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军捐13亿给武大：自由、包容的珞珈山离不开这位校长

11月29日，在武汉大学130年校庆当天，该校1987级计算机系校友、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向母校捐赠13亿元人民币。据悉，该笔捐赠刷新了武汉大学建校以来单笔最大捐赠额，也是全国高校收到的最大一笔校友个人现金捐赠。很快，相关话题便冲上热搜，引发社会热议。

在破纪录的捐赠数额之外，在第九届校友珞珈论坛上，雷军在演讲中表示，“武大最有魅力的，是特别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学风多元包容，从来不让学生死读书，而是让学生充分自主发展，老师们也特别友善，师生关系特别融洽。我举一个小例子，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就很少拖堂，因为一拖堂，同学们就敲桌子抗议，老师马上就懂了。”还提到当年求学的经历，80年代，计算机还是稀罕物，更不用说上机的机会，于是雷军和同学们另辟蹊径——半夜偷偷翻窗户，溜进机房，通宵玩电脑。

在演讲中，雷军特别表达了对母校当年包容的感激之情。而当时之所以有自由、包容的武汉大学，不得不提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1980年代，在武大校长任上，刘道玉一方面营造了自由开放的校风，另一方面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学分制、主辅修制、导师制等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他治下的武大。刘道玉的改革后被称作“珞珈山奇迹”，堪为教育史上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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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一生起起落落，浮浮沉沉。他1933年出生在湖北农家，在武大上完本科，后师从曾昭抡先生从事化学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在中苏论战“白热化”的1962年被派到苏联留学，成为当时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有机氟化学权威克努杨茨门下唯一的中国学生。1963 年 7 月，他又作为著名的“反修战士”紧急回国并受到周恩来、陈毅外长的两次接见。周建议他去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被他婉拒，而执意要回武大“报效母校”。

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身份”也开始不断发生变化，期间受审查批斗，历经磨难。当时的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大、中、小学基本停课，高考取消。“‘四人帮’搞什么16字方针，所谓‘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录取’。弄来弄去，变成走后门了。”刘道玉曾表示。

1970年，出台意见：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一批合格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干部……由此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其中就有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电影《决裂》描述了当时的推荐标准：伸出手来，检查手上的老茧。如果老茧很厚，就有被推荐资格——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这样的人不上大学，谁上大学？

但“基层推荐”与“领导批准”，存在很多人为因素，为大开方便之门。一些干部也利用特权招收自己的子女。在文革后的伤痕文学中，此种现象比比皆是。

1976年，文革结束，举国上下百废待兴。经过多次基层调研，1977年6月，时任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在一次会议上大胆提出：高等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就要推翻“两个基本估计”——即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充满“阶级斗争气息”的粗暴判断：17年（1949-1966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7年培养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推翻“两个基本估计”，这一提法在当时极其敏感，风险不可预知。在座者都沉默不语。刘道玉没有同行者。

但历经浩劫后，改革高等教育入学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不久后，邓小平主持了一次科教座谈会，在座者包括钱三强、周培源、张光斗、苏步青等人。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告诉大家：“我好多年不工作了，让我管一管教育和科学。教育是重灾区，怎么管？我想找大家来，听听你们的意见，请你们出出主意，看教育科学工作怎么抓。”

这句话给在座者吃了定心丸，来自高教和科研机构的代表纷纷诉苦，并献计献策。当时建议要进行改革的领域很多，但均无涉及高考。会议结束的倒数第二天，刘道玉与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在私下谈到了恢复统一高考的问题。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中）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最后一天的会上，查全性语惊四座：“解放以前，上大学靠钱，17年靠分（数），现在是靠权，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只要你爸爸有权，你就可以上大学。”他列举了数个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例子。

刘道玉回忆，当时邓小平就问了一个问题：“今年恢复来不来得及？”稍后又补充：“看准了的不要等，统一高考从今年恢复。”从查全性讲话到邓小平拍板，不到20分钟。几百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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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恢复，是全国改革的先声。就是在这种春潮涌动的关口，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却教育部一切职务的刘道玉，回到了武汉大学，旋即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委副。1981 年 8 月 21 日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年，他 48 岁。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他的任命，并说刘道玉“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关于这一任命，可以说完全出乎其意料。刘道玉后来回忆：“”本来我辞去教育部的官职回到珞珈山，是要从事我的化学教学和科研业务，没有想到回来不仅没有摆脱行政管理事务，反而还把我推到了校长的位置。不过自古华山一条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却。既然报纸上说我是年轻校长，就得有年轻校长的样子。”

武汉大学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属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解放前就已形成文、法、理、工、农、医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是全国的名校之一。但经过十年文革后，在刘道玉接手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武大“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全国科学技术发明成果是零，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是零，获重大发明奖的研究成果也是零，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是凤毛麟角……武大跌落至教育部直属 23 所大学中的第 22 名！

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试行厂长责任制，经济特区在沿海地区创建，中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相继出台，胡耀邦总“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名言响彻神州大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刘道玉以全部身心投入到教学、科研、 教育行政及高校改革的三条战线上，并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口号，立志要改变武大“老牛拉破车”的落后状态。

在刘道玉的提倡下，武大首先在物理系和历史系进行了“学分制”改革试验。经过1981 年的试点与对比，发现学分制是很成功的。从1982 年起，武大在全校全面推行了学分制。这是当时我国高校中唯一经过试点后全面推广学分制的改革，在当时高校中引起不小的反应，可谓影响深远。

雷军大一照片

雷军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就是利用学分制的优越性，用两年时间修满了要求 4年达到的总学分。他是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第二个以两年的时间完成四年学习任务的学生。第一人是该系79 级学生张汉涛，他现在是美国爱荷达大学终身教授,从事机器证明和推理研究曾获得美国基金会青年研究者奖。

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年轻的刘道玉，对历史悠久的武汉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他还试图对高校去行政化，如撤销辅导员，实现导师制。

当时刘道玉推行一系列教学制度的改革，可以说是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并从制度上给予保证。“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实行转学制时，没有请示任何人，认定我作为校长就有权这么做。这个制度实行后，学生在校内可以转系转专业，文理科可以互转，校外的也可以转来——北大、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大、武汉医学院等校都有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刘道玉这样说。

有一个在武大校园内流传甚广的故事。鄂西山区土家族子弟田贞见，1979年以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武大生物系遗传学专业录取。可是，学生物不是田贞见的兴趣所在。对他来说，与其在实验室里解剖兔子，不如写更有意思。他每天脑子里想的、手上写的都是科幻。旧的教育体制往往是一榜定终身，校与校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难以再调整。

在痛苦多日以后，田贞见终于鼓足勇气，拿起笔向校长倾诉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刘校长没有责备自己的学生，相反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理解:“兴趣是成才的重要动力和诱因。没有兴趣的学习是枯燥无味的，是被迫的，是痛苦的，是少有成效的。”在刘道玉的关心下，这位“不愿当兔子被放在砧板上解剖”的学生，终于被批准转入中文系1980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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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之谓也。任何大学想要办好，都必须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任何有作为的校长，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招揽人才，充实自己的师资队伍。刘道玉就是一个处处留意，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去知道人才的人。

当他在任高教司长时，收到著名数学学术许宝禄教授高足张尧庭的来信，要求出版他老师的文集时，就发现了这块埋在贵州穷山沟里的“璞玉”。当他回到武汉大学任但领导职务后，立即派人到张尧庭所在单位，协商调来这个人才，而且非常尊重这个人才，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数学系为武大出了大力。张尧庭也不负刘道玉校长的重托，非常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还被许多学校聘请为教授。当刘道玉得知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由于别的原因想离开北京大学时，就利用自己去北京出差的机会亲自去叶老师家里，请叶老师去武汉大学工作。在刘道玉诚心的请求下，叶汝连以最快的速度调进了武汉大学。

刘道玉也非常地重用这位人才，很快让他担任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法国研究》的主编。这位叶老师最后不仅培养了多名研究生，而且为武大与法国高校的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了法国的棕榈。

刘道玉爱惜人才、重用人才，为了调动法学韩德培教授的积极性，振兴武汉大学法学专业，他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带着学校的《关于请求为韩德培晋升工资的报高》，去找教育部计划财务司司长，陈述给韩德培晋升工资的理由。最后，在当时的蒋南翔部长的批示下，韩德培老先生的教授职称由晋升为二级，工资也被相应地提高。加上这次的重用，韩德培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为武大的法学可以说是鞠躬尽碎，做出了不朽贡献。武大的法学终于恢复了昔日的辉煌。

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是刘道玉改革的重要准则。湖南人杨小凯在“文革”期间因发表一些言论而沦为阶下囚。“文革”结束后，杨小凯仍系囹圄，并自学了多国语言。刘道玉得知后，亲自多次赴湖南为杨小凯一事奔走，使杨得以早日出狱，并被刘道玉安排到武大图书馆工作。“没有您，可以说也就没有我，先生对我及我国青年学子用情之笃， 第一人也……”杨小凯在给刘道玉的信中这样写着。

刘道玉任校长期间，通过各种方式引进人才 3000 多名，这些人才大大地充实了武汉大学的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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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刘道玉还给武大和高校带来一种全新的校园风气和文化氛围。刘道玉后来说：“我那个时候允许学生不上课，允许学生自由选专业，允许学生跳级，允许学生留长发，穿喇叭裤，允许跳交谊舞，谈恋爱。很多学校晚上十点钟要把电闸拉掉，学生统一作息——都大学生了，干嘛还统一关电?学生有的喜欢早睡，有的喜欢晚睡，统一关灯的结果是那些夜猫子躺在床上睡不着。所以我不同意统一关灯，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

上世纪80年代，全社会都对大学生恋爱嗤之以鼻的时候，总有武大女生豪气干云地在宿舍楼大喊：“谁陪我爬珞珈山上的铁塔，我就跟谁恋爱！”自然有男生愿意尾随，随即出双入对。

著名教授易中天谈到他那个时期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感受：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副校长、、副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大学。

据刘道玉回忆，他当时最想做的，“就是营造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教育环境和学术氛围，我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学独立、学术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办学之通则。”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校园

自由、民主、宽容……的系列改革观念，与蔡元培当年在北大“兼容并包”的思想隔着时空遥相呼应。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写道：“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马寅初当年因《新人口论》而挨批，他写了一份《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易中天、王小村、方芳、池莉、王家新、喻杉、傅红春等这些人才，都是在刘道玉任校长期间培养的大学生，后来都是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罗辰生、熊召政、朱秀梅、陈松叶、文新国等这些作家，都是刘道玉实行的“插班生”制度后得以到大学深造的。

在刘道玉的努力下，武汉大学与法国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在武大建立了中法交流中心，前后向法国派遣了300 多名留学生，还建立了“中法数学班”，加强了武大与法国之间的合作交流。同时，刘道玉还积极地和日本、美国的大学校长包括哈佛等名校校长进行交流，取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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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革在1988 年2月10日戛然而止——那天下午，刘道玉被突然免职。

一位教授告诉他：“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还有人批评，刘道玉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忽视了遵守“规则”，尤其是官场的“潜规则”。

但刘道玉的改革之心仍然未死，2021年在中国新闻周刊发文《重新理解改革》呼吁要有对待改革者的宽容政策，改革是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因此要允许改革者大胆地探索，也要允许失败。

参考资料：

[1]《雷军：我的科技探索之路，武大130周年珞珈论坛演讲》，雷军

[2]《记著名教育家刘道玉》，人物杂志

[3]《拓荒与呐喊：刘道玉的教育人生》， 胡孝文，学习博览

[4]《刘道玉：教育改革的情结我一直挥之不去》，搜狐新闻

[5]《刘道玉:一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方可成

[6]《刘道玉从大学校长到小学校长》，谢湘

[7]《知耻后勇、锐意改革——试论刘道玉对武汉大学的贡献》，王争录，民办高等教育研究

[8]《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大学是为理想而生存的》，谢湘，中国青年报

[9]《武汉大学被原校长刘道玉》，亚洲新闻周刊杂志

[10]《灵感点燃了创业的火种 —— 雷军创业之路的教育路径分析》，刘道玉，决策与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