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万篷 千万不要把智慧城市做小了

千万不要把智慧城市做小了，以为就是加装硬件设备，就是强化公共管理，就是增加办事便利性。这是最狭义的理解，肯定是对的，但是远远不够智慧。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前滩综研”(ID：idsschina)。亿欧智慧城市对文章进行二次编辑，供读者参考。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聚焦数据驱动型的产业经济和公共管理研究。本文为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何万篷在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研讨会上作的简短发言。

上海面向2035的发展新动能，可能有5大KDF(key driving factor，关键驱动因素)，分别是：开放经济、消费社会、科技创新、多元文化、智慧治理。这个“智慧治理”的全称，就是“智慧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我们的理解是，智慧城市建设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工具;而智慧治理，是前4个关键驱动因素的重要保障。智慧城市建设，是上海面向2035的政策工具箱里，是关乎全局、具有重大牵引性的“战略级”工具。

这些研究，是建立在广泛的国际“对标”基础之上的。我们注意到，东京面向2020年奥运会，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提出“三个都市的新东京——安全都市、多元都市和智慧都市”。在“森纪念财团”完成的《未来剧本：东京2035》中，提出“三步走”的都市战略建议，包括都市结构、基础设施、震灾对策、环境共生。日本内阁还于2018年6月5日，发布了“未来投资战略2018”，提出面向“Society 5.0”(社会5.0)，构建数据驱动型社会，打造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高度融合的系统。

这启示我们：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广义、开放的、界面友好的共性平台，严格来说，它是一个共性的后台。

幕后英雄，默默地支撑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以人为本，高度重视运用的效率、效能，设计了生动、具象的应用场景。

日本的城市治理决策，包括但不限于智慧城市建设决策，有一条清晰可辨的思路，约束条件、循证决策、情景模拟、柔性合成。2018年，上海市一般公共预算中，和城市管理强相关的支出占13.5%，东京的占比为25.1%。和上海相比，东京在公共安全、城乡社区建设等方面的支出，占比更高。另外，具体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支出，2018年东京的预算占当年总预算的4.7%，上海方面暂时还未找到对应数据。

新加坡在政府侧，实际上干了2件事情。

再来看看新加坡。最近发布的《2019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将新加坡排在第一位，香港第二，美国第三。世界竞争力报告分析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4大类别的235个指标。新加坡今年跃居榜首，首要原因是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然后是熟练的技术劳动力储备、对移民友好的法治环境和行之有效的开办企业方法。

一是积极的企业政策

。2001年6月，在IBH(国际商务枢纽计划)的基础上，升级为GTP(全球贸易商计划)，对符合条件的贸易商给予特别税率优惠。前不久，我们受GTP计划启发，提出了上海的GSP(全球服务商计划)，后来转化为政策，由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和静安区政府联合向全球作了发布。

二是激进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政策

。新加坡先是在2006年提出打造“智慧国2015”，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管总规划，现在是升级版“智慧国2025”。“智慧国”理念的核心，是3C：连接(Connect)、收集(Collect)和理解(Comprehend)。新加坡一直位列全球电子政府排名的第一，98%的公共服务由网络来搞定。

我到新加坡访问，和总理首席顾问交流，后来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来讲学，他们讲了一个共同的观点：上海在13亿人当中选人才，新加坡在30亿人当中选人才，美国在全球60亿人当中选人才。新加坡怎么选?通过网络，把路线图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路线图就是大名鼎鼎的“8个步骤进入新加坡”。

激进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既增加了积极企业政策的竞争力，也催生了大量的市场主体，新经济就能涌现。新加坡还进一步提出，要做亚太信息枢纽。在积极企业政策和激进信息化基础设施政策的耦合下，新加坡拥有了全球最高效的海关系统贸易网络，与进出口(包括转口)贸易有关的申请、申报、审核、许可、管制等全部手续均通过该系统完成，进出口商通过电脑终端10秒钟即可完成全部事项，10分钟即可获得审批结果。

最近有2个新闻：一个是最适合80、90后居住的城市，新加坡排第一，上海排第12;另一个是到杭州的互联网工程师，23.56%来自上海!

新加坡案例给我们的启发：

第一条是要有“管总规划”，克服合成谬误;

第二条启示，就是智慧城市政策和财经政策，要像DNA的双螺旋一样相辅相成;

第三条启示，是要通过“炫酷”的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吸引年轻人，给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机会;

第四条是，智慧城市要发挥连接周边、链接全球的功能。

再讲纽约的一个案例。我们翻译过NYFD(纽约消防局)的一个材料：《重新构想大数据在政府中的作用》，深受启发。布隆伯格当纽约市长时，亲自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部门——“数据之桥”，要让信息孤岛互联互通起来。

布隆伯格市长一句口头禅：In God we trust. Everyone else, bring data(我们信靠上帝，除了上帝，其他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他把纽约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券商交易大厅的布局进行改造，使用了很多监控终端，让纯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像“红马甲”一样，实时地监控城市消防、治安、卫生等指数的异动。受纽约消防局大数据分析室创始人的启发，我们自主开发了基于大数据的火灾预测引擎FIRECAST，在田子坊、无锡市消防支队等地方，开展实战科研，效果非常好。纽约消防局的强大之处，在于提前90天，就能消灭25%的火灾。甚至在有些地方，火灾还没发生，消防车和警力已经在附近巡逻。把有限的资源，精准投放到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纽约消防局的工作机制，就是感知人的不良行为、物的不良状态，实现卓越治理和弹性运营，前置干预和处置。其原理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海恩法则和墨菲定律。

还有一个案例是关于迪拜的。上海现在是精细化管理学习东京，自由贸易学习香港，综合营运学习新加坡，文化和商业交相辉映学习伦敦，科技创新学习硅谷、波士顿、特拉维夫、奥斯汀等，全球控制学习纽约。巴黎是负面典型，目前这种尴尬的状态，原因在于年轻人没有获得感和方向感。

而基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要学习迪拜。全世界最早、最好的“创新沙箱”就在迪拜

。新加坡也做得很好。“创新沙箱”的意思，就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领域，放松管制、封闭测试，政府职能部门不接触、不干扰、不侵入、不破坏，基于大数据，远远地看着你，不该管的时候是空气，要管你的时候一点不含糊。

今年，迪拜的金融服务管理局已邀请当地和国际公司，加入2019年监管沙箱暑期计划。成功入选的申请者，将能够进入DFSA监管沙箱，获得创新测试牌照计划。2019年的主题是关于金融科技的，包括通过智能合约，测试伊斯兰债券的数字化发行，以及股票和债券的代币化。目的就是为公司提供临时的灵活性，开发商务模式，测试技术路线。

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上海某中心城区网格化中心的。过去他们是全年无休，随时待命，电话铃声就是老百姓下的“命令”，闻“铃”而动;现在是看“数据”而动，快速反应，甚至提前反应。他们已经连续多年在网格化中心过春节了，就盯着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2018年他们共处理问题案件34.29万件。其中，通过12345等热线上报案件达到4.82万件，约占总体案件量的13.38%;网格中心主动发现案件共计27.85万件，占总案件比重为86.62%;另外，居民区上报、监督员上报、微上报案件分别为13.23万件、8.19万件、6.43万件。数据是巨量的、枯燥的、冷冰冰的，但是老百姓(包括本地居民、企业公民和外来游民)的投诉和吐槽是有温度的，必须在第一时间去感知，去响应，给反馈，还要跟踪。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在海量数据背后，识别高度碎片化、随机化、千变万化的诉求，分析深层次的时间空间等维度的复杂原因，为领导的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优化本区域的营商环境。

最后，谈谈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和价值网络，简单来说就是广东造箱子、苏南装箱子、义乌发箱子、宁波数箱子、上海数单子、新加坡算票子、伦敦核票子、纽约发票子。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上海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如何在这个体系和网络当中，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

智慧治理，应该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竞争武器，其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如何去规划它？

两种思路，一种是现状递延型，趋势外推，线性增长。一种是未来引领型，根据明天和后天的需要，今天未雨绸缪、前瞻预埋。智慧治理不仅仅是解决今天的问题，更是解决明天后天的问题。譬如5G，现在基本有个共识，独立组网，不是在4G基础上加加减减、修修补补。我们不能满足于津津乐道5G的优点，高速、低时延、不拥挤等。要看到5G对新生产新生活新交易的牵引。譬如，现在说吃-穿-住-行，今后大家关心的顺序是行-住-穿-吃，智慧“出行”是第一位的，这对全世界都是挑战。

上海城市管理有精细精致精确的基因，有集中力量办事情的传统，现在要做的，可能就是在科学的顶层设计、管总规划的引领下

，让全域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试验场，成为新生产生活新交易的竞赛场，催生更多的“传奇式创业、现象级事件、颠覆性创新”。

千万不要把智慧城市做小了，以为就是加装硬件设备，就是强化公共管理，就是增加办事便利性。这是最狭义的理解，肯定是对的，但是远远不够智慧。政府管规划、打基础、定规则，最好由一位副市长出任首席数据官(布隆伯格事实上就是纽约当时的首席数据官)。市场承担实务推进，宽应用，尤其是要让中小企业有更多的参与机会。