研工作会议上,针对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审的量化机制,建议给职称升迁期怀孕生子的教师一定工作量的抵扣。虽然看起来像是玩笑话,但无论从社会还是机构,我们都需要给妈妈提供更友好的政策,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知识分子》: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指南性的东西,但对于中国学术女性来说,似乎我们还停留在第一步:讲出房间里的大象。二位在翻译的过程中似乎对此也会有一些交流,可以聊聊吗?

李明倩:我们俩私下里确实会对书中的某个场景,某一章节或者是某一些表述去进行交流。比如说,书中提到女性学者遇到的误区,在职场中个人的时间管理、经验教训,但她们的很多“心得体会”或成功实践很难成为我们的有效“指南”。一个是因为中美不同的学术晋升体系,而且,还是她们的个体经历也与很多中国学术女性不同。

比如Kristen是一个非常随性的单亲妈妈,她写,自己带着女儿过着仿佛“游民”一般的生活。她带女儿去普林斯顿,去剑桥,作为一位东欧研究的学者,她们也在东欧生活过一段时间,流动性非常强。她的工作时间非常与众不同,比如通常她在凌晨2:00~5:00工作,此外,她会带女儿一起去学术会议,把女儿放到会场,让孩子自己看DVD或交给其他教授代为看管。

我觉得这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现实。

还有Rachel与她的丈夫,她有教职工作,丈夫主要负责照顾家庭,他们的房子很大,于是腾出了一个房间,提供给互惠生。互惠生主要是去美国留学或从事实习工作的学生,很多来自欧洲,这些学生在Rachel家居住期间,帮她打扫家务,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Rachel专心研究。

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很难借鉴。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我们主要依赖的或者是家里的老人,或者是钟点工阿姨,这是我和丽珏在育儿和职级晋升中采用的策略。

宋丽珏: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明倩跟我讨论的一个点,我非常有触动。“妈妈教授”是一个群体,通过这个群体的生活,反映出来女性在整个职场上的困境,也是一种面临着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选择。

我想,这种角色选择,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对女性身份的角色建构。为什么妈妈一定就要是好妈妈?为什么大家对妈妈的容忍度,不像对爸爸那么包容?因为我们一直都存在对母职过分的称颂,也因此,它限制了很多女性的选择。现在社会对于整个女性群体的贡献考量因素,主要来自她对家庭的贡献,而并非对社会的贡献。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一定是花了成块的时间讨论这件事,但这样的话题贯穿我们整本书的翻译过程,甚至翻译之后,也会带出很多思考。

《知识分子》:你们提到,翻译这本书衍生出很多思考和讨论,那么这本书对你们的工作方式、育儿或其他有没有带来一些影响?

李明倩:我说说书中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吧。

Rachel有意识地拒绝下午5:00以后的会议。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比较深,我在成为母亲之后,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勇敢地说“不”。

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很难拒绝别人,不经意之间会承担很多教学工作之外其他的事务。但在作为母亲之后,必须有所舍弃,正如Rachel在书中所写,“因为你的时间就只有这么多,你必须有固定的时间分给家庭”。

这意味着,你可能要勇敢大胆地拒绝一些人,不论对面是同事还是你的学生。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找我写推荐信,在写推荐信的问题上,Rachel是这么写的:如果你随随便便地就答应一个人写推荐信,你只会面临写不完的推荐信,这个任务会成倍增加。所以她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则,至少上过她两门课的学生,她才会给对方写推荐信。

有一次,Kristen没好意思拒绝为一个不太熟悉的学生写推荐信。但后果是不断有其他可能只和Kristen见过几面的学生来找她写推荐信,无形中增加了她的工作量。

丽珏:对我的启示比较大的是书里提到的三个法宝。

一个是找到创作的高产时间。第二个是利用育儿的零碎时间完成写作大纲。第三个就是要设定一个完稿的时限。

因为上海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所以我好像一直都在赶路,却没有找到自己固定的创作高产时间。在这本书翻译完以后,我就有意地调整作息,我发现,早晨和晚上的某一段时间,我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非常有利于创作。

还有就是育儿的零碎时间,我们希望给家庭高质量的陪伴,但这就要求一整块的时间。但在每一个整块时间之间,都会有一些零碎时间,这完全可以做一些思考工作,或者简单写上几笔大纲。

Kristen也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给自己设定完稿的时间,不然就可能会无限期拖延。她在这本书里还写到,早晨不要打开邮箱,因为成百上千的邮件涌进来,处理完这些,一上午可能就过去了。

现在不只是邮件,通讯工具的发达,就好像是“时间神偷”,只要打开微信,或者其他程序,我们都需要很长时间处理信息,所以在什么时间处理这些通讯信息,需要认真考虑。

另外,于我个人而言,很重要的启示是,书里提到的建立学术人脉。我以前对于这件事并不太重视。书里说,学术界一直有个谣言,只要你足够聪明,有很多好点子,你就能成功。这种成功就在于成功的发表,或者是成功地去做一些学术方面的事情,但编辑部的拒信又是每一个做学术的人最难熬的经历。所以,要对建立学术人脉给予极高重视,而这事一点都不简单。比如说频繁地去参加一个小型区域性的会议,和去参加大型的全国性会议和国际会议能带来的学术人脉和机遇,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知识分子》:这本书主要着墨在一些指南,但是受限于中美晋升体系的差异和文化制度的差异,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似乎有一种不可接近性。对于这本书在中国学术语境下的定位和功能,二位有过讨论吗?

李明倩:这本书的功能是什么?在我们翻译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有过讨论。因为这本书的英文标题很简单,就叫Professor Mommy,但在译成中文的时候,要不要进行改动,我们两个人进行了讨论,因为我们很担心,如果不对标题进行任何加工,完全忠实地将标题译为,“教授妈妈”或者“妈妈教授”,会不会把潜在的读者群大规模地缩小,只局限在已婚已育的女性学者群体。

我们如果出版了书,会把它送给学术界的好友。可当这本书叫《教授妈妈》之后,它不仅有了性别,而且好像只局限在有孩子的受众中。所以,我们担心,这本书的功能会不会也被弱化。

因为我们认为,原书的功能既是学术人生的指南,也是美国学术环境的导引,同时也清晰体现了女性学者在平衡家庭和学术工作中遇到的困境。你可以从原文当中清晰地看到,Rachel和Kristen想为从事学术工作的女性提供一剂“不苦的良药”——她们希望,无论是刚刚入学的博士生,还是已经成为正教授的女性,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问题的答案或者某种同频共振般的“指引”。

可把它翻译成“教授妈妈”之后,会不会继续承载这样的功能?我们表示怀疑。我觉得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这不再是指南,也不是药方,它更多是在告诉我们,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和问题,于是,它从一剂药方变成了一口警钟,提醒我们注意学界女性面临的工作与生活平衡问题,这是它功能最大的转换。

第二点是,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下阅读这本书,不再是女性学者个人经历的分享,而是群体现象的论述。当然还有其它的功能,比如介绍了美国的学术环境,以后无论男女,当你想在美国的学术界做点什么,这都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宋丽珏: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部分遮蔽了书的内容,限制了一部分读者群体。它应该是面向整个女性群体和学术界的。当然,靠一本书就改变整个社会和时代的风貌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借此提示大家关注某些问题,或者说建立一些更友好的政策环境,打破主流观念的偏狭,也是有益的。

我倒觉得这本书更像是一个火种,它是一种希望,我们都不能拒绝希望。

《知识分子》:这本书提到,学术妈妈们需要“榜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你们的经历中,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提供经验给你们学习?

李明倩: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李秀清老师,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女性学者可以同时实现家庭生活跟学术的成功。

我印象很深的是,李老师曾在自己的著作后记中提到,以前写作的时候,家里没有书桌,所以她就趴在缝纫机上写论文,同时也要带孩子。

正是因为李老师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她才会更加体会女性学者的困境和不易,更坦率地为女性学者说话。不仅如此,现在李老师还在坚持阅读、思考和写作,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宋丽珏:我们需要学术界有这样顶尖的女性发声,她们已经站在这个高度,她们也会了解我们的处境,对于后辈女性来说这非常重要。

《知识分子》:明倩老师曾提到,二位的学术生涯和生育节点几乎同步,所以在过程中会有很多互助和沟通。可以举例子谈谈吗?这些互助和沟通对你们有着怎样的意义?

李明倩:互助太多了。我举一个例子,丽珏早我一年评上副教授,她评上副教授之后,就开始帮我算我的分数距离评职还有多少距离,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她更熟悉我所有的科研成果,她能清晰地说出我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发表了什么样的著作,应该折算成什么样的分数,在什么样的政策下我能够评上副教授。我觉得这对我是非常直接的帮助。

孕产具有一定的身体经验,如果是其他女性,可能会有很强的孤独感,但我从没有这种孤独感。任何时候,包括现在,我有不好情绪的时候,我给她发消息,都能得到积极正面的肯定、鼓励、支持。这很大程度消减了我的孤独。

甚至我刚才说,我学会拒绝很多事情,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接受这个访谈,我可能也会拒绝。但和丽珏在一起聊天,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任务,我很享受。

宋丽珏:我也是同感。在我评副教授前后,我先生被派到国外去,三年离家,我的生活全靠明倩和明倩妈妈的帮助。

在学术方面也是如此,明倩比我年轻,但她给了我很多学术指引,比如说如何进入法学领域去了解法学话语体系;如何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每当我酝酿新文章,也会先征询她的意见。明倩在教学上和做学问上很严谨,在生活方面,在对一些困难的理解上,她很成熟,在很多时候都会给我很大的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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