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未成年人罪案：重刑能对抗恶意吗？

文 | 李厚辰

最近，邯郸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很多人呼吁重刑，认为重刑不仅是对犯罪者的惩罚，还是防范未来犯罪的必要警示。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也于近日表态：“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番表态是对汹涌民意的回应，网络上主张重刑的人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案件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是好事，但最高检的回应，几乎已经定调嫌疑人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另一面的理由算是老生常谈，即青少年犯罪和霸凌并非一个个体责任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问题必须通过留守儿童、学校管理等一系列手段来解决，而非严刑峻法。

每每这种问题出现，就似乎是“严刑峻法派”与“社会结构派”之间分歧的一再重演。

01.

两个视野的不相容

面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思路是这两种视野并不矛盾，我们既要严刑峻法，也要优化社会管理。或者，干脆可以分成短期靠严刑峻法，长期靠社会管理，好像矛盾就此消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两个视野不仅存在矛盾，这个矛盾还可能是理解问题的关键。

这个矛盾有很多层面，最大的讨论关于青少年。青少年的状态是否存在特殊性，或者说可塑性？如果任何青少年发展时期具有特殊的可塑性，那在这个关键周期，选择重罚或教化有根本的区别。

美国对此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指导着他们对青少年犯罪的介入方式，也呈现出对青少年施加惩罚与对成年人施加惩罚造成的不同影响。

对成年人施加惩罚，是希望其通过惩罚学会对规则的敬畏和遵守，但青少年似乎对惩罚本身有更强的响应。

《少年法庭》

美国司法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被监禁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在释放后重返监狱，这种现象被称为“旋转门”效应。各国在检讨青少年犯罪问题时，都把再犯罪率作为重要的指标。

除此之外，青少年在监狱中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高于成年人，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数据，约50%的监狱青少年患有至少一种心理健康问题，这个数据高于成年人群体的43%。

可见，成年人更适合以惩罚的方式施行教化，而青少年则更难将惩罚看作自己行为的后果，容易将其当作整体社会对自己的报复和恶意对待。

因此，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对青少年使用形似成年的监禁措施，不仅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问题的加剧。所以对于青少年犯重罪，解决手段究竟是“重罚”还是“教化”，或许不是一个可以一边重罚，一边教化，或者以重罚实现教化的目标。

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会关联到另一个重要的视角。

02.

重刑也是“社会结构问题”

呼唤严刑与呼唤解决结构性问题，看上去是平行的两种方向，但实际上在公众心目中可能完全不同。

刑事惩罚是一种具象的“政策”。我们呼吁对青少年犯罪者进行惩罚的背后，有着对这种政策的预期和实现状态清楚的认知，也就是他们不是进入少年管教所，而是进入监狱。不仅进入监狱，人们还期待很长的刑期。

当我们说青少年犯罪是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整体的参与，这则是相对抽象和模糊的观点。学校、家庭、社区，到底要做哪些事？我们就不太知道了。

《少年法庭》

此次涉案的人员，受害者和犯罪嫌疑人全是留守儿童，因此还引发对“留守儿童”现象的探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家庭和社会全面地对留守儿童群体提供更多关怀。但实际上，到底可以怎么关怀呢？

这样的问题让前者的政策想象非常确凿，而后者的政策想象却非常虚幻。每当我们提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就会遭遇这种困境。这类主张大多听上去正义凛然但缺乏实质，而“严刑峻法”则是可感和可想象的，这让公共舆论更容易对前者投入信心。

但问题是，对“严刑峻法”而言，审判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只要犯罪者判处的不是，他就有机会重回社会。所以对“审判”这个结果的实感，并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这个政策的影响。

严刑峻法涉及到监狱管理制度的方方面面。比如犯人在监狱里可以得到什么教育？他们的思想如何被纠正？他们在监狱里会如何劳动？探视政策是怎样的？犯人如何与家人沟通？减刑的激励措施是如何运转的？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犯罪人员服刑完毕后回归社会的衔接政策是怎样的？释放人员的就业政策如何？......

只有上述问题都足够清晰，我们才能获得对“重罚”的全部想象。判决和监禁期限是开始，如果上述政策运行不佳，没有合理的方案，或者没有充分的资源投入，监禁可能不是改过自新的开始，而是不断将其生活恶化的机制。

《少年法庭》

有人可能觉得是这些犯罪者咎由自取，活该。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终究会回到社会，他们的家人、朋友、社区，都会受到直接影响。

惩罚真的是个实在的、有效率的社会政策吗？或许我们对惩罚的了解，和“这是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整体参与”一样有限。严惩同样牵涉到复杂的监狱与社会管理问题，在审判时多判五年、少判五年，并不能完全消解这个真正带来影响的因素。

反过来，“社会整体参与”同样可以有实在的想象。例如留守儿童，和被称作“边缘犯罪者”的问题少年，使用足够的社工对其进行疏导，是一些国家已有的制度。但这些制度需要精细化的社会管理，例如一个地方到底有多少“边缘犯罪者”？只有了解这个数字，才可能估算社工人数。

还有青少年判罚的“少年法庭”制度。韩国电视剧《少年法庭》就曾聚焦这个机构的运作。

我国同样有少年法庭。早在1984年，就初次尝试了少年法庭的制度，专门用于未成年人的相关判决事项。今年的3月14日，时间非常巧合，就在邯郸未成年人杀人案批捕后一天，最高又就“少年法庭”问题有新的进展，之后揭牌了“最高人民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

少年法庭在审判上有何不同，其提出的“寓教于审、圆桌审判、社会调查、犯罪记录封存、心理疏导、合适成年人到场、回访帮教”等工作机制，具体是如何执行的？这些细节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充实对“社会整体参与”的了解程度。

03.

实然的困难

但问题显然还没有解决。不管是监狱体系，还是社会体系，风险控制和教化系统都是一个精耕细作的领域，不靠“善心”和“责任”，而是需要投入真金白银的社会资源来解决。

监狱、留守儿童在这边基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很多人恐怕对美国监狱的熟悉程度都大于对我们自己的。

美国一年的监狱支出大概在700亿美元，监禁率是全球之首，监狱人口达到200万人，平均每人3.5万美元。我们没有公开监狱系统预算数据，但能查到北京市监狱系统支出为43亿人民币，这是很高的数字。

如果以这个高标准的数字估算全国，则总支出超过1000亿元（43亿乘34个行政区）。这个数据的测算肯定不精确，但可以作为一个数量级的基础参考。

社会领域方面，医保机制和养老保险机制都以保险金缴纳为基础，服刑人员自然没有这些保险机制的缴纳，进入社会后抗风险能力极差。

《少年法庭》

除了社会保障体制外，社工体系也是重要的环节。我国持证社工人数有73.7万人，美国这个数据为70.8万人，但考虑到人口基数，人均社工数量还有较大的差距。再加上非政府组织方面规模和投入的差距，导致社会领域实现更精细管理的空间较小。

这就像现在很多中小学为了遏制学生在校风险，手段是限制学生自由活动。虽然2021年实施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要求，“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但下课不允许出教室的现象依旧普遍。

因此，从应然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轻松地说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个社会问题，需要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留守儿童问题、青少年发展进行全面的介入。

但从实然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缺少父母和管教资源的家庭，缺少精细介入手段的学校，缺少足够的社工和介入资源的社区，甚至到少管所和监狱的管理体系，都让呼吁“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主张变得难以开口。

04.

如何面对复杂，与问题共存？

还有另一个很具说服力的观点：不管惩罚是否有用，但惩罚起码公平。就算惩罚无法改变他们，如果他们再次犯罪，就是有前科的犯人，更要重罚。

这个观点让我们可以不管效果，只管“公正感”。公正感是个重要的东西吗？这取决于社会的形势。

我们正处于一个剥夺感越来越重的社会。福利和包容政策的黄金年代正在经历全球性的退却，随着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回潮，在各个国家都有“严刑”的呼吁，不管是针对，还是针对犯罪者。

在压抑的情况下，社会情绪更容易被点燃。不管是以正义的原因、以公正的原因，还是以民族的原因。不仅是对犯罪者，对明星、企业或其他个人，大众的态度都展现出异常苛刻的趋势。“零容忍”、“高压线”、“顶格处理”、“从严从重”不是偶发的对极端事件的态度，而是一种持续的情绪。

《小武》

其实这种事件是对社会和个体进行系统性反思的机会。芬兰赫尔辛基在2020年曾发生了3名青少年虐杀的残忍案件，涉事少年分别被判处8-10年监禁。

更重要的是，事后引发了芬兰对未成年人教育和社会体系的全面反省，也有专著出版深入探讨了这起案件背后的社会和个人层面的问题。除了关注处罚力度，这类探索或许能产生更长远的意义。

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短期的解决方法，“社会整体参与”展现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严刑重罚也并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我们再次遇到要与问题长期共存的处境。但是，长期共存绝不等于消极等待，起码有几个方向是可以改善和关注的：

1）社会福利体系完善

呼吁资源向福利体系倾斜，通过不断完善福利体系，让社会问题得到缓解。这也不是抽象的，现在国家鼓励“新型城镇建设”，并以“县域经济”为主要抓手。如果可以促使农村人口通过这个机制转城市户籍，享受哪怕入门级的城市福利体系，可能都会是有益的发展。

2）社区建设

现在的社区建设主要以行政管理为主，但“社会部”建立后，资源也有向社工领域倾斜的可能。如果以社会末端的秩序作为考核，给予基层社会自治的空间，或许能提供更多社工与社会职能。

3）出生率降低下的教师资源密集化

出生率下降后大量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资源冗余。如果增加教育投入，我们也会有现成的人手和足够的经验优化学校的管理，甚至对留守儿童、边缘青少年进行辅导，提供校舍进行住校管理等。

谁都希望过平稳的日子，如果生活尚有希望，大概鲜有人是“天生犯罪者”。也许下次，我们不必只呼吁“重罚”，而是尝试呼吁类似的上述建议。问题不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但我们可以尝试向一个能解决复杂问题的社会，迈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