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王莽的朋友圈中还有刘歆和扬雄,这两个人也是名儒。不过他们两个人始终都在学术圈之内,没有对国家大政决策下过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刘向。汉元帝朝臣普遍对陈汤表示不满时,刘向反而支持陈汤。他的言论不纯粹拘泥于经义,而是从事实出发,表现出了少见的清醒。原因是什么呢?如果稍微考察下刘向的履历,就可以发现刘向少年所学为黄老道。这套理论自汉初延续至汉武帝时,一直与法家相表里,是文法吏治的灵魂思想。刘向虽然后来搞炼金术不成,从此学习经学,但是少小时所受到的熏陶和训练,还是让他对实际的运作保持了惊人的敏锐和老到。
同样是王莽朋友的还有班氏兄弟。班氏崛起于北边,一向任侠慷慨。到了班况下一代,生有三子。长子班伯向汉成帝求出使匈奴,而后自请治剧。班伯虽然也跟着张禹学过《尚书》《论语》,可他自己身上的精神气度,更像是汉武帝时代甚至更早时候的那些游士。次子班斿与刘向同校秘书,少子班稚在王莽秉政时,不上颂声,遭到了别人的弹劾。这么看,班氏兄弟是有几分风骨在身上的。他们越是如此,王莽反而越欣赏他们。《汉书·叙传》上说王莽少与稚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事畜稚。后来班稚自愿放弃官职,替汉成帝守灵,从此在王莽一朝悠游度日。
王莽的这些旧日朋友,普遍反映出了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的现状不满,也力图予以改变。他们改变的方法也不同于儒生寄希望于某种理念,而是直戳社会现实。
他们更像是汉武帝或汉宣帝时的遗老,保有着旧日传统的精神贵族,反而与汉元帝以降高谈阔论、皓首穷经的整体人才面貌格格不入。
王莽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从顶峰跌落的滋味并不好受,很多人为了回避这种痛楚,从此选择躺平在地上。王莽在汉哀帝时被免除了大司马的官职,这时他只能闭门自守,等待时机。汉哀帝一死,王莽重新被征召回长安,他果断地向太皇太后上疏,要求撤销董贤的大司马职务。董贤本来没什么才能,只是因为和汉哀帝有特殊的关系,才担任了大司马的职务。王莽所说,可谓众望所归。只不过,王莽在时机到时能果断出击,这份刚毅勇猛,确实不是儒生们所能展示出来的。
很能够明确的一点是,正是因为王莽和汉朝后期那些儒生出身的官员表现出很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他才深深为百姓所喜欢。百姓们并不懂儒生强调的大道理,反而只看谁真的能做事,能做成事。王莽在朝堂上敢说话,敢表态,这份勇气和担当,已经令人所瞩目了。
至于软弱的儒生们,他们对王莽只有唯唯诺诺的份。无论担任何种要职,如果没有自己的行事风格,儒生们面对王莽,只能表示臣服。当时的大司徒孔光就是这样一个吉祥物。王莽保留他做自己的傀儡,“所欲搏击,辄为草,以太后指风光令上之,睚眦莫不诛伤”。自己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孔光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能靠着称病装死才能逃避责任。
后面可以看到,王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无论他做什么事,都有批人为他摇旗呐喊。如果从培养人脉的角度看,王莽确实已经达到了巅峰。然而这些人,只是在西汉末经学意识中培养起来的人。他们只知道夸赞符合经义的做法,批评不符合经义的做法。至于隐藏在做法背后的诡计和野心,他们却看不到。
前贤普遍注意到了,王莽是在西汉末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崛起的新秀。人们选中他,是因为他最符合儒生们期待的理想圣王的形象。这个说法只看到了真相的一个方面。王莽在儒生心中是贯彻儒家理念、克己复礼的典范;但是在那些文法吏以及普通百姓心中,王莽又是能办事的人物。儒生们把王莽看作周政复归的关键,而更多的人将王莽看作汉政,也就是汉武帝、汉宣帝旧业的实践者。于是王莽成为了朝野中各种势力都能接受的角色,成为了各种思想间平衡的支点。
如果王莽真的有朋友圈,那这个朋友圈最典型的特点不在于点赞的人数众多——当然这是自然的了——它的特点在于,各方人物都会给他点赞,而且他们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两汉之际的郡国书和节士传记载了大量不事莽朝的人物,其中一些人被《汉书》保留,诸如《王宫两贡鲍传》记载的就是类似的人物。不过在这个传记中,同样记载了很多很早就支持王莽的名儒。比如纪逡、唐林、唐尊,他们都是“明经饬行”之辈。在当时看来,这些人未必就是不可靠的人物。特别是“唐林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饮食”,如果纯粹从人品的角度考虑,这两位可以称得上儒生中的翘楚了。只不过,品德的高下与能力的水准不成正比。如果纯粹从是否是儒生的标准来衡量人物,则失于简略;如果纯粹从人品是否优秀的角度来衡量人物,则失于浮泛。
真正的人才往往都表现出性格和行为的复杂性。是否能接纳这种复杂,体现出文化中某些特别微妙的细节。所谓的文化,就是时代潮流中的人心向背,是一种趋势,一种表征。当趋势来了的时候,想阻挡也阻挡不了的。倘若从王莽的朋友圈来看,无论他日后的表现如何,起码在他人生的起步阶段,王莽还是试图有所作为的。只不过单凭他个人的努力,亦抵挡不了时代潮流的裹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